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木萧萧 中文藏书命蹇时乖（二之一）
来源/作者：新加坡《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周维介
有价值的本地中文藏书留存本土，当然是最美的结局，尤其是重量级文化人的珍刊宝册，更不该让它轻易走失。捐献与接纳是双向交通，国内图书馆得有持续执行这种任务的强烈意志，文化人也应有让藏品长留斯土的意愿，共识凝聚，方有撞击火花的可能，后人才有近距离分享本土文化芳华的福气。
古人读书，有境界的追求。潜心书海，喧闹不惊，“门外市声三日雨，帘前风色一床书”，低回着读书之乐乐无穷的自得；“细雨潇潇欲晓天，半床花雨伴书眠”，流淌了沉浸文字世界甘之如饴的自足。爱书人因惜书而藏书，青壮岁月埋首耕作书田，冬雪岁暮才醒悟还有未了的传接责任――都因新加坡语文生态特殊，形势比人强啊，日薄西山，年老的中文藏书人不得不为自己长期积累的那点存粮，琢磨着，寻思如何，掌灯过渡……
从一本书的流浪说起——《鲁迅杂文集》
五月天，夏日炎炎，我和朋友坐在门外的凳子上聊天，换了几个话题，还是回到书事。不旋踵，朋友转身进屋，回身向我出示了一本旧书。书被套在一个半透明的塑料袋里，隐隐约约，仿佛半透着它的命运。朋友把书交给我，打开塑料袋，书名《鲁迅杂文集》，未名书屋印行，1953年8月香港首版。书本内页的纸张已经泛黄，书面与书背完好无损，封面戳上三个或圆或方的印章，不经意地记录了一段文化情感的行程。第一个印章注明“上海书局敬赠”，年代未详；第二个透露它的主人是“新加坡书业公会图书馆”；第三个显示着繁体字的“国家图书馆”字样。朋友娓娓道来，还原着它“浪迹天涯”的行脚：上世纪五十年代，本地华文书市风光明媚，上海书局把这本书赠送给“新加坡华人书业公会”；1960年，书业公会把一批藏书送给了国家图书馆，《鲁迅杂文集》错身其中；40年后，朋友在国家图书馆的常年图书交换活动中发现此书，爱不释手，把它带回，套上了塑料袋。一甲子以来，这本泛黄的《鲁迅杂文集》蹲过几个机关组织的角落，最终流落个体户爱书人手中，它是幸运的。它封皮上的戳记，悄悄释放了一个社会阅读风气由盛转衰、一种语文印刷品在新加坡辗转的信息。
一批书的“流浪记”——许云樵藏书的际遇
一本书的周游，让人联想及一批书的浪迹。1981年春节过后，3月6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发表了社论《从老学人藏书出让谈起》，使华文读书界陷入沉思。当时尊庚79的新马知名史学家许云樵在新加坡宣布，他将以15万元（货币名称未详）的价格把一生所有的三万册藏书售卖给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消息一上街，文化界小小错愕。
许老告知媒体，出让藏书是“因为需要一笔钱来医病和养老”，又“希望他的藏书的新主人，不要离开他住的地方太远，万一他的健康好了，他还可以到新的地方研究”，所以吉隆坡是它的理想去处。《星洲日报》社论有感发声：“文人卖书，的确是一件万不得已和令人痛心的事，但珍贵藏书无法在本地找到市场，却不仅令人悲叹，而且也发人深省。”星洲肺腑之言，对许氏藏书无法根留狮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人生最后一里路，许老让书，日本、北京和马来西亚三地相继有学府、机关伸出触角，磋商这批藏书的未来。新加坡一片静默，是信息闭塞，还是印证了社会对文化冷漠的说辞？鬻书为生的意愿曝光后，许老决定把书交付马来西亚。新加坡商人、森都木材企业的老板许木荣得知消息，立马致电许老，力劝他让珍藏留守新加坡。感念许老曾在他的公司服务二十余年，他答应负责许云樵日后的生计，也将负责管理他的丰富藏书。许木荣出面陈情，局面扭转，许云樵的藏书终于悉数长留斯土。是年3月12日，距离《星洲日报》社论见报一周左右，许教授的三万藏书搬离了他的住所，被安置于丹戎巴葛区林德金路占地六千余平方尺的建筑物内。8个月后，许老与世长辞。他的藏书，再度面临抉择。
