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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南洋大学 修订本 四
来源/作者：2015/7/25《新加坡文献馆》～文：董狐
（四）王赓武赞成李光耀罗织的罪名
在王赓武看来，南大办不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说：
另外我亦有些野心，可能当时年纪轻，经验不镑，相当理想。……因此，我们不仅要南大与其他两所大学平等，还希望有些地方比他们更好，现在想来可能有些幼稚。……我们的野心是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也成，现在想来真是一个过份的理想，非每人可做到。语言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可以最少熟悉两种语言，不是英语跟华语，就是马来语、华语，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这个目标能达到的话，南大学生要比其他两所大学好，英、马语可与他们比，又多一个华语，将来在社会上会更强。
他所说的“希望南大学生可以三种语言”的理想并非不好，南大学生也一直在努力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他又说“现在想来可能有些幼稚。”这话隐含的意思是：南大的失败是因为学生学不好第二语文。这正是李光耀罗织的罪名。
南大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英文，规定一年级学生必修英文，是一整年的课（8学分或6学分），必须及格。这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英文，方便就业。李光耀说南大毕业生完全不懂英文，纯为污蔑。
这本是很好的制度，王赓武的报告书却取消了这个制度。可是他又说英文很重要，自相矛盾。王赓武是不是遵照李光耀的意思，故意这么做，以便污蔑南大毕业生不懂英文呢？这只有他们两个才知道。
一般南大学生的英文程度不高，确是事实，但并非李光耀所说的“他们实际上不懂英语”。南大学生在入学之前，都学过十二年的英文，虽然一般不那么好，但完全可以作为基础，以求提高。除了中文系和历史系之外，其他学系教学时都会用到英文课本和参考书。理学院和商学院尤其如此。当然，学生的英文程度不可能像英文大学的学生那么高。作为提升的基础，并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是中文系毕业生也有到西方大学求得高级学位的例子。
南大毕业生到海外升学，开始时都遇到外语困难，但努力学习后，都能克服，学业有成，就是因为原先的外语知识，可为上进的基础。
在李光耀推行同化政策之前，星马两地华人社会通用华文，南大毕业生完全有生存空间。当然，要进入国际机构工作，须懂外文。南大毕业生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第二语文不好只是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莫须有罪名。王赓武重视的不是教育，而是政治，所以赞同李光耀罗织的罪名，以示忠心。
访问学生又问他：
有一个说法认为那份报告书发表后很明显看到南大的一个转变，就是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另外，亦由一所以华文为教授语言的大学转为以英语为主的授课语言的大学，此亦影响到当时新加坡的独立中学或华文中学之发展。请问校长对华文教育及中国人大学的看法如何！
王赓武的回答是：
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年我们是比较理想一点，以为可以多下一点功夫可克服困难。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新加坡独立以后他们的教育政策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未预料到。
报告书的原意为何，不得而知，但实施报告书的结果却是导致南大被关闭了。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一点，在报告书一公布的时候就预见到了，所以才引起学生罢课抗议。王赓武不应不知道。
他既然认为英文重要，为什么又说“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南大一开始就“追求双语教学”。现代语文系不仅可以主修英文，也可以学习马来文、法文、德文、日文。南大不仅不排除外文，而且鼓励学生学习外文。取消现语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后来的合并铺路。这是李光耀早就计划好的，而且让魏雅聆写在报告书中。王赓武不可能不知道。李光耀后来教育政策只不过是照计划行事而已。如果说李光耀后来的教育政策违背了报告书的原意，为何王赓武不站在教育的立场批评？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蒙蔽了他的良知。
王赓武还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说：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卻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
这完全是搪塞之词，想为自己助纣为虐脱罪，丝毫没有反省的良知。
