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总团拜不应当斗爭议题
2015/2/11 东方日报/评论版
～作者：吾觉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日前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指出：「友族同胞过年，象徵了互相原谅的意义，因此期盼华社在准备迎接农历新年之际，能够向友族同胞学习，让事情有个美好的结局，而並非让战斗延伸。」
他还说：「团拜是华人优良的传统，代表了团结，欢乐及和谐。董总內部的纷爭，不应对外扩充，双方应该要有一个达到相同共识的方案，勿让战斗延伸到团拜。」
不是吗？即使国阵和民联，反对党和执政党平时互骂，开斋节时，反对党领袖仍落落大方地前往首相官邸开放的门户祝贺首相及巫统高官开斋节快乐。一个圆融、有外交手段，精明的政治家，高明的手段，往往还会令敌人折服钦佩。
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曾冷战多少年月，但聪明的基辛格奉尼克逊总统之命，以小小银球（美中乒乓比赛）到北京作破冰之旅，化解了中美多年的对立仇恨。
南北越经过了漫长的內战，美军也积极参战，但，南北越被越共统一后，如果永远记恨，美越又如何能和解建立邦交，双方如何在外交及经贸上获利？
董总当权派和挑战派，如果真的是为华教的利益斗爭，是什么深仇大恨，不共戴天，连新春团拜的决定都要纠缠不清，吵吵闹闹？
每年董总都有举办新春团拜，今年可以因为18中委不批准，就不开吗？叶新田若认输今年开先例不举办新春团拜，外人又会怎样指指篤篤？董总「18金刚」不合作，不遵从的战略，去年叶主席据报也曾在他召开的二次会议要討论该事项，把办今年新春团拜议案例在会议议程，但「18金刚」离席变流会；要討论2015年的董总年度预算案也杯葛。这种政治式的斗爭，很高明吗？这是真正改革董总之道吗？
放下歧见 互相团拜
据报导指叶主席不久前也曾以过去曾用过的「纸上会议」，討论新春团拜事项，18金刚结果也没回应，当权派于是折衷的办法是改由董总森州董联会来主办团拜，也获104个团体协办，挑战派如像陈友信所说像马来友族，年节时放下公务上的歧见，互相团拜，不是好过让战斗祸延团拜吗？团拜跟董总內部改革有什么瓜葛？
真正领导改革董总运动的人，要作为「董总的救星」，在今天更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其实应比先辈们更有大智大慧。大格局思维，应有圆融的外交手段！改革，不是蛮干！要受华教的人支持董总改革，领头羊应显示「未来董总大救星」的智慧。否则，华社有智慧的沉默大眾，相信对董总內部低层次的恶斗，会感到厌倦。
今天，批评叶邹二人做得不好，首先应更具体地，而且应客观性地列出当权派在行政、策略、执行力，董总的绩效，独中华小的发展是否在他们领导下是日落西山，开倒车，还是不爽他们只因为人事上的安排，处理不受落？公私应分清楚。
18中委日前在反对董总当权派对办新春团拜的课题上，牵扯到对叶主席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污蔑，比如公开在受访时骂他「卑劣，荒诞的行径，说话顛倒是非，语无伦次，作贼喊贼，干扰华社，误导群眾」等等恶言，看了不禁令人摇头，董总是华教最高领导，「改革派」的斗爭，8万独中莘莘学子也在看著，老师教他们「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儒家美德，在那里呢？至少，双方的斗爭，我们只见当权派只在守卫，並未对挑战派个人的人身攻击。
其实，今天我们冷眼看台戏，已越看清楚董总的內訌，更像是一场人事、权职的斗爭，而非大格局的华教策略、方向，更有实质內涵的斗爭。
董总袞袞诸公有没有想想，2013年你们才让叶邹无挑战不劳而获，如今却大发烧「立斩不赦」，你教叶主席怎么心服？其实，不必大动干戈，再过一两年，你要叶邹二公再留任，他们可能都不屈就，他们都说了这份职「有功无赏，弄坏要赔」，有什么好康啊？显然今天叶邹是为不服而战，而且並不孤寂。
国际学校崛起
2015-02-10 光明日报/专栏
～作者：小黑
明媚的星期六早上，我邀请马来西亚及汶莱两地的剑桥国际考试高级发展经理黄先生到学校出席一个剑桥电脑证书的颁奖仪式。席上他告诉我，刚刚从实兆远考察归来。原来当地的一个集团打算拨出5英亩的土地，建立一座国际学校。除了实兆远之外，他也到大山脚的一个大型住宅区考察一座幼儿园至高中部的国际学校。有关的两座学校提供的教育体系，最终都是以剑桥IGCSE（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国际中学普通教育文凭）考试为目標。
看起来，IGCSE是越来越吃香了。它的前身是O Level。更早之前是GCE。当年我们在念中学时代，课文是英文，考试及格，取得的文凭是GCE，值得开心，但也是许多人的梦魘。不少同学因为英文掌握得不好，饮恨考场。我们好不容易发展一个以母语为主的教育体系，而且还创办备受世界八百多间大学接受的统考文凭，如今却有人转移视线，认为IGCSE更有出路。是时间真的可以叫人忘记伤痛？还是现代人没有伤痛的记忆？
不管如何，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的崛起，是一个不爭的事实。根据董教总的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报告，从2010至2013年，就增建了15所国际学校，目前共有72间，学生人数也多出93%，达到38,476人。2015年华文独中学生有83,042人，比2014年增加4.77%。很明显的，国际学校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
对独中构成潜在压力
国际学校的存在，无疑给予华文独中一种潜在的压力。国际学校的创建，不但不会受到政府的压制，相反的，政府还很鼓励商家投资於国际学校。根据剑桥机构的黄先生说，实兆远会设立国际学校是因为附近的红土坎海港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霹雳州非常需要外国投资参与。国际学校的设立，是发展海港的附加价值。