某日，我上网浏览，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网页上载2006年5月3日来源于《东方日报》《许云樵贫困卖60年心血藏书巨献福泽后人》的报道，透露许云樵仙游后，有人向许木荣建议，把云樵藏书转送“晚晴园宗乡总会”。但是，“晚晴园”与“宗乡总会”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这段表述，让人有点混淆。据宗乡总会刊物《源》第73期报道，1987年经林子勤、冯清莲和张良材游说，许木荣同意把许云樵藏书转赠宗乡总会文史资料中心。
《东方日报》的报道，有三点颇引人注意。其一，许云樵藏书“最终却以6万元新币卖给了新加坡一名许姓塑胶商”；其二，“许的书这时总算有了归宿，但他的几本明版书也在晚晴园被识货者偷掉了”；其三，许的“部分藏书在‘晚晴园’整修时被随意丢弃。新加坡一位洪姓考古学家知道这些文物珍贵，把许云樵亲笔写的五百多封信和论文等从地上一张一张捡起来。现收在新纪元学院，今年8月，新纪元将出版许云樵的书信集。”
2014年，我为了查询本地资料致电新加坡宗乡总会，始知总会资料室面积缩小了，室内一些书刊已安排外送。今年初，我辗转得知，许云樵的这批赠书已平安转移，在国家图书馆有了新户籍。转移到国家图书馆的许云樵藏书，还包括他的手稿、信札与日记，据说部分已经严重破损，有些几近成灰。这批藏书，三十年间从许老本家搬往林德金路，再迁宗乡总会，进而落户国家图书馆，几度迁徙，三易其主，虽沾着一抹沧桑，毕竟仍有容身之处，也就不嫌了。
书刊流浪凸显的藏书问题
《鲁迅杂文集》与南洋学家许云樵藏书的“漂泊”，或只是冰山一角，却触动了人们对藏书转移接收的两大隐忧：其一，对有分量藏书家的文化财产，接收者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与管理条件，否则长期保存很难到位；其二，文化情感不足的机构单位，不易做好接收丰厚文化遗产的工作。
随着岁月向前翻转，新加坡民间的中文藏书何去何往，紧迫感越来越强烈——独立前就学的数以万计老华校生，最年轻的已近花甲；1979年最后一批华校高中毕业生，也来到五十知天命的人生阶段。他们之中的一群人，青春岁月狂热追求知识，沉浸浩瀚书海，经年累月添购的中文图书，可车载斗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华校解体以后，华文不再是新一代人的主要用语，水平因而全面下滑。语言环境致使新一代人对华文读物却步，终而绝缘，因此老华校生平生累积的中文藏书便成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
已故作家黄叔麟（贺天）2000年12月16日接受新加坡电视台焦点节目访问时说过，他曾打算把藏书赠送国内的学校或会馆，但深思之后，还是将之送往彼岸。他先后送了数千本藏书给柔佛州麻坡中化中学、笨珍培群中学、峇株巴辖文艺协会等单位。叔麟先生一句“深思之后”，潜藏着爱书人盼望书本恩泽后人的美意――这植根心中数十年的文化草本，一时难以连根拔起。
家居藏书逾千计万的老华校生不在少数，他们家中书墙数面，青壮岁月坐拥书城、夜航书海，心神舒畅。而今垂垂老矣，脑钝目茫，阅读速度大不如前，面对无人接手的书山，烦恼上心头，不在话下。于是老华校生“未雨绸缪”，尽早解决藏书的问题便提上了生活议程。
一些坐拥价值可观藏书的友辈，趁体健脑清之际，开始部署，明查暗找，积极接头，寻觅心目中的知音人。一些人淡然处之，继续行吟书畔，“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保有着至爱的消遣乐趣，后事就交付后人烦。多数的普通藏书人，面对一墙书本，半送半丢，成了免让后人为书烦恼的通用手段。丢书，不免伤感。有老华校生坦言，这些年他三不五时便整理出一些书，分赠愿意接受它的有心人，余者便弃如敝屣，一点一点地丢，像公鸡身上掉去一根羽毛，痛感并不强烈，久而习惯，仿佛温水煮青蛙。
路人甲埋怨，把送不出去的书当旧货，“加龙古尼”兴趣缺缺，嫌它不如旧报纸值钱。晋身第一世界，不见黄金屋，不遇颜如玉，藏书外送，竟也大费周章。前年吾友退休之际，把办公室内几个架子的图书稍加分类，再电邮广告同事，有意者必须一书架一书架认领，不得筛选，同仁踊跃认养，也是一乐。今年4月，联合晚报一则新闻标题颇引人注意：“退休汉藏书半世纪／三千本书欲赠有缘人”。收集钞票钱币，会明码增值，不愁没人承接受纳，不必像藏书得面对如何善后的困境。