王赓武当时是秉承李光耀的意旨来写报告书的，和马来西亚毫无关系。虽然新加坡当时已加入马来西亚，但仍然保留教育和劳工两项权利。李光耀早就决定关闭南大。他要怎么做由他决定。这是属于教育方面的事,马来西亚政府不得干预。王赓武热衷政治,组织过政党，不可能连这样的事都不知道。
至于说李光耀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报告书执行，那也是李光耀的权利。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王赓武的角色是在报告书中定下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步骤，方便李光耀行事。要是王赓武真的对此不满，为什么甚至于在李光耀死后都不提出异议？从他对李光耀的忠心看来，他只是尽臣子的责任，为皇上服务罢了。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步骤，都写在《王赓武报告书》里：
第一步，改变南大的学制,跟新加坡大学的一样，以便合并。
第二步，改变南大的教学语言，跟新加坡大学的一样，以便合并。
第三步，两校联合校园，正式合并。在“新加坡大学”的前面加上“国立”两个字，南洋大学便彻底消失。这一步是在《魏雅聆报告书》中设定的，由《王赓武报告书》完成。
在关闭南洋大学之前，李光耀就是按照这三个步骤关闭所有的华校。唯一不同的是，中小学校不必“联合校园”，只需转换成英文学校就兼并成功。
在1960年发表《魏雅聆报告书》之前，李光耀宣布改变华校的学制。紧接着，第二年，1961年，正式大刀阔斧改变华校中学的学制。然后，1964年委任王赓武撰写报告书，改变南大的学制。这一连串的改革都出于李光耀的精心策划，魏雅聆和王赓武都只是奉旨报告，心甘情愿做先锋打手。
《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旨在改变华校中学和大学的学制与教学语言，变得和英校的一样了。
1961年改变华文中学的学制之后，接着下来的重要事项是：
改变华文中学的教学语言。
初级学院在1968年开始设立，逐步改变了华文学校的教学语言，把华文中小学逐步改为英文中小学。
1975年，南大的教学语言正式改为英语。到1980年，便顺理成章和新大合并了。
《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丹顿报告书》是彻底改变华文教育的四份报告书，从而同化华人，改变了华人的命运。这个运动幕后操控的黑手是李光耀，在台前挥刀弄斧的是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丹顿，四个刽子手。
《白里斯葛报告书》是在殖民地时期写的，由英国人在幕后授意，由林有福在台前操作，由李光耀执行。
《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都是由李光耀授意，延续《白里斯葛报告书》而来的，目的相同。最后由《丹顿报告书》一步达到合并目标。
从一个人肯不肯承担责任，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士人阶层的败类生来就是做他人走卒的吗？
王赓武在为自己辩解时，完全忘了他当初是受命撰写报告书的。若无人授意，他为何而写？为谁而写？
王赓武亲眼目睹南大因为他的报告书而转变为英文大学，从而为后来的兼并铺路。从王赓武写报告书到后来的兼并，是早就安排好的剧情。王赓武只是个助纣为虐的配角。
且退一步说，王赓武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助纣为虐，因为李光耀没有把真正的意图告诉他，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后果严重。
果真如此，在报告书造成恶果之后，王赓武必定醒悟，而且必定因为李光耀隐瞒真实意图而大怒，即使不厉声谴责，也必定会因为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而埋怨，并向全体南大人忏悔道歉，向全体南洋华人忏悔道歉。可是，王赓武并没有这样的反应，也没有这样做。他现在还在帮李光耀做事。这很显然，他心知肚明自己当年在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王赓武报告书》是为了兼并南大而写的。兼并南大是整个同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南大是华文教育的堡垒，民族教育的灵魂。南大一被兼并，同化运动也就大功告成了。
在王赓武之前，已有“恶毒荒唐的报告书”：《白里斯葛报告书》。那是官僚政客林有福为迫害南大而设计的报告书，但林有福还来不及打死南大就下台了。
然后是李光耀上台。王赓武就在这个“恶毒荒唐的报告书”的基础上，写了一份更加“恶毒荒唐的报告书”，成为李光耀的《兼并南大计划书》，把南大一棒一棒活活打死。
兼并南洋大学 修订本 五
来源/作者：2015/8/1《新加坡文献馆》～文：董狐
（五）李光耀罗织的罪名
李光耀在祖父那一代便已受英国人同化，成为皇家华人，也就是英化华人。因为他的家族早已被英国人同化，他一上台就处心积虑，以自身的经验来同化华人。他先从华文教育下手，再消灭方言，进而虚假提倡儒家思想，让所有的华人都跟他一样，没有民族语言、没有民族文化，也没有民族自尊。
他消灭华文教育，计划周详。先消灭华文中学，华文小学自然解体，最后关闭南洋大学。整个计划几乎天衣无缝。
关闭南洋大学是他一生之中最恶毒的事。他不仅至死都不忏悔，还一再罗织罪名，公告自己罪行的正当性。
李光耀公开说的第一个关闭南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大毕业生国会议员要求他关闭（以下参看《中国人的劣根性》，收在《南大梦》）。
