转载自“新《咖啡店》”星期五 11, Mar 2011 6:18 pm
作者：山海关
今年1月24日，李万千先生推出一篇时评《两线制：华团的弃儿？》，2月27日柔佛四团体合办新春联欢晚会上，李应邀演讲时，讲题也是《两线制：华团的弃儿？》，时评与演讲的题目相同，内容也一致。显然，李对自己的见解颇为执着。浏览通篇，总觉得李文不无脱离实际，流于主观推论之处，有需商榷！
首先，《两线制：华团的弃儿？》开头便说大选欲来风满楼，分析一番之后指出，第13届全国大选即将到来，而华团似乎还没有作好必要的准备，云云。
奇怪，华团并不是相关的选举机构，如何作好必要的准备呢？是否又要各华团在大选之前提出种种“诉求”，幸运的话，到时或能讨回一点好处；不幸的话，只好等着掌权者秋后算帐。对此，人们早就领教过那些大嘴巴的时评人尽会说风凉话，什么讨回一点好处有如小孩讨糖果啦；而不幸遭受秋后算账或受辱时，则说成是华团领袖软脚的应有后果啦，冷嘲热讽，不一而足。
从全文看，李先生这次与时下时评人有点不同，主旨在于要华团重新推动1986年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个“两线制”政治主张。
为了加强本身立论的说服力，李先生把已故林晃昇老前辈当时在《两个阵线制度和马来西亚民主》的讲稿中的词句高调引用 ——
“全国民权委员会所倡议的两个阵线的概念，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地发展。因为只有当形成两个足以互相取代的阵线时，当权的一方，才会表现得比现在更加民主，更加开明，人民的意愿才会更加受到尊重。”
众所周知，大凡引用他人的言论，有需前后照应、如实反映，不能片面予取予求。其实，林晃昇在1986年大选后作出经验总结时却是这样说的 ——
“……‘两个阵线’的概念在打破一党专政及促成我国民主制度的健全发展等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否要推动及如何推动有关工作，则应由有关政党本身去决定。”（引自：1986年9月14日，林晃昇在董总各州属会第28次联席会议演词《调整步伐，继续前进！》 ）
林晃昇老前辈明明说“两个阵线”（“两线制”）应由有关政党本身去决定推行，为什么李万千偏偏要华团作好准备，否则华团就是把两线制当弃儿呢？是一时失察抑或另有原因？
其次，不妨看看李先生是否真的如其文章所标榜的，两线制的提出只是作为打破政治霸权的策略手段呢？
当年，林晃昇曾坦承，原本来自西方概念的“两党制”，为免被误解而改称“两个阵制”，并表明这只是作为打破一党专政垄断而提出的策略手段而已，不为别的。可是，当今天有人提出西方的两党制不是我国人民的选择时，李万千却大动肝火，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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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千批判说：正当两线制越来越获得支持，有望成为终结我国巫统/国阵独裁政权的策略手段的时候（不排除遭受暂时挫折的可能），任何自以为“政治正确”，以“左”的或“进步”的姿态，批判民联和国阵只是Pepsi Cola 与Coca Cola的差异，或武断地认为“照搬发达国家各垄断财团之间坐地分赃，轮流坐庄的所谓‘两线制’，不应该是我国人民的选择”（见阿川《珍惜历史，明确方向》，〈燎原之夜纪念特刊〉）之类的政治“高调”，在客观上只能起着混淆和分化作用，帮助国阵延续其独裁统治。事情是否如此？不妨验证一下！
读了《珍惜历史，明确方向》和查看21世纪联谊会《会讯》可知，阿川等不同意的仅仅是时下那种“照搬发达国家各垄断财团之间坐地分赃，轮流坐庄”的两线制提法，因为这不是应用策略，而是从思想理念上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集团之间轮流执政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实质是广大劳动群众只能靠边站，处于无权状态，因此“不应该是我国人民的选择”。李万千不能冷静地思考阿川等的意见，却主观地推断说阿川等是在“批判民联和国阵只是Pepsi Cola 与Coca Cola的差异”，等等。其实，从《燎原之夜》及21《会讯》中，阿川等从来没把民联和国阵看成Pepsi Cola 与Coca Cola一样货色，他们是从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统战实践，即结集进步民主力量以对抗专制统治的要求出发的。请看，战后广大群众拥护“人民力量中心”和“泛马联合行动”的结合以对抗英殖民统治；独立后支持社会主义阵线以对抗“巫华印联盟”；往后则要求各反对党团结起来，在选区一对一对抗国阵；而今是号召支持民联，给予民联机会。这些都是体现统战实践的历史连贯性，并不是什么“政党轮替”的反复鼓吹。