家居藏书逾千计万的老华校生不在少数，他们家中书墙数面，青壮岁月坐拥书城、夜航书海，心神舒畅。而今垂垂老矣，脑钝目茫，阅读速度大不如前，面对无人接手的书山，烦恼上心头，不在话下。
如何让本土中文出版物免于出现收藏断层或散尽飘零的局面，是当下许多文化人的牵挂。半世纪以前，文化界的前行者已经振臂高呼，表达了整理资料、成立资料室以保存我们文化成果的意愿。南洋大学成立之初，中文学会便举办座谈，提出成立“马华文学资料室”的构想。
作家彭飞忆述，1978年左右，南洋大学中文系老师杨松年博士发起成立马华文学资料室，组织学生参与收集与整理本土文学作品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华校式微势不可挽之际，本土华文文学曾一度回光返照，出版与活动异常活跃，整理史料的意念再度浮现，时任职于华中初级学院的吕振端博士在校内成立了华校学生文艺期刊中心，广泛收集历年各校出版的文艺刊物。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南洋大学关闭了、华校终结了、当年主催其事的师长退休了，而今这些资料收集工作是否仍进行着？是香火延续，还是云散烟消？暮色苍茫啊，视线也就模糊了。
1970年，我到云南园开始另一阶段的学子生涯，曾参与中文学会的管理工作。当时学生楼中文学会的上锁书柜里，有十几套完整的《大学青年》――这是当年为文艺界津津乐道备受肯定的文艺期刊，出版后的一段长时期里被官府列为禁书。估计南大拉上大门之后，这些书刊已经在兵荒马乱中流失。斯情斯景，让人浮现些许心思：在华文为非主流的土地上，形势变化总在常理之外，文献的永久收藏、保存与传承，成了一件颇费周章、难以拿捏的麻烦事。在这种特殊环境里，想让本土华文书刊文献在岛国长存，人们内心怀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不安全感。
新加坡文艺协会前会长叶昆灿（骆明）于2010年2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阐述他成立“新华文学馆”的动机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谈话，值得中文藏书人咀嚼：“十多年前想做这件事时就意识到越晚做困难越大，这十年时间，可能已有很多旧书被丢弃。一些老作家去世后，儿女就把他们的藏书清理掉，有人直接把书丢进垃圾槽，另一些人则把书放置屋外，希望有人捡去。总之，这种无谓流失，对新华文学是莫大损失。”
几则本地藏书的心情故事
2000年左右，某日文友林山楼匆忙来电，火速让我开车到牛车水某咖啡店去，有紧急任务：搬书。来到咖啡店，朋友引我进入潮湿的储藏室，里头堆满了书。朋友说，书刊主人近日辞世，他是单身汉，教堂的散工，口袋有钱便泡书店，买回无数书籍，堆放在租赁的一房组屋里。报刊书籍终于积累成头大如斗的问题，当局已经查访关切多次，说是纸张容易招惹祝融，闹了火灾怕会弄出人命，要他从速清理掉这些易燃品，否则将收回组屋。老者无奈，却迟迟不愿行动。某日，他从外头返家，看见路口一部小货车徐徐开动，车斗装满杂志，立时心起疑窦，快步上楼，果然书山缺了一角。质问室友，是他把收藏多年的各种杂志包括《良友画报》卖给了废品商，十元钱，他心疼不已。得闲老汉习惯光着膀子下楼到咖啡店看书，少东与他闲搭，知悉他的烦恼，同意让出杂货间安顿他的宝贝书。
那一夜，储藏室异常闷热，我们汗流浃背，思绪起伏，一边整理书本，一边聊着书痴老人的购书趣味。他的藏书，几乎都是古典书籍、画册与工具书，单单《古文观止》便有十几个版本，文字学与甲骨文的专书也不在少数。我们快速挑选，把数百书刊搬上车，匆匆带走一个民间藏书人的遗愿。书本塞满了车后座与行李厢，回到家中，已是子夜时分。
次日起身，恰逢艳阳天，连忙把所有书本摊晒在阳光下，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以后的日子，得闲便把书归类，分赠友朋。这是十几年前一批藏书善后的故事，每当想起，总有一个光着膀子的瘦削老者翻书阅读的形象浮现脑海，仍自得于他的书海漫游。