国际学校是一种商业產品。商人看见国际学校的商机，都会积极投入。国立的教育机构表现愈来愈差，不只是华裔家长思变，不少印裔及马来知识分子也一样送孩子进入国际学校。社会愈来愈富裕，以及少子化的风气，家长们都会愿意將孩子送读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最大的卖点是英文媒介语的使用。不少接受华文教育的年轻家长，因为没有经歷母语斗爭的苦涩经验，完全没有母语教育的包袱。对於孩子的教育只以未来的利益为考量，经济许可，一般都不会拒绝將孩子送进国际学校就读。
时代无时无刻都在改变。面对巨遽的挑战，华文独中肯定要谨慎看待。既要加强软硬体设施，也要营造求学的良好环境。万变不离其宗，可千万不能够忘记前人创立华校的目的，是延续传承中华文化的教育原旨。（光明日报／好评‧文：小黑）
华教爭一时，也爭千秋
2015/2/7 东方日报/评论版
～作者：章咏明
林东生上週在《东方日报》龙门阵文章〈董总之爭，爭个什么？〉內容对华教的理教甚为偏颇，甚至有严重的误导，笔者不揣浅薄，予以驳斥。
林文说：「依我看，董总之爭其实就是马华党爭的一个党外翻版，完全不关是非问题，而只是一个权斗与爭位的问题，一个很难堪的文化陋习。挺叶派也好，倒叶派也罢，两边都不为路线而斗爭，只为权力和利益，只为背后的政治力量。」
此话可说不知所谓。首先，董总內爭固然是不爭的事实，但把董总之爭比喻为「马华党爭的一个党外翻版」，则是信口胡扯，也証明他即不懂马华，也不懂华教。
更严重的谬误是：林东生完全没有拿出証据来为他的「背后的政治力量」给个合理的解释。
他所持的牵强由是：「华教课题既然牵动那么多背后的利害关係，那为何大马中文报，数月来全体上下大肆努力渲染「倒叶邹运动」的当儿，马华公会和行动党这两个华基大党却主动缺席这场『政治运动』呢？」，「对马华而言，他们是站在明处，也就是说，就算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什么话都不说，你也知道他心里是想要叶邹走人。不过，你知道行动党的林吉祥、林冠英、潘俭伟，他们心里怎么想吗？」
首先，林东生完全是一种臆想式的精神分裂写作手法。他先说有「背后的政治力量」，结果却自打嘴巴说「马华公会和行动党这两个华基大党却主动缺席这场『政治运动』」。读者只对照他的前言和后语，便不难明白他的语无论次。
內斗绝非华教末日
因为看完林文，读者仍不清楚，林东生究竟是要表达马华是「背后的政治力量」，还是行动党？
如果是马华，就不可能「主动缺席这场『政治运动』」，如果是行动党，也不可能靠林东生猜测「林吉祥、林冠英、潘俭伟，他们心里怎么想吗？」来混水摸鱼，干扰视听。简而言之，林东生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却又想调侃讽刺华人华教內乱，与另一名评论人迦玛是完全一个套路，但鸚鵡学舌又逻辑混乱，图惹方家窃笑。
林东生文章的结尾说：「政党领袖来到华教面前，就算不跪拜，也只有这般扭扭捏捏的小样儿了。」文章的意思在于讽刺马华和行动党不敢碰华教课题，董总內爭的「背后的政治力量」就等于打了空炮。除非林东生能举証马华和行动党是「背后的政治力量」，否则他的欲言又止，简直是梦囈了。
至于他抬举评论人冯久玲「在《东方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华文教育」还是「华文教育+」〉的文章，因文中批评华教而在网上遭千夫所指」，也没有说明是在哪个网站，也没有说明网民的论点为何，是否有理，也等于白说。有关冯久玲的谬误，笔者已在《东方日报》八方论见撰文回应，也欢迎华教前辈或同道指正，此处不谈。（参考2015年1月24日《东方日报》名家版，標题：〈大马从不允许「单一的华文教育」〉）
董总之爭，爭个什么？，爭一时，也爭千秋。华教遇过比董总之爭更大的挑战，即政府的打压也没有倒下，今后也不会。董总之爭，绝非华教末日，只不过是考验。
拯救还是杀戮，行动党到底把华文怎么了？
来源：2015-02-06 《新国志》
以新加坡的国力远远不能构成对一种文化产生实质的影响或取得自由选择的权力，只能走迎合市场需求的道路，而大市场的背景必然对应着大文化，而当时以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文化元素毫无疑问就是美英为主的英文世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说行动党这个表面上的刽子手扼杀华文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复杂的超意识的，这是一种没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责任心的充满着实用性的“小强“哲学，但可以肯定而且也是被充分证明了这是一种合乎生存的选择。只是对于行动党大多数党要人员，他们受到本身教育色彩之局限，对此他们却也未必能够感知得到。
我的朋友方崇信那天发了一个链接给我，于是我就看到了这样一篇东西，《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这是去年在新加坡华侨中学为了纪念本地消失的华校而举办的一次历史回顾展，读罢怅然，像是在祭奠亡灵。方崇信说，原本我还以为新加坡的华文华校是被行动党搞歇菜的，现在看了这篇东西后，才知道搞错了。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不但没有破坏而且还为保留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做了很多的努力，如果没有政府的这些积极努力，华文在新加坡可能早就连影子都找不见了。