再次，有需强调指出，号召支持民联，为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这同鼓吹民联与国阵“轮流执政”的走马灯戏法完全是两码事。李万千批评别人把民联和国阵看成是Pepsi Cola 与Coca Cola，其实，从他本身对台湾民进党与国民党轮替执政的推崇，说明了他对Pepsi Cola 与Coca Cola“互相轮替”的执政模式非常在意，不能不令人发问，他的“两线制”是否仅仅在于“策略”运用而已。
李说，两线制是以政权轮替作为前提，正如台湾当年的政权轮替，是以民进党取代独裁的国民党作为前提一样。又说，现在看来，民进党与国民党或许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这并不等于说，当年民进党取代独裁的国民党，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没有必要和不具意义的……，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台湾同我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李推崇民进党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看来难以令人苟同，因为若把台湾的民进党拿来比喻我国的民联，无异是向支持民联的我国人民群众的头上大泼冷水，这是什么“策略手段”？
事实上，台湾当年的所谓民主化风气，倒是由国民党先放开来的。于是，民进党闻风起舞，与国民党搞出一幕幕民主丑闻和议会闹剧，导致舆论无是非、社会大分裂。民进党夺得执政权后，贪污、舞弊、滥权、造假，文明糟蹋、道德沦丧，全岛混乱，国际哗然。这一切，值得我们效法吗？我们可以为了让政客朋党所结合的各自集团达到“政权”的“轮替”，而不顾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感受吗？我们可以把台湾的民进党拿来同我国的民联相提并论吗？难道我们希望民联也结成朋党集团并与巫统的朋党集团“轮流做庄”吗？请问，这究竟是要支持民联还是另有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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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要不迷恋于西方或台湾的两党制，只要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前头，拥护两线制的种种力量，也是当前统战队伍中的重要环节和动力。正如上述21世纪联谊会《会讯》（第18期，刊载《珍惜历史，明确方向》等文章）中指出的：“当前‘两线制’的拥护者还是能够支持和加强民联的，终究属于革新的动力。”（见《当前热门三议题》一文）
最后，不得不回头来谈谈李万千先生近年来的时评风格，是否已偏离了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原有传统的问题。
李先生在上述时评和演讲中一厢情愿地指出，“1986年，15华团领导机构属下的全国民权委员会，就能够比政党更具前瞻性地倡议和推动两线制”；接着更大加赞扬1990年林晃昇不但为促进两线制而发动“民权起义”，还进而带领华教人士“集体加入行动党”等等远见和作为。再接着，笔锋一转发出谴责道：先有华总的林玉静乖离两线制的立场，而接任的会长方天兴只会“迎合当权者”，至于董教总的郭全强则在高压下对华团的诉求竟作出无原则的妥协。
最后是狠批“具有左派背景”的董总主席叶新田。李把自己近年来对叶的指控，如数家珍地一再重复罗列，于是给叶新田团队安上对两线制“交白卷” 、将使到两线制沦为华团的“弃儿”等等罪名。严于责己，宽于待人，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李万千是否也应该总结一下在推进两线制过程中，本身又说了和做了些什么？
按常理，李先生本身固然可以高度赞赏两线制，夸奖民权委员会比政党“更具前瞻性”，但别人也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考量，怎能强求别人，自以为是？不妨再听听林晃昇老前辈在《调整步伐，继续前进！》里的忠告吧——
对两线制 —— 它有一定的意义，只可作为策略运用；推行两线制 —— 应由有关的政党去决定；任何华教负责人参与政党或助选工作 —— 应以个人的身份进行，以避免董教总被卷入政党之间的纠纷。为了捍卫董教总的原则，“避免被卷入政党之间的纠纷”，林老说到做到，当他决定参加民主行动党（即李所谓带领华教人士集体加入行动党），坚决辞去了董总及独中工委会主席本兼各职。（见1990年林晃昇致胡万铎之信件）郭全强、叶新田也接着捍卫董教总的原则，为什么李万千却指责他们两人既“去政治化”于前又“交白卷”于后呢？
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线制的理念在我国有多“正确”，有多“前瞻性”，也有待于社会实践的检验，并非由谁说了算数。真理逾越一步就是谬误，理论脱离实际便成空谈。愿共深思、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