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南洋大学 修订本 一
来源/作者：2015/6/27《新加坡文献馆》～文：董狐
华文中学改制后，接下来便是针对南洋大学的改制。
（一）南大改制
李光耀兼并中文中学的模式是：“改制、改语、兼并”。他兼并南洋大学，用的是同样的模式。他的心计由王赓武拟定成具体计划来推行。
1965年，王赓武受命为兼并南大而撰写的《王赓武报告书》公布了。
《王赓武报告书》是承接《魏雅聆报告书》而写的。《魏雅聆报告书》中建议南大与马大合并，但还没到时间提出具体计划。这件事就由《王赓武报告书》撰写计划细节，逐步完成合并。
“改制”和“改语”是《王赓武报告书》的核心建议。对南洋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其结果是：把南大由中文大学改为英文大学。从后来的结局看来，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兼并铺路的。
王赓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内心世界跟《王赓武报告书》有极密切的关系。
王赓武虽然一直在大学里讨生活，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政治远远超过学术。他的本质乃是个政客。政坛政治和大学政治他都极其热衷，所以始终不能专心于学术。
由于他出道早，1957年便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几乎如凤毛麟角，而他又在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大学任教，自然能平步青云，很快就担任教授。他要是现在才从大学出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博士论文是《五代时期中国北方的权力结构》。这正可以看出他对权力的兴趣。可是他后来却花时间在南洋华人历史。那个时候，在这个领域里的学者主要是洋人，而他懂英文，可以和洋人交流，自然容易奠定在这方面的地位。由于他一直想做官，根本没有时间于基础扎实、独辟蹊径的学术论著，只是浪得虚名，就像一位行内教授所说的：“名气虽大，而文章不过尔尔，卑之，无甚高论”。
1968年，他还在马来亚大学任教的时候，便参与组织民政党。他的政治欲望虽然极强，却没有勇气参加竞选。就在这一年，他到澳洲国立大学，1986年到香港大学，1996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辗转这些年，他都在大学里当官，极少时间用在学术研究。这正是他内心当官欲望的反映。
1965年初，王赓武着手撰写报告书的时候，还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任教，不在新加坡。是谁授意他写这份报告书的呢？王赓武始终没有透露。他一直想让天下人觉得，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客观写报告书，与政治无涉。可是最终他的报告书恶名昭彰。他于是假手他人著书宣示自己“坦荡人生，学者情怀”，真是恬不知耻！
1986年，王赓武出任香港大学校长，在接受学生访问时说（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王赓武如此轻描淡写自己奉命加入委员会撰写报告书的事，故意把话说得含含糊糊，想隐瞒真相，误导天下人。
其一，1963年时，李光耀正面临政权危机。要是公平竞选，他一定输清光。在这一年2月2日，李光耀用“内部治安法令”逮捕反对人士。其中包括南大校友和学生。这就是丑恶的“冷藏行动”。就在这个时候,他决定立即着手关闭南大。王赓武热心政治，不可能不知道李光耀的恶意和恶行。
其二，王赓武强调自己不是新加坡人，跟新加坡政府没有关系，他的目的就是要天下人相信他的身份超然。这只是在掩人耳目。要他写报告书的不是马来西亚政府，也不是新加坡教育部，而是他的老朋友李光耀。写报告书的动机和目的都来自李光耀。王赓武却假装“我不知道”。
关心南大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授意王赓武写报告书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只是没有这方面的史料。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了解他和李光耀的关系。了解了王赓武和李光耀的关系,就可以了解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王赓武报告书》是不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的？
王赓武始终没有透露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1992年，李光耀到香港大学演讲，由李嘉诚赞助。王赓武当时是港大校长。演讲时由彭定康担任主席,李嘉诚坐在台下。李光耀在开场白中说:“我的朋友王赓武邀请我来演讲……”隐约透露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李光耀说“我的朋友王赓武”也许只是客套话。他们的关系如何？两个人都没说。
兼并南洋大学 修订本 二
来源/作者：2015/7/11《新加坡文献馆》～文：董狐
（二）李光耀和王赓武的君臣关系
一直到李光耀去世后，王赓武才无意间说出真相（见2015年4月16日，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王赓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从王赓武回忆他和李光耀的关系看来，他们之间并非一般的朋友关系（以下参看山人《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刊于新加坡文献馆）。报道中说：