1996年，与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从往甚密的本地知名学者郑子瑜把两千册个人藏书捐赠故乡，福建漳州市图书馆就此设立了“郑子瑜教授学术研究资料阅览室”。2008年，郑教授往生，他的其余大量藏书、名家往来信件、手稿与字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年来，市面上没有关于他藏书下落的报道，倒是有整百封他与名家交往信件在文物市场拍卖的消息。
2010年中秋前夕，我致电卢绍昌老师想上府探访，接电话的是师母，她告知数周前老师已经羽化仙游。我随即拜访师母，她正为“遗书”发愁。半独立式洋房里，楼上楼下，各个房间满墙书。根据文史哲分类摆放的书籍，许多是成套完整市面上并不多见的版本，透露着主人生前的执着书缘。面对万册藏书，我跌入沉思，渐而迷航。为着书事，我去了两回，师母说，几所图书馆来了人，要走的却不多。
出版过《新加坡社团大观》的老报人彭松涛身后，他的藏书踪迹，江湖上也有传言。有人说，他的一些藏书离开了岛屿，栖身于柔佛州的园丘；有人说，书香楼的藏书，也有彭老的一份心意；有人说，他的部分藏书，已遭私下变卖。上世纪七十年代，作家李宏贲（李汝琳）执教南洋大学中文系时曾捐出一批马华文学作品，十年后南大被关闭，兵荒马乱之际，我曾上图书馆瞻仰一回，但见书籍狼藉一地，不禁联想起那批藏书。
藏书落户书香楼的启示
2000年，冯列山、葛青凡（芝青）、李星可等十几位本地文化人的五万册藏书，或因有意捐献、后人放弃等因素得找个可靠的去处，经新马两岸有心人撮合，它最后在马来半岛南端城市，与新加坡一衣带水的新山落户。陶德书香楼接收此岸无可去处的中文书刊，成就了一桩文化义举，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自此以后，它积极为书籍编目上架、出版《书香楼资讯》，并立下鸿图，制定发展策略，认为它“不应该停留在图书馆的层次，而应朝研究所的方向发展。”
经媒体报道，书香楼的朝气很快便感染了新加坡文化界。藏书人一度把书香楼视为自己藏书未来的温暖归巢，最初那几年，有多位朋友向我查询书香楼的联系方式，想进一步了解藏书捐赠的程序。前不久，朋友送我一册2001年出版的《书香楼周年纪念特辑》，内中详述了它成立的来龙去脉，也转载了新马报章上有关中文藏书的种种信息。特辑的封面是一张弃书满地的照片，警惕之余，也让人反思。
我曾拜访书香楼，虽蜻蜓点水，却发现它藏有80年代本地报人李星可因黑色五月被囚期间，在狱中编写的《英汉词典》手稿，是他在牢里为了打发时间、锻炼思维的作业。这本写在硬皮账本上的手稿，背后有个大事件背景，是值得保留的本土文物。
书香楼很快就出现了状况。2005年，管理委员会议决把所有藏书捐给南方学院。昙花一现，书香楼花期太短，它瞬间凋谢，让一个问题萦绕人们脑际：民间主持的藏书室，单凭一腔热度，究竟能燃烧多久，走多远的路？
落木萧萧 中文藏书命蹇时乖（二之二）
来源/作者：新加坡《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周维介
诸君脑醒之际，不妨花点心思把值得留世的书籍、文人墨客鱼雁往来函件整理妥当，为它安个好出路。有些书，背后承载着一段暖心的故事，或烙上沧桑的印记，都可能就此丰富它保存的意义。宝剑无须隐藏晦暗的深山，在当下时空，雾霾漫布，将之献出，让它到明媚的去处，不论驻足岛国，或漂泊别个国度，当能使更多心灵分享精神的阳光。
出走长堤彼岸的藏书
社会的中文氛围低迷、空间萎缩、土壤贫瘠，藏书终究是要出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中文藏书陆续走出国门，目的地主要是马来西亚，其次是香港与中国。马来西亚的民办华文学府与较具规模的成熟社团，是新加坡藏书者优先考虑的捐献对象。这些年，柔佛的南方大学学院、雪兰莪的新纪元学院、槟城的韩江学院和各类华人研究组织都接收了不少新加坡文化人的大批藏书。