1980年，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时候，把责任推诿给当时在国会中的南大毕业生国会议员。他说：
在1978年当我建议把他们搬迁到联合校园，还有一些人持强烈的保留姿态。我之所以迁移他们是因为所有的南大毕业生国会议员要求我这么做。
当时，他的同党之中，有十一位出身南洋大学的议员，即：钱翰琮、李玉胜、潘峇厘、何家良、蔡崇语、庄日昆、何振春、高立人、杨子国、饶柏华。照李光耀的说法，是这十一个人要求他关闭南大的。他只是按照这些出身南大议员的要求行事，自己不是罪魁祸首。
这十一太保之中，杨子国从七十年代中就主持学生生活辅导处。那是校园里的特务组织，专收集校园情报，陷害不听话的学生。到后来的南洋理工大学时代,他仍然留在云南园里。他就是那个指挥砍伐云南园所有相思树和铲除花园中所有亭子的功臣。
八十年代初，泛岛高速公路已修建到离南大不远的十三英里处。按照原本的设计，将从南大牌坊前面越过。不知是哪一个太保献的计策，后来改道，从校园边缘划过，切断连结牌坊和校园的脐带，十分狠毒。
这十一太保至今都默不作声。李光耀给他们利益。他们显然为了利益而默认了。为了利益而甘当奴才,背叛自己的母校。这十一太保是南大的耻辱。
1999年,李光耀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洋大学。这似乎是说，关闭南大是他自己的主意。
1980年，李光耀说他关闭南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大毕业生的水准低，学位不值钱：
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
这显然是说，南大没有水准，所以他必须关闭。李光耀一上台就大声指责南大学生程度低。他的目的就是把南大关闭。
李光耀的这个想法，在1965年，邀请王赓武撰写报告书的时候，必定对王赓武说了。这是他为关闭南大而罗织的罪名。王赓武在报告书中说：
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我们觉得这任务太偏狭。南大可以大事努力，以趋向为我们社会整体而服务之目标。
这段话明言两点。前半段说南大学生水准低。后半段说南大不可以只收华校学生。这意思就是说,南大须收非华校学生，也就是改为英文大学。
这分明是秉承李光耀的意旨，睁着眼睛说的瞎话。南大是华文大学，不懂华文的学生如何入学？他虽贵为大学教授，却甘当李光耀的打手。
王赓武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可是他却完全罔顾历史事实。只要把从1959年到1964年，这五届南大毕业生的学术成就，跟马大同一个时期毕业生的成就相比，高低立判：南大毕业生的学术成就远远超过马大毕业生。
为什么？原因有三。
其一，南大毕业生的学术基础远胜过马大毕业生。
马大虽然是英国人设立的大学，其目的只是为了给英国人培养统治殖民地的公务员。
马大的学制跟英国大学的不同。英国大学让学生在三年之中，专修一个系的课程，成为专才。马大虽然也采用三年制，但第一年让学生修读三个系的课程，第二年修读两个系的课程，第三年修读一个系的课程。这样的学制，造成毕业生的学术基础泛而不专。这是因为马大不是为了培养专才而是为了培养统治殖民地公务员而设的大学，所以马大的毕业生几乎都当公务员。这样的好处是：毕业生不必担心就业，坏处是：鲜少学生在毕业后能继续学术研究。
以王赓武为例子，他在怡宝时，就读英文安德森学校。他的英文能力比中文强是很自然的，所以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大学读外文系。一年后回新加坡进入马大读英国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三个系的课程。最后从历史系毕业。1954年他到伦敦大学读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以他的学术背景，他的中国史知识不可能太强，但是肯定比一般英国学生来的强。他的论文写中国古代史是比较聪明的选择。但是，日后如果还继续研究古代史必将面对许多困难，因为古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而且都是古文。这在他是极其不易于克服的难题。况且，他一直在大学里当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用于研究。因此，他转而研究南洋华人史。这方面的资料英文的多，可以避难就易。这也是聪明的选择，但也反映出马大学制的缺陷。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研究古代史，古文就不是个难题。
王赓武在报告书中对中文系提出这样的建议：
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能造就中文程度很高的毕业生。然而，它在履行此任务时，应照顾到我们社会各种需要。我们建议应该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该系学生应该准备适应本国在语言条件，而且应有能力去研究一些诸如本地华人方言性质，分布和运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希望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在此种情况下，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
