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与宽柔──南院复名的刍议
2022/08/24 星洲日报/柔佛透视
~文：朱培兴
趁着南方大学学院（后简称南院）校友联合宽柔校友的10月1日聚会，我借此表达对南院的一点浅见，希望有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大家脑力激荡。
近年南院面临诸多挑战，人事纷争的负面报道、某些人士质疑南院的办学方针、校方筹募经费的困难、教学语言媒介的争议、激烈的各国内外大专招生行销活动、开办各种新课程的难题、当局的各种条例和管制等。简言之，可以理解南院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和条件下营运和发展。
1986年，南院的创办先贤向当局申办宽柔学院时，原本就是延续古庙精神，毅然采用宽柔名字。后来被迫改成南方学院，其中的因素不在此赘述。
更改名字相信乃权宜之计，创校先贤为了获得当局批准注册而接受妥协。从名字的更改过程，宽柔这两个字，在一些异族官僚政客的眼中，充满“文化霸权”的想象，足可见单元文化根深蒂固在一些人的僵硬脑海里。
在一般人的理解，南方只是一个表明地理位置的词汇。用在大专学府名字，完全没有表达文化内涵和象征学府历史的渊源。
而宽柔两个字源自逾2000年的儒家典故，它是新山人熟悉的百年教育学府老字号。宽柔已成为新山的一种文化符号，宽柔深藏着新山厚重的文化底蕴，远超作为教育学府的名字。
宽柔记载着新山人的集体记忆，它也是民族为文化教育斗争的象征，更是培育人才辈出的摇篮。因此，为南院复名宽柔，从各种角度评估，肯定利多于弊。引用宽柔，能激发创校的初心，它更符合众人对学院的期望。
从市场行销的角度来看，宽柔本身就是一个百年教育品牌。当然，目前南院的品牌定位还需加强与突出，延用宽柔品牌，对南院应有积极作用。至少，在争取社会的资源与支持方面，宽柔都普遍获得南马人的认同。
当年已故郑良树教授提出的宽柔村概念，可以说是复名的第一伏笔。大专学府更改名字早不是新鲜的事物或首创。
当然，更改学府名字还需当局批准。个人认为今天的大环境，比当年申办时已大不相同。南院的成立已是既成事实，更换名字不再是敏感的课题，相信申请过程不会比申办更加艰难。
个人提出母校复名的刍议，希望是为南院打开眼前窘境而迈开一步；至于南院如何在如此艰难的环境要继续生存，保持创校初心，在激烈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有待掌校者和领导厘定明确办学方针和顺应环境调整策略。
南院务必立足本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谨此冀校友与母校砥砺前行。
教育保护心头肉
2022/08/23中国报/中言
国内外不时都可看到因家长疏忽，导致孩子丢命的新闻，其中不乏幼童被父母锁在车中不幸被闷死、孩子独留家中跨过阳台坠死等等，让看新闻的我们惋惜又揪心痛骂，更何况是案发中的粗心父母，肯定非常自责和撕心裂肺。
既然是疏忽导致的命案，意味这是家长可及时制止、本来就可避免的意外。但悲剧频频发生，显然还是有部分家长放任孩子为所欲为，又或漠不关心，缺乏觉醒意识，认为孩子是天生天养，等到意外发生了才后悔莫及。
根据警方数据，2018年至今年5月期间，就有163名儿童因意外死亡，部分原因是父母的疏忽导致；过去4年，甚至有逾8000宗涉及未成年司机的车祸，更不用提令人闻风丧胆的蚊型脚车党。
肩负教育责任
国内早已出台2001年儿童法令，对付那些疏于照顾孩子，以致孩子暴露在危险的粗心父母；交通部近期也表明，将修改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对付未成年飙摩哆族的父母。
法律虽有阻吓作用，但对许多“恐龙家长”来说，悲剧发生前，任何法律都如同虚设，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疏于照顾孩子，甚至有的家长会辩称自己的孩子很乖很听话，绝不会参与非法飙车或蚊型脚车党。
等到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缺乏关爱、疏于照顾时，往往都为时已晚，因此家长务必时刻保持警惕，确保孩子的安全受到保障，同时也必须肩起教育责任，以身作则，提醒孩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能碰，向他们从小灌输正确观念和安全意识。
灌输安全意识
更重要是，父母要承担照顾孩子安全的责任，尤其绝对不能留下年幼孩童单独一人，在海边或高处也需确保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如果留在家，也需保证居住环境的安全；如果外出，则要教导孩子别乱跑和横冲直撞，坐车时也别把手和身体伸出窗外。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也是国家未来栋梁，悲剧发生时，彼此更需要多一份警惕和提醒，少一点谴责，共同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南洋华侨与中国情结（上）
2022/08/24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今年7月7日有53个华团到吉隆坡广东义山的“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去公祭，其间还请了两位男女高音唱《南侨之歌》。
所谓南侨是指南洋华侨，即在中国境外的国民及其后裔，机工则是指司机与货车修理技工。事缘，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政府1912-1949）走安内攘外政策，即先清除中国国内的共产党后，才正式对抗日军的路线，以致国民政府多次南迁，在1938年又迁到云南昆明。
这个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地区，在交通上孤立，因此被逼得动用20万人在9个月内抢筑一条全长1146公里的滇（云南）缅公路。其中，有近200公里在缅甸境内，故名滇缅，这也是一条难走的“死亡公路”。
抢筑公路后，就要建立运输队来运送物资，这就需要有驾驶员与修理人员。当时中国严缺这类技术人员，便要求位于新加坡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支援。
当时，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便在1939年2月登报招募机工回国服务。到了9月，应募者已达约3200人，从1939年始，便有多批机工经由越南与缅甸到云南服务，直到1942年4月，由于日军已占领缅甸，进入西南部这个运输线便中断了。一直到1946年战后，这些机工才正式复员回国（约900多人）。
这些机工总人数有约3200人，其中有1000多人不幸牺牲，馀者则留在中国，少数留在缅甸。根据我国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南侨机工英名录》（2015年），这3000多位机工中，也有近100名并非南侨而是印度裔（55人）与马来裔（18人）及其他。此外，这些南侨虽以马来亚为主，可也有不少来自南洋各地，如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等。