2000年，南方大学学院原中文系主任安焕然博士在《新加坡朋友的赠书》一文中透露，这些年来，新加坡藏书人先后捐给南方学院的中文书刊约有一万五千册，占了当时南方图书馆的过半藏书。他把近年来新加坡人将藏书捐赠长堤彼岸的做法视为一种“文化移情”现象，捐赠者心理上期盼的是所捐书刊能持续发挥功能，并从中得到文化慰藉。这些年来，把藏书捐往南方学院的本地文化人为数不少，包括李星可、冯列山、彭松涛、杨善才、林清吉、李炯才、王赓武、陈松沾、方桂香等人。
1992年，曾任新加坡平仪中学校长，也是《中华文选》增订本编者的杜连孙（笔名杜门）辞世后，翌年他女儿杜青把他的藏书整理，捐给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文龙中学。2011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原中文系副主任王慷鼎把一万多本藏书捐给了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那年11月，某日我到樟宜机场送行，在闸口偶遇轮椅上的王老师，我俯身与他寒暄，他一脸倦容，告知是要到广州治病。匆匆道别，几天后报上便传来他谢世的消息。2007年，名噪一时的儿童剧社掌门人程茂德病故，4年后，家属把他的三千多本藏书捐往新山宽柔中学。斯人远去，藏书寄身彼岸，仍得以在世间让人含英咀华。
一年多前，为了撰写半世纪前本地风行学习马来文盛况的小文章，我走访年过八十的马来文专家杨贵谊老人，得知他的藏书已经外捐。捐献前，他曾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商讨，权衡之后，2012年他把上万册藏书捐赠给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此成立了“杨贵谊藏书与资料研究室”。杨老告知，选择吉隆坡是因为它与新加坡之间交通方便，他日后北上与自己的藏书打交道问题不大。
今年五月，报上传来消息，已故本地文学史家方修的8500册藏书、书信、笔记、剪稿和手稿等文物也离开了这块土地，到吉隆坡加影的新纪元学院安家。这批藏书原本有意留住本土，国家图书馆也表达了强烈的接收意愿，双方积极谈商沟通，但藏书最终北上新纪元。新纪元学院的陈六使图书馆为这批赠书设立了“方修文库”专室。
本地图书馆接收藏书的局限
新加坡官方或民间收藏文化资产的机关组织为数不多，无法大规模接纳来自岛内各方的藏书。民间组织的财力、人力与专业知识严重缺乏，无力经营吃力不讨好的收藏工作。公立机构条件相对优越，尤其是专业技术与收藏条件都远比民间团体到位，理应是书籍文献理想可靠的安居之所。但是官方空间毕竟有限，无法大量容纳不同阶段、不同民族的文化收藏。再说，在必须“平等对待各语文”的“保守”心态下，争取更多空间的难度很大。
目前有接收个人捐书记录的本地图书馆与机构约有十来个，但多是少量的选择性接受，为个人赠书特辟专室的则凤毛麟角。2003年，华裔馆设立了“王赓武图书馆”，接收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珍藏的两万本书刊。国家图书馆目前有两个文化人捐书专室，一个是陈育崧的“椰阴馆文库”，有他的藏书七千本。2003年，国家图书馆推出“我的图书馆计划”，多元艺术家陈瑞献率先响应，捐献了个人收藏的6500册书刊、手稿、艺术品、工艺品、个人日记以及他长期携带身边记录灵思意念的笔记本。他的捐品，全集中于“陈瑞献藏室”这个特设空间里，图书馆并为这批捐赠编纂出版了“陈瑞献藏室”目录。至于近期转自新加坡宗乡总会的许云樵藏书仍在整理中，尚未对外开放。
五四前期诗人、中国第一本诗刊的编者刘延陵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渡狮岛，低调过活，及至生命将尽的几个年头，他的名字才又重引文坛关注。我因缘际会，在他辞世十年后参与了编选刘老南来作品的整理工作，曾到刘夫人在珍珠坊的店铺与她侃聊，两度到她位于武吉知马的住家探访，最后一次是陪伴国家图书馆专员前往整理家属同意捐献的刘延陵信札及用品。目前这些文献已整理完毕，存放于馆内的李光前参考图书馆。