这样的建议十分荒谬，而且完全脱离星马华教现实。
其一，中文系毕业生几乎全都到中学去当语文老师。当时星马两地的华文中学，语文科要求很高，尤其是高中语文，所选课文几乎都是古文。
1967年，南大中文系曾经向任职中学语文老师的毕业生调查，中文系开设各科目中，哪一科对语文教学帮助最大。所得结果是：对语文教学帮助最大的是文字学，其次是中国文学史。如果中文系“把较大的重点，放在那些关系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文学及语言背景的科目上面。”毕业生担任中学语文老师将有困难，无法胜任。
其二，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实即传承中国文化。即使风俗习惯有所不同，也无需在中文系本科开课，而应该让学生在研究所以此为专题研究。
其三，所谓“语言背景”，当是指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这也无须在本科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本科所应开设的是语言分析、语音、语法等科目，让学生具备基本的语言学知识。有关方言之种种课题，可以在研究所专题研究。
其四，在本科开设“华语与马来语的关系”课程更是荒谬。华语和马来语属于不同的语系，两者之间并无什么关系。现实运用所见，只是一些借词，此外别无其它可言。如果一定要把这两种语言放在同一门课中，那只能放在对比语言学中，对比两者的差异，说不上什么关系。
其五，有关“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的课，无须在中文系，而应该在社会学系开设，让中文系学生选修。如果社会方面的课程应由中文系开设，那么，经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课，是不是也得由中文系开设呢？
其六，在所建议的各种科目中，只有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可以在本科开设，但也不能成为重点，取代古典文学。中文系毕业生到中学当语文老师，主要教的就是古典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可以在研究所开设专题课，让学生修读和撰写论文。
其七，说“我们希望该系的毕业生在维持国内各族和睦相处方面将有所贡献”，也很荒谬。各族和睦当然重要，但这是现实生活方面的事，跟中文系专业知识有什么关系呢？
其八，说“南大得考虑将该系改称为汉学系。”近于无知。
西方学生在进入汉学系时，一般都不懂汉语汉文，从头开始学习。有关中国的事，样样都学一点，通称汉学。南大中文系学生，无论来自星马哪一间中学，都学过十二年中文，读古文也没有多大困难，跟西方汉学系学生的背景大不相同。毕业生日后的出路也大不相同。王赓武出身英文学校，到伦敦大学就读的正是汉学系。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要南大中文系削足适履，改称汉学系，便是无知。
王赓武写的书多属于泛论，如：《南洋华人简史》、《马来西亚概览》、《1949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独立、现代性和革命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之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不远游：移民与华人》、《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等。这类书也有用处，可以给一般人看，增加一些知识,但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也不需要花多少工夫去深入研究，只需花一点时间看一些现成的书便能写成，更像是记者写的，而不像是学者写的。
一个学者一生之中,只要能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足以传世，便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司马迁（约前145
– 前86）、班固（32 – 92）、刘知几（661 – 721）、司马光（1019 – 1086）、章学诚（1738 – 1801），便都如此，不必写这么多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书，欺世盗名。然而，要写一本独辟蹊径的学术论著，需要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更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不能只靠英文。
南大采用四年制，让学生在四年之中专修一个系的课程，学生毕业后有专门的学术基础，从事研究，驾轻就熟，自然有成。正因此，同一个时期的南大毕业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马大毕业生。
南大毕业生一直受英文沙文主义政客歧视和排挤，当公务员的确远不如马大毕业生容易，但在私人机构就业并无多大困难，而在困境中自力更生，事业有成者，所在多见。
马大纯为英文大学，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公务员而设，极容易养成英文至上的沙文主义观念，漠视“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
