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国民教育
2018/09/19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郑庭河
稍认识本国国民教育之课程內容者，应该清楚有关內容相当失衡，尤其对非马来和非伊斯兰教讯息的呈现非常稀缺。甭说，这对一个號称多族群、多文化、中庸、和谐的社会来说，不仅是种讽刺，更是种不健康的现象，无助於族群之间的瞭解、尊重、友好和亲善。
或许我国的族群关係不能更加祥和、融洽、亲密（虽说实际上我国的族际关係也不算太差），部分原因正在於如此资讯失衡的国民教育。即便大量的马来——伊斯兰资讯或有助於更多国民瞭解之，乃至认同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单向的瞭解和认同，而非相互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华社偶有某些有识之士爱批评、埋怨、甚至责怪我国华人对马来——伊斯兰社群及文化瞭解不多。虽说不能否认或有如此华人，然实际上整体而言，经国民教育（以及各种官方宣传管道）的「日久有功」，一般华人对马来——伊斯兰社群及文化的认识不算少，包括很能自动地配合相关习俗及禁忌，只是当然也不能说「很懂」。这些有识之士若真「胸怀家国」，恐怕也有必要关心一下马来——伊斯兰社群对其他社群及文化的欠缺瞭解。
国民教育內容对国民认知和印象的形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有关失衡问题绝不能轻视，否则日后在一些別有居心者的扭曲和煽动之下，广大的马来——伊斯兰社群之中，或会有些人对其他族群和教群容易產生很大的误解，甚至敌视。
比如近来某些不肖政客在马来穆斯林社群之中渲染某族群或教群要「夺权」，或者把马来人排挤到森林的「威胁」，在缺乏对其他族群之社会及文化的客观认知和瞭解之下，这些「危言」或很容易找到滋长的土壤。质言之，种族主义论述和政治能够在本国一直阴魂不散，时不时被祭出来煽动部分乡民，或许正与国民教育的失衡不无关係。
对各族文化缺乏认知
另外，也许更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失衡的国民教育，对非马来和非伊斯兰教社会及文化的欠缺认知和认同，甚至也包括非马来和非伊斯兰社群本身，尤其年轻一辈。
基於现代化导致的家庭和社群之中的人际关係及讯息传播的阻隔、散落，乃至失序和失范问题，家庭和社群已非文化传承的必然有效管道，因而相对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更形重要。如果学校不负起为下一代人传承文化的责任的话，有可能相关文化就会加速失传。
自不待言，作为同样为国为民效力的公民，非马来和非伊斯兰社群完全有权利、有理由要求国民教育系统公平对待其社群及文化，不能因偏狭的国族——甚至种族主义——以及宗教主义而刻意边缘化、透明化之。
惟当然，说肯定比做容易，毕竟在前朝61年受国族加民粹主义熏染的国家教育及文化政策的主导之下，马来——伊斯兰元素已被高度政治化，乃至神圣化，宛如「圣牛」，任何检討和改革诉求，都会挑起所谓「敏感」。
而今改朝换代能否在官方和民间催生新思维、新视野和新动力来正面，乃至纠正有关失衡问题，诚有待观察。
华社政府须共同面对华教课题
2018-09-18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余宗发
英国殖民地政府在统治马来半岛时，为了采矿产与种植橡胶，需要大量的华工，使华人大量涌入马来亚。他们为了教育下一代，遂仿效其母国的教育体制，从传统的私塾教育办到新制的学校体系，让远离祖国在异乡的下一代，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处事的四维八德思想传承下去。所以当时华教的设立与发展，不但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为英殖民地政府统制马来半岛时的榛莽时代，提供了一股维持华社安定的精神力量，并也间接维持了当时社会的安定。
大马这种多元民族社会所产生的璀璨文化，在独立前，曾被外国的统治者和侵略者刻意的分化与破坏，独立后又被野心的政治人物刻意扭曲，造成各民族之间彼此的猜忌，进而造成了误会和冲突，让这些政治人物有机会从中得利。为了让大马能跳脱往昔政治人物所造的泥淖，新政府与华社，不妨从以下诸端切入，以去除彼此之间的误会和猜忌，真心诚意的共同创造光辉未来的大马。