数年前，国家图书馆获本地藏家杨善才捐赠一批数量可观、覆盖战前战后的本地中小学各科目教学用书。由于年代久远，目前这类主要由中港出版的课本已经不易寻获，即便港台甚至中国也未必有完整的收藏，因此极具参考与研究价值。国家图书馆正根据这批文献，加上华裔馆的本区域教科书收藏，编撰完整的华校教科书书目。杨善才捐赠国家图书馆的藏书还包括一批战前与战后本地世界书局与上海书局出版的图书目录，例如《上海书局出版季报》、《国语（马来文）图书目录》、《世界书局出版消息》等非卖品资料。此外，他也把本地出版的《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南洋儿童》、《小朋友》以及香港出版的《儿童乐园》等珍贵儿童期刊成套捐出。
2005年，时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裁华拉保绍博士曾说：“长期以来，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不断地接收来自公众、私人收藏家、作家和艺术家捐赠的文学和艺术藏品。对愿意给予并与人分享的每一个个人以及他们的慷慨精神，我们都十分感激……我们意识到还有很多珍贵稀罕的资料，还在私人收藏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保存中……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已投身于一项艰巨的事业，那就是保存我们的文物与文化身份，以启发未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是难得的宏愿表白，人们期盼它能积极发挥、有效落实、持续发展，让民间有价值的藏品能集中收藏，并把资源向社会开放。杨善才忆述，多年以前，他曾把杜连孙收藏的本地作家作品签名本整理捐给国家图书馆。或许当时图书馆审阅时忽略了这些捐书属于来之不易的作家签名本，以为已有馆藏而把它悉数退回。
人们关心的是，当局今后是否有足够认识华文文化体系、具敏锐文化嗅觉与热忱的专门人才，参与制定明确的收藏主题、提出具体计划、主动出击，有效地让民间收藏者安心地把有价值意义的藏品捐献。
国家图书馆不可能全方位满足捐献者的要求，它有权利根据既定的原则判断捐品的意义与价值。人们关心的是，当局今后是否有足够认识华文文化体系、具敏锐文化嗅觉与热忱的专门人才，参与制定明确的收藏主题、提出具体计划、主动出击，有效地让民间收藏者安心地把有价值意义的藏品捐献。时间步步推移，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步入了老年，如何让文化资产汇集、长存国内的问题也就显得迫切许多。
本地藏书的新乐园
一辈子在书业天地打滚，杨善才不是一般的藏书人。几十年来，海内外各种版本的图书、各类性质的期刊杂志、只供出版社内部参考不公开流通的出版索引，甚至演出特刊、社团的会讯资料或纪念刊，都是他热衷收藏的对象。半世纪下来，他藏书的价值与参考意义，不亚于一般图书馆。年逾古稀七十，他仍古道热肠，积极于中文书籍的保护与典藏整理工作。在日益淡化的岛国华文环境中，他目睹许多中文藏书去留的曲折，百感心中埋，却不减热度，协助文化人为一批又一批“弃书”牵引，寻找新主人。
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地带，它是支流上一处不起眼的沙洲，长期以来主动大量吸收来自中港台的文化，视中华文化圈的各类书刊为宝而细心收藏。这些年来，捐献的引线点燃后，不少海外文化学者意识到孤本藏诸野，蛮荒有蕴藏，千里外的南方其实留存着半世纪以前中港台所出版但原产地已难得一见的书刊。
时序迈入21世纪，杨善才的捐书弧度扩大了，他陆续把上万本战前及战后出版的中文图书无条件捐给了海外学术机构，这包括中国的海南大学、马来西亚的南方大学学院、新山陶德书香楼等单位。2005年开始，他先后把个人藏书捐给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及香港教育学院。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获赠的图书最多，2008年及2015年，中大先后获得杨氏赠书超过一万册，其中最珍贵的是当年香港出版的儿童书刊，包括香港教育出版社的《儿童画报》、香港世界出版社的《好儿童画报》与《世界儿童画报》，以及香港上海书局、日新书局、汇通书店、学文书店等所出版的儿童读物。