南大则是双语大学，不只是有中文系，也设立英文系（现语系）。现语系除了开设英文主修课程之外，也开设马来文、法文、德文、日文等课程。南大鼓励学生学习马来文，还由学生编印马来文刊物，培养出卓然有成的马来文专家。
南大非常重视各族团结，和谐平等，互相帮助。当初捐款创办南大的人并不都是华人，也有别的种族的人。南大一开始就是属于多元社会的。王赓武说南大不顾“在多元社会中高
等学府的基本目标”，纯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1953年2月7日，李光前先生说的一番话，最能显示出南大初创时的宗旨：
论者或恐另设一大学，将使马来亚各民族发生分化作用。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之精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吾人应力倡各族亲善，以促进马来亚各族青年更能彼此互相谅解，更能团结一致。
南大创办后，一直遵循此宗旨。只有麻木不仁的人才会说，南大不顾“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
其二，南大的腹地比马大的腹地要大得多。
马大所收的学生，主要来自星马的英文中学，腹地仅限于此。南大的腹地则涵盖整个南洋地区。
当时，星马两地的华校学生比英校学生要多得多，约占各源流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单就新加坡而论，五十年代初，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是英文学校学生人数的两倍，再加上其它地区的华文学校，腹地十分广大。
南大初创时,报读南大的并不限于华校学生，也有英校学生，例如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南大的腹地并不限于华文学校。
腹地的大小和毕业生的素质直接相关。今天的新加坡大学时时以排名来唬人，自我膨胀。这种数字游戏，只能欺骗外行人。新加坡的大学无论怎样吹牛，都无法和印度、中国、韩国、日本的顶尖大学相比，因为这些地方的大学，腹地比新加坡的大学要大得多。新加坡的大学只能靠排名来自欺欺人。为什么英国、美国的顶尖大学学生素质特别好？因为他们的腹地是全世界，是世界英才的集中地，学生素质自然好，毕业生水准自然高。
资质好的学生人数跟学生总人数成正比。学生总人数和腹地大小成正比。学生总人数越多，资质好的学生也越多。南大所录取的是整个南洋地区华文学校的英才，加上一些英文学校的英才，毕业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马大是理所当然的事。
其三，南大毕业生因受歧视和排挤，在困境中求生存。
南大学生都很明白南大和自己的处境，必须奋发图强才能给自己开出新的局面。这就是南大校训“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南大学生的外语能力一般都不那么好。到西方去深造的学生，开始时，应付功课的能力超强，可是应付外语都有困难。但在发奋努力之后，外语也就不成其为难题了。不仅在南大时成绩卓越，在西方大学也往往名列前茅。正因此，南大畢業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就為馬大毕业生所远远不及。
王赓武罔顾历史事实，为逢迎李光耀，遵照李光耀的意旨颠倒是非黑白，全无读书人的尊严和良知。
2011年，李光耀又说他关闭南大的原因是：因为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他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历史洪流，但他没说这历史洪流是什么。
南大是在二战之后不久设立的。当时，全世界的历史洪流是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顺应这样的历史洪流，马来亚和印尼先后独立，新加坡也自治。
独立后的马来亚以马来文代替英文，印尼以印尼文代替荷兰文。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洪流。
李光耀的所作所为正与这历史洪流相反。他依靠受华文教育的人领导的反殖民地运动上台，可是在上台之后，却成为英国的代理人。由自治到独立的新加坡,不仅不发展民族教育，还千方百计消灭原本在殖民地时代就很发达的华文、马来文、印度文教育,独尊英文,推行英文沙文主义霸政。其结果是：英国人撤出了新加坡，而英文比殖民地时代的地位更高，更霸道。这完全违背了历史洪流。
南大是民族教育的象征。李光耀百般打击，最后关闭。他并不以此为耻，还反过来指责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无耻之至。
他又说南大是“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这话隐含的意思似乎是指南大四周围都是马来人，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他这是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马来人。
为什么他要把关闭南大的责任推给马来人呢？因为他当初千方百计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想当马来西亚总理，引起他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导致许多无辜的华人在种族冲突中丧命。这完全是他的罪孽。这之后，他对马来人怀恨在心。
在李光耀关闭南大之后,马来西亚华人先后设立了三家学院：