方崇信问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对于方崇信的问题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让我无法想像任何一种理由可以让边缘化华语教育成为新加坡政府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但后来我又想了一想，便回答了方崇信。我说你这样理解应该也是没错的吧，此番《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这样的一个展览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如此。
但我个人还有一些意见也顺便谈谈吧，我感觉这样的展览有洗地的嫌疑，它并没有还原真实的历史全貌。这倒不是说这个展览在说假话，而是我觉得这个历史定性式的展览应该做的更加客观，更加全面，更加诚恳的把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那段历史悲情以超越政治局限的口吻大大方方的加以展示，而不是担心这个害怕那个而只搞节选和文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讲清历史，还会让历史越说越乱。
那么这个华中搞的展览这样为政府背书到底是否妥当？其实我们都可以预见，如果不是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什么。
那么问题来了，身为新加坡建国以来唯一的执政党，行动党和华文世界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辨证的看待呢？我觉得用一个不太恰当的典故来形容或可略表因果，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新加坡走过的步步历史脚印看来，华文在本地的颓废之势和政府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从政府语言的设定，到后来全面关闭华校，再到逐年华文课程比重的无奈下调，行动党自然是幕后的重量级推手。
但在政治经济之外的民间交流上，政府从30多年前就搞起了全民讲华语运动，这种运动虽然说很消极但不能不说也有着一定的作用，之后的特选中学建立也是保留华文教育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李显龙也说过，如果没有政府努力新加坡的华文可能早就消失了。这句话很大很大的印在了联合早报的头版位置，我想没有确实的根据他也不会吹这个牛皮。
我在那个展览网页上找到李光耀的一段话:
“我对华校教育,一向抱有好感,否则不会把自己三个孩子都送去 华校。我认为殖民地时代,英国人设立英校是有深谋远虑的考量。殖民地政府需要的只是书记文员、仓库管理员、教员和少数医生,都是非政 治性的助手,他们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充当下级职员。可以这么说,早期受英文教育的教师是被故意解除了政治意识,英校教育是削弱了群体 认同的意识以及民族自卫求存的感应能力。
那政府之后对华校的打压尤其是对关闭南洋大学这样的举动是否存在和殖民地政府有着同样的考量呢？
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客观的看待。
那么问题又来了，客观，客观，到底怎样才是客观？
首先我们要搞懂一个问题，文化来自哪里？然后还要搞清楚一种能够长久存在而且可以普及的文化又需要怎样的内因和外力呢？
文化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成长壮大而发展起来的，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中，很多弱小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一起先后都消失在茫茫的历史洪流之中了。所以只有强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才有能力保住自己的文化也只有这样的的民族才有资格谈文化拥有文化。英国人可以把英文传到世界各地，美国人也可以讲英文搞得自成体系，而不必看英国人脸色，这就是英美强大的国力支持。
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文化都以汉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这些都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强大，对周边国家形成了文化输出。但是在近百多年里，韩国越南等国家在文化上的努力的去中国化也是发生在中国一步步沦为弱国穷国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东南亚微型小岛国，地图上的小红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新加坡是否有能力成为一种文化的守护者呢？显然不现实！
也就是说，硬要把华文的没落归罪于行动党的打压，实际上是太抬举行动党了，事实上行动党哪里有这个本事影响一种文化在本地的生死呢？
正确的来说，应该是主流市场选择了英文而非全因行动党的偏执。以新加坡的国力远远不能构成对一种文化产生实质的影响或取得自由选择的权力，只能走迎合市场需求的道路，而大市场的背景必然对应着大文化，而当时以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文化元素毫无疑问就是美英为主的英文世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说行动党这个表面上的刽子手扼杀华文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复杂的超意识的，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责任心的“小强”哲学，但可以肯定而且也是被充分证明了的，这是一种合乎生存的选择。只是对于行动党大多数党要人员，他们受到本身教育色彩之局限，对此他们却也未必能够感知得到。