英国殖民地政府在统治马来半岛时，为了采矿产与种植橡胶，需要大量的华工，使华人大量涌入马来亚。他们为了教育下一代，遂仿效其母国的教育体制，从传统的私塾教育办到新制的学校体系，让远离祖国在异乡的下一代，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处事的四维八德思想传承下去。所以当时华教的设立与发展，不但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为英殖民地政府统制马来半岛时的榛莽时代，提供了一股维持华社安定的精神力量，并也间接维持了当时社会的安定。
华教所传播的中国传统文化，当时间接为英国殖民地政府提供了一股安定社会的力量。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减少殖民地政府财政的支出，有关华教的发展，不论是硬体的建设或软体的建构，几乎都是任由华社自生自灭；既不主动对华教做财政的协助，也不干预华教的发展。一直到了中国的民主思潮传入新马的华社时，为了顾虑到这股民主思潮，已严重的影响了其殖民地的统治权时，才以政治的手段干预华教的发展。但此时的华教已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制，即便是采取干预也是治丝益棼；更何况当时的新马两地，华社自行兴办的华校已遍布各地；即便马来亚独立后的华小与国民型中学，它们的校地与校室等硬体设备，也大部分是沿用原来华社所办的学校而来，更不用说是61所独立中学了。
政府今日对华教的评价，也应由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公正的解决华教的问题，才能看到她的价值而给予公正的地位，不应纯从政治的角度去评价华教的存在的问题。
就政治的立场而言，马来语为马来西亚的国语，只要是马来西亚的公民都不会加以否认，但它也是一种应用与沟通的工具。马来语文是马来同胞文化的一部分，对马来同胞而言，以自己的语文来学习自己所熟悉的传统与固有文化，将可以细腻而无隔阂的加以领悟，但其他的民族却不能如法泡制。
华、马、印三大民族，是当年三个一起向英国殖民地政府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民族，她们不但是大马的生命共同体，也各自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犹如马来同胞一样，华、印同胞必须以自己的语文来学习自己所熟悉的传统与固有文化，才可以细腻而无隔阂的加以领悟，并将之传承下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所以能历久弥新的传承下来，对于她族人的生活教育与为人处事，必然有其正向的影响；这些正向的影响，固然约束了她的族人，也间接安定与教化了大马的整个社会！为了大马社会的安宁和发展，政府焉能不加以维护和珍惜！
假设统考的症结，果然是出在马来文的问题上，华社应思考如何配合政府，彻底将其解决。要求统考的马来文试卷，应由教育部聘请公正的专家学者命题，并公布以下的措施，使华校有所遵循：
a、尽快为独中培训合格的马来文教师。
b、事先公布马来文考试的教材与范围；考试时的命题范围，要根据教育部所公布的教材与范围出题，以便考生能有准备的对象，老师能有教学的教材。
c、在马来文科目考试结束的当天，有关当局应立即在全国三大语文的所有的报纸上公布考题与标准答案，让全马参加统考的考生，家长、老师都知道考题的内容与标准的答案。
d、考生对自己试卷的分数若有存疑时，可以用自己付费的方式，要求在第三者的见证之下查阅考卷，以便能释疑。
大马是个多元民族的社会，而马来语又是大马的国语，不管你从事那一种行业，当你面对一位非华人，对方又是一位只能用马来语沟通，偏偏你的马来语又不灵光时，你一定会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触。因为语文不但是一种应用工具，也是一种生存能力与就业机会的象征；何况大马所有政府部门的公文书，都是以马来书写。为了增加独中生在大马社会里的生存能力与就业机会，独中的校长们应有义务让独中生在校时，培养华、马、英三种语文的听、说、写能力，以便让他们有一个快乐与宽广的未来。
督学真的不见了？
2018/09/20 中国报/评论
~作者：潘有文
教育部究竟有没有废除华小督学和华文科督学？如果根据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的说法，教育部并没有废除这个职位，只是重新规划人员架构。
华小督学一职从第32和第34级调升至第44级的小学助理总监，华文科督学则从第41级升至第44级的语文科助理总监。张念群说，早于2016年前朝政府时期，已有华文科督学使用新的头衔负责华文科事务。