新山的南方学院、吉隆坡的新纪元学院、槟城的韩江学院。这三家学院现在实际是三家大学。由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也将在吉隆坡设立分校。这些大学所扮演的角色大致也就是南大所扮演的角色。说南大“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只是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的无知偏见，刻意挑拨种族仇恨。
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向来和谐相处。六十年代的种族冲突完全是由李光耀个人的野心造成的。是他破坏种族和谐，挑起暴乱，造成冤魂。
他当时还有别的心计，至今还保存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中。
1965年8月25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周后，李光耀派遣高德根拜访香港新华社副社长，表示希望中国能让新加坡参加亚非会议而不让马来西亚参加，使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见刘晓鹏《评再版的李光耀旧作：中国外交部档案的视角》，刊于新加坡文献馆）。
东姑当时本可以援引“内部治安法”将他逮捕,无限期监禁，就像他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对待反对者一样，可是东姑对他宽容，让他退出马来西亚，他却以怨报德，寡廉鲜耻，乃至于此!
同样一件事，他前前后后无论说了多少次，说法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他不诚实，假话说多了，就前后不一样。他从不把说假话当一回事。
兼并南洋大学 修订本 六
来源/作者：2015/8/15《新加坡文献馆》～文：董狐
（六）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真正原因
他关闭南大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三十年后，他的同党李炯才终于说出真相。
2013年9月15日，《南洋网》刊登对李炯才的访谈稿。李炯才回忆说：
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我常常跟他争论。……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将来会遗臭万年。他说我能怎样？他们制造很多麻烦，怎样解决？我说让我来解决。……他们（南大理事会理事）说要政府保证南洋大学永远不变质，不变质是不要消灭华文啦，我问他（指李光耀）可以吗？他说可以，所以我和易润堂（另一名部长）两个签名担保。后来他关掉南大，都没有请教我，我很不好意思，我担保了却没有办法实现。
这段话说出当年李光耀关闭南大的真正原因：南大学生给他“制造很多麻烦”。他在此之前所说的关闭南大的原因全都是假话，全都是罗织罪名。他只是想以谎言误导别人，给自己开脱。
他让两个部长跟南大理事会达成协议，签名保证南洋大学永远不会关闭，他也不当一回事。他不仅口头说假话，书面签名保证的，也是假话，全无诚信可言。寡廉鲜耻,还有甚于此的吗？
李光耀一生所做的邪恶事，罄竹难书，关闭南大只是其中之一。
《中庸》上有句话说：“知耻近乎勇”。这话的意思是，知道羞耻的人才会勇于改过。
李光耀即使到了风烛残年，仍然不知忏悔。这是因为他不知耻。
王赓武对李光耀有功。1996年，他离开香港大学后，并没有回澳洲去。他是澳洲人，却到新加坡来，并定居不走。李光耀当初为了当总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东亚哲学研究所，提倡儒家思想。后来，他不当总统了，可是这个研究所还在那里。王赓武来了，李光耀就拿这个研究所来回报他，改名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因为王赓武的兴趣在于政治，是个政客；免去原来的所长，改当主任，让王赓武当所长，并拨款五千万元当经费。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研究所，这真是一大笔钱，足以确保王赓武有生之年都有花不完的钱。这些钱不是李光耀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的，而是纳税人的钱，私相授受。这是王赓武当年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回报。
经过了五十年，半个世纪之后，王赓武终于无意间回答了《王赓武报告书》的关键问题:是谁授意他写这报告书的呢？他不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间接回答，但非常清楚，即：他和李光耀的关系十分密切。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李光耀才信任他，授意他写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拟定关闭南大的步骤，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却又想让天下人觉得，那是王赓武为南大好而写的客观报告书，减轻了李光耀的罪孽。然而，王赓武助纣为虐的罪过丝毫都没有减轻。恶霸之所以能做许多坏事，是因为有许多爪牙。
1980年3月15日发表的《丹顿报告书》， 也是按照剧情来撰写的，主张新加坡只能有一间大学，十分荒谬。