正如李光耀先生所提到的，新加坡人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生存。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
但政府对可能成为政治隐患的华文源流者实施了重点打击也是历史事实。在当时的环境中，华文教育源流的学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麻烦，况且也有一些事实验证了这一说法。行动党的执政需求和所期望的民众政治水平都不是来自华文教育源流的那些人。所以我对方崇信说，行动党要搞歇菜的或许不是华文本身，而是受华文教育的那些人。
这就造成了一整代华文教育源流者在文化上的流离失所，他们很不幸的成了政治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但如果没有建国第一代华文源流者的被动牺牲，那么现在他们的后代是否还能取得如今日这般的成就就是个问题了，父母不懂英文的教授律师大医生在新加坡并不少见。
上次我提到的老管，一名不得志的老华校生，至今依然提及行动党的恶行，苦言自己生不逢时。但老管一辈子没结婚，没有孩子，所以没有感受到英文教育给自己带来直接的任何好处。
而我的另一位同事司徒则不同，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当了工程师，一个进了政府医院当医生。司徒也是一名不懂英文的老华校生，中二的程度，英文报看不懂，华文报也看的似懂非懂。
另一位马来人达武也只是接受了相当于小学程度的母语教育，英文程度可想而知，但他的三个孩子都能够留学澳洲，其中一个还取得了博士学位。我问他如何培养的这么出息的孩子，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要拼呀”。这就是李光耀先生所提到的“新加坡人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生存”。可是如果没有英文教育这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他们能够为国家为自己所做的贡献也就会变的非常有限。
再设想一下，政府如果不采取英文为统治地位的语言体系，那么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方法吗？各种语言并进吗？或者就直接以主体民众的华语为主导吗？要知道，主导世界的是英美而不是中国。英文教育的普及确实让新加坡得到了飞速发展的先机，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力量形成无缝连接，让本地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
有人说学习英文可以但没有必要关闭华校，这会让本地的华文免受淘汰的厄运，比如马来西亚对华校的顽强保护，对华族来说很重要。而事实上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很天真。马来西亚的情况不同，在马来西亚华人的选择是马来文和华文，如果给出的选择同样是华文和英文，那么结果会如何？况且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华文化的拼死守护也含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斗争意识，而且相对于马来文，华文依然是处于相对优势的文化。而在新加坡到了1984年报读华校小一新生仅23名,华校的生存无可避免的遭受了灭顶之灾，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事实，民以食为天，人们的选择也就自然明了了。这不能不说是市场的选择，只是行动党对华文的不友好正好出现在当时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中。
新加坡的建国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撑过来的，文化语言与工具语言的矛盾在这里显得特别突出，但生存更需要的是工具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实际上行动党也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只是牵他鼻子的是市场而已。
老华校生对母语的真挚感情不能替代面包。对于文化这个概念，新加坡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过多表达，更何况还要面对多民族多语言的问题困扰。
我觉得要客观的看待这一历史课题，既不要让枷锁困住思维，也不能让私心搅乱视野。喋喋不休的申诉其实就是个祥林嫂，但有违事实的卖力洗地也只能说明你心怀鬼胎。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新加坡是一个没有根的寄生体，她必须依附于某个大的经济体之上才能够实现健康发展。这个比喻不太好听，但非常能够说明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可以替代美国成为当时经济体所依赖的对象，那么情况当然会不同。如今中国的国力走到了世界的前端，不但世界上各个国家争先恐后的与中国建立起经济联系，连世界各地的著名高校也开始把校名翻译成华文名，以便适应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
市场的洪流暂时淹没了华文，但我相信还会回来，正如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之上的澎湃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