换言之，华小督学和华文科督学职调升后，职称更动，同样是负责相关事务，只是提高入职标准要求，即必须拥有更高等级的老师或副校长，才能成为督学或助理总监。
张念群声明此次是各源流督学和各语文科重组，并非只有华小和华文科。然而，由于缺少华小和华文科的职位字眼，难免令人担心会由不谙华文或非华裔出任这两个职位。
以华小督学和华文科督学为例，如果教育部安排不谙华语或非华裔担任此职，即能让人清楚发现其不同。反之，没有了语文注明识别就不易即刻发现。
教育部或许可在各相关小学和语文科助理总监职衔后面，注明其所负责的语文和小学源流，解除非国语流源，尤其是华教工作者的忧虑。
最重要的是，身在教育部的华裔副部长应时常关注这些职位的人事调动，避免有小拿破仑胡作非为，随意把不适合人选调动至非国语源流的小学或语文科当助理总监。
负责华校三机构活动
但是，这个职位真的如此重要吗？在教育部的行政架构中并无“督学”一词，它实际上的工作是视察教学的“视学”，着重的是留意学校的教学与学术进展。
前朝政府当政时，负责华文教育的马华高官刻意将督学定调为负责华小师资调派、在州教育局协调华小正副校长调派与升迁、巡视华小确保行政操作无问题、负责华小投诉与纷争、协调州教育局与华校三机构的活动与问题的角色，华校督学才得以华丽转身。
相较教育部原本赋予的视察教学角色，不管称它为督学或小学助理总监，其职能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由于新职称失去华小或华文科字眼，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应以“教育部长”的职责为先
2018-09-18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练珊恩
如今，教长受委为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主席，并且在多个单位，甚至是希盟内阁部长都提出反对之后，毫无辞职之意。他说，这是首相敦马哈迪和彭亨州苏丹的委任，而不是他本身的决定；这是责任、是职务。这听起来是很“负责任”的说辞，但是完全与他之前所说，要让大学拥有学术自由，要实践宣言中对高等教育改革和重塑大学威望的承诺背道而驰。
教育部长走马上任之后，最令人感觉到“改革希望”的新闻，是政府终止数名获国阵前朝政府委任的公立大学董事的合约，并促请那些通过前朝政府政治任命的公立大学校长自动辞职。那是新政府上任后，学术领域的第一道曙光。
记得后来我在一次与台湾政务次长姚立德的访谈中，对方谈及此事并说：“没想到马来西亚换了政府，大学的校长也需要跟着一起撤换，这让我很惊讶。”当时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终有一天也能免于政治干预。
如今，教长受委为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主席，并且在多个单位，甚至是希盟内阁部长都提出反对之后，毫无辞职之意。他说，这是首相敦马哈迪和彭亨州苏丹的委任，而不是他本身的决定；这是责任、是职务。这听起来是很“负责任”的说辞，但是完全与他之前所说，要让大学拥有学术自由，要实践宣言中对高等教育改革和重塑大学威望的承诺背道而驰。
教长这边厢终止前朝政府对学术机构的政治委任者，另一边厢却带着教长及政治人物的身份领导学术机构，如此的言行举措，只是重蹈前朝覆辙。教育部以教育部长马首是瞻，学术领域也是如此，所以这项委任，变相地也很难让人相信，撤换由前朝政府委任的学术机构董事、主席及校长，并重新遴选及委任的当中，没有政治干预，更不需谈什么“让教育回归教育”、“归还大学自主”了。
教长允许大学生在教育部静坐抗议，他说，这是希盟政府尊重民主的证据；教长与大学生会面，他说，这是教育部愿意聆听大学生的心声。确实没错，这些“允许”和“愿意聆听”令人感觉到新政府的开明与民主，然而，相较起之前首相敦马哈迪宣布兼任教育部长并引起非议及反对后，敦马表示“遵从民意”而决定不任教长的事件看来，教长这回的“民主”不够真诚。
新政府上台之后，基本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合并在教育部之下，教育部要管理的范围之大、教育部长的职责之大，都可想而知。若教长有心改革我国的整体教育体系，让大马的教育真正免于政治及种族等差异的干涉，真正全面地提升教育品质，以至获得国际认可，那就更应该以“教育部长”的职责为先、为重，专注于一项项待办的改革事项，例如如何让学生书包更轻、如何减轻教师负担、如何增加学生音乐和美术课的时段、如何确保教师不会“借用”音乐和美术课来教导其他科目、如何提升国人爱阅读的习惯等，而不是成为某一大学的主席，让某一所大学重现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