英国的城市，大约二十万人口就有一间大学，新加坡当时有两百多万人口，何以只能有一间大学？更何况南洋大学的腹地远远大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不是专属于新加坡一地，而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
南大关闭后第二年便设立了南洋理工学院，采用麻省理工学院的制度。虽然名为学院，而实际是大学。新加坡只能有一间大学的说法，显然是受命的谎言。这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在中文中学改制后，接下来又有两个计谋：一个是，让华校中学毕业生进入新加坡大学就读，减少进入南大的人数。一个是，不让马来西亚学生进入南大。这样，南大的生源就更少了。这都是预先想好的诡计。
于是，1980年，以南大学生人数少，程度底为理由，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彻底消灭中文教育。
1965年11月6日， 新加坡政府与南大理事会签署的联合声明。新加坡政府保证“南大将永远成为独立新加坡国家之华文大学”。政府也保证南大不会与新大合并。
1966年，新学制开始后，李光耀到南大演讲。他当时也说：“南大不会关闭”。
这些话都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心中早已盘算着如何关闭南大了。
三十年后， 1999年9月18日， 他却说，如果时光倒流，他将更早关闭南洋大学。他的话，也正反映出新加坡部分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憎恨华文与华人的心态。
在《王赓武的报告书》发表后三年，当时担任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副提学司的李廷辉爆出了一个内幕消息：新加坡政府打算关闭全部华校。
李廷辉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1931年出生于怡宝，自小受英文教育。1953怡保英华中学毕业后，进入马来亚大学，1956年毕业。他在马大读完硕士学位后，原本想到伦敦大学读博士，但伦敦大学不承认马大毕业生的英文水准，要他考英文，他拒绝了。
他跟林文庆一样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也热爱自己的民族语文。少年时曾经拜师学诗词，又在佛庙里跟随一位和尚学中文与佛学。他专长中国历史与哲学，也长于诗词与佛学。无论才华、学术根底、读书人的风骨与良知，都远在王赓武之上。
李廷辉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李光耀宣传反共思想。他有机会看到李光耀政府的机密文件，计划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因受良知驱使而公诸报端，惹祸上身，幸得他的马来亚同乡吴庆瑞担保，才免于牢狱之灾。后来一直在大学任教到退休。他晚年潜心佛学，不再理会政治。
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仇恨根源在哪里呢？
李光耀童年时候不学中文，他继承了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对中国人的怨恨。峇峇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原本高高在中国人之上，可是后来却给中国人超越了。峇峇人中的一些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因此怀恨在心。这是远因。
陈六使创办南大，又刺激他心中的情意结，更加怀恨。南大学生又威胁他的政权，便非得消灭不可了。这是近因。
李光耀不接受中文和中国文化，所以他的价值观念和中国人大不相同。这是他心中容不下中国人的根源。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 –1985）曾对李光耀说：
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
哈里(李光耀)，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英国人。
他的内心是英国人，他的政策也是为英国人服务的。消灭华文教育正是英国人的愿望。英国人不能出面，便由李光耀来实现。
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传承和发扬民族语言文化。这件事然更会刺痛他的神经。他被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所逼而在这一年开始学华文，在他心中留下一个结。再加上他的政敌多是受华文教育的人，而南大是华文教育的堡垒，又威胁到他手中的政权，所以非得关闭不可。
他在2011年11月间说，南大“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这也正透露出他的心声：他一开始就打算关闭南大了。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说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只是个莫须有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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