华侨抗日援中
为何南侨特别是马来亚（1946年之前，马来亚与新加坡是一体的）的华侨热烈响应抗日援中运动？这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大体上言，在20世纪之前，南洋大多数是一种自存自在的乡民，缺乏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只是，自20世纪初以来，这些自在自存的乡民便逐渐化为自觉自为的现代中国侨民，也就是富有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现代民族。
之所以则与中国自1840年代以来的变动有关。从鸦片战争开始到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多种灾难，如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本入侵中国等。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中国兴起了多股的爱国运动，激发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与此同时，随著新闻事业的发达及中国南来文人的到来，南洋华侨也免不了逐渐发生了质变。
1900年保皇党的康有为来新，及1904-1910年间孙中山8次来马来亚搞宣传，更加速了南侨的思想意识转变。1906年，同盟会在马来西亚设分会，以及新式学校的兴建也大大地扩张了这些思想与意识的转型。实则，早在1905年，本地华侨便已响应了上海人士抵制美国货运动，这与1880年代以来美国的排华运动有关。之后，本地华侨也发生了抵制日本货运动，特别是在1920与1930年代。
历史地看，早在1900年代便有不少南侨特别是马来亚的南侨参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这些南侨不但在财政上，甚至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在中国的起义，如黄花岗72烈士中，便有多人是南侨。也因此，孙中山便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也就是说，是革命先锋。这自然有其特定的时空因素。（待续）
南洋华侨与中国情结（下）
2022/08/24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毕竟，当时的南侨离乡背井远渡南洋谋生是因为中国本身长期积弱不振落后挨打。南侨中有识之士自然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而要富强起来，首先便得推翻满清政府；因为这个异族政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只有换了汉族执政，才可能实现现代化与富强。
这种革命党人所宣传的思想主张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小企业主及进步文人中颇能引起共鸣，促使他们愿意支持甚至投身入革命运动中。只是那些与清庭关系较亲且有清庭封赐官士及富商则多对革命党人敬而远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自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民国成立后，许多南侨均引以为荣，也期盼新的汉人政权可以振兴中国，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可惜，事与愿违，1912年后中国也是内忧外患重重，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威胁与国内的乱局，如军阀割据政局混乱。
日本军国主义者甚至据此断言，可轻易征服中国成为亚洲霸主。1929年世界大萧条也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扩张机会，在1931年便侵占中国东北部。1937年更明目张胆地刻意制造事端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事。在这个背景下，陈嘉庚等侨领（华侨领袖）便组织了各种援华抗日的组织，如南侨总会，在财政与物资上支援中国抗日；南侨机工便是其中一个项目。
1942年马来亚沦陷后，日军便残暴对待华侨，而对印度族与马来族则采取怀柔政策。日军甚至扶持印族与马来族的民族主义组织抗英。伸言之，日军对华侨与印侨或马来族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同理华侨对日军的态度也与印族与马来族对待日军的态度，基本上完全不同。
毕竟，对马来族而言，被英人统治与被日人统治均是被统治，有些马来民族主义者甚至欢迎日军赶走英国人。从日军的角度看，他们南侵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战略资源以便能“以战养战”只是战线拉得太长也加速了其败。
公祭历史意义
南侨抗日援中与南侨机工活动虽然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表现；身为后代的华族也不避回避这段历史，毕竟这是华族历史的组成部份，为此举办公祭也有其历史意义。华族也不必为了避嫌或突出对本土的爱国意识而回避这段历史。
易言之，世异则事异，历史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当代的华族也可学习当年的南侨，对马来西亚做出同样的大公无私献身精神与行为。这才是重点。
顺便一提，所谓华侨这个用语是1880年代才出现和流行起来的。之前，通常是用华工华商、华人或唐人等用语来形容中国境外与海外中国人。在1950年代前主流华社还是常以华侨自居，华文媒体也称国民政府为华府，其军队为国军，华语为国语，孙中山为国父。
只是进入1950年代，由于中国的变天，英殖民政府的反共，以及本土华族在意识上从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华侨”这用语便被“华人”这用语所取代。换言之，1956年代后华侨用语已成了历史名词。今天的华族已多以华人或华裔自居，虽然也依然有人自称唐人。惟其含义已不具国籍或政治认同的含义，而只是一种习惯称呼。
又1950年代后，新马一代也出现了华族这个用语，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华族这个用语是较合适，如马来族、印族等用法。只是习惯上，大马华族依然习惯用华人这个复杂多元的用语。说复杂多元是因为华人可指任何在中国境外汉族，包括台湾人、香港人等，美籍或澳籍华人等，其是个广包性的统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