近几年，他也捐书神州大陆，重要捐赠对象是上海张元济图书馆。张元济是二战前中文世界的指标性出版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1987年在上海武原镇成立的“张元济图书馆”为了丰富馆内的“商务印书馆阅览室”藏书，积极从海内外收集早期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出版物。近年通过有心人引荐，张氏后人张人凤与杨善才搭上线，沟通磋商后，杨善才献了宝，捐出一批三十年代各出版社的图书目录与出版信息资料，包括该馆缺藏、难以寻觅的商务版图书（如：《尼勒斯莱尼》、《中国国税问题》、《妥木宗师》等书）。为了敬谢，张元济图书馆为这批珍贵赠书举行了隆重的“手泽传世典籍留香”文献捐赠仪式。
由于张人凤的祖父张元济是创办于1922年的“交通部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杨善才知悉情况后，把手中珍藏的“海外孤本”——1926年该校教授邓宗尧所著《电信交通之进步》一书，托张人凤赠予上海交大校史博物馆。这本书被该校鉴定为“近乎绝版的图书，属于珍贵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重要文献”。隅藏千里，看似平凡的一本旧书，只有到了正确的方位，才让人感知它的光芒与价值。
杨氏的另一重要捐献，是2011年把一些上世纪30至70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冷门书目资料，在中国国内已属罕见的个人收藏，捐给了筹备中的中国“新闻出版博物馆”。这些材料，许多是非卖品，或是属于出版社内部的非流通刊物，却是极具索引价值的印刷品，这包括珍贵的《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39）、《图书汇报》（1939）、《万有文库第一第二集简编目录》（1939）、《中华书局出版通讯》（1951）等128册。新闻出版博物馆获得馈赠后，在送给杨善才该馆定期刊物《出版博物馆》的封面左上角，每期都特地印刷上“杨善才阅存”的字样，细致表达了感激之情。
小结
有价值的本地中文藏书留存本土，当然是最美的结局，尤其是重量级文化人的珍刊宝册，更不该让它轻易走失。捐献与接纳是双向交通，国内图书馆得有持续执行这种任务的强烈意志，文化人也应有让藏品长留斯土的意愿，共识凝聚，方有撞击火花的可能，后人才有近距离分享本土文化芳华的福气。
社会发展至今，对中文心怀情感、且掌握能力游刃有余的人口急速锐减，没有新读者涌现跟进，藏书便很难呈现活跃生命，在功利主导的体系里，它的存在理由便显得苍白无力。冷眼旁观，走过语文崎岖路的人们早已意识到，国内图书馆面对着一个棘手问题——随着华校出身具中华文化底蕴的专业职员相继告老引退，它在替补上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倘若无法有效补充，短期内图书馆就会遭逢中文人才凋零的现实。将才不足，文化认识不到位，可导致这方面的跟进与整理工作无法开展，走宝的戏码将持续上演。赢得民间收藏者对图书馆的信心与信任，成了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心理建设工程。书籍的使用与收藏，互为因果，当下社会中文氛围淡薄，中文藏书陷入恶性循环状态的几率，已舟随潮起。
书刊不能一味死藏，无人翻阅，等同冷冻。它要发光发热、再现生命活力，有赖于读者借阅使用，这正是岛国当下的挑战。以这些年的走势，到海外找个管理专业与人事条件成熟的图书馆，被认为是本地中文藏书最稳妥的出路。有留存价值的中文书籍到中港台这些汉语为主导的土地着陆安家，书逢知音人的机会必然高出许多。不过捐赠过程若所托非人，书刊可能落入偷鸡摸狗之徒手里，文化掮客或假借协助之名而使捐书成为弄钱的工具。这种事这些年发生过，已引起圈中人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