王赓武说他年轻时就认识李光耀，「我年纪差不了他多少，今年年底85岁。我1930年生，他1923年生。当时候我们都认识，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至于甚麽圈子、甚麽形式，他没细说。「很多，各种圈子各种社群都有。」
他说得很清楚。他和李光耀不只是朋友，而且是老朋友，是很熟的朋友，只是“他没细说”，因为他不愿意细说。他和李光耀见面不计其数。在写成报告书之前，也必定跟李光耀密谈改变南大的事。否则，他怎么知道报告书的目标是什么？该写些什么？这当然是他所不愿意细说的。
单看这段话，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再看接下来他和记者的答问，配合李光耀的所作所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远非仅是朋友。王赓武对李光耀的忠心实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在这篇访谈中，记下几件事，对于了解王赓武、李光耀、报告书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和李光耀的关系非同一般。最令人吃惊的是他对李光耀的忠心。这在王赓武完全不必要，因为他不需要依靠李光耀生存。他之所以如此忠心，除了私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政治信仰。
其一，王赓武维护李光耀消灭方言的政策。
报道中说：
来新加坡19年的港大前校长，接受广东话问好，但访问坚持要说英语或是国语。
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从中可以看出王赓武的心态。
广东话是王赓武少年时代的语言。他在上大学之前，住在怡宝，当地通行广东话。他广东话说得很流利，比起他说国语或英语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香港接受记者访问时，都说广东话，为什么在新加坡却不肯说呢？这显然是因为李光耀禁止新加坡人说方言，王赓武唯命是从，至死不渝。王赓武当过老师，也当过校长。李光耀消灭方言的政策，反文化，也反人类，而王赓武竟然支持，单从这件事便可以看出他对李光耀的忠心。
其二，王赓武不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
王赓武接受记者访问，目的是谈李光耀，可是他却故意避开记者的问题，而对李光耀这个历史人物不加评论。尽管记者一再追问，他都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在王赓武的立场，李光耀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的贵人。他和李光耀有相同的价值观，利益比正义更加重要。
不仅如此，他还竭尽所能为李光耀开脱。他不认为李光耀是个独裁者。他为李光耀辩护说：
他在新加坡19年，从来没有感觉不自由，但他也相信，香港人来新加坡生活，一定会不习惯。两地人对自由的期望并不相同。至于李光耀是不是背弃盟友的独裁者，他也不妄下判断。「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官员也都是有相当学术背景里的人。」
真难想象这是“历史学者”说的话。他在新加坡19年都不觉得不自由，那是当然的，因为他是李光耀的座上宾。他要是觉得不自由，别人还能活命吗？他甚至于把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的高压下，不敢作声，说成是新加坡人“对自由的期望”如此，所以跟香港人不一样。
他不同意把李光耀定为独裁者。他的理由是:“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
这样的理由都说得出口，真是太荒谬了！一批人结党营私就不会独裁吗？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就不会独裁吗？标榜“历史学者”却说出这么幼稚的话，就为了替李光耀辩护。他舍弃学者的风范和骨气，以示对李光耀的忠心。
其三，王赓武不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不对。
史学的基本精神是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史学，只有颠倒是非，歪曲事实。
王赓武既然标榜自己是历史学者，那么，记者就请他从历史的角度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
「用历史评断，他的做法对还是不对？」
「坦白说，历史里头，基本如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是中国的传统，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看现代史里亚洲争取民主的方法各有不同，「那个设标准？你看各个国家有甚麽标准？」
王赓武拐弯抹角，不肯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不对，这是个是非问题。历史学者必须面对是非问题，绝不可以避开。王赓武显然没有是非观念。这一点，也是他和李光耀一致的。
他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李光耀“争取民主的方法”。李光耀为了掌握政权，不择手段，而王赓武并不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的做法不对。
其四，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否定普世价值。
记者再换一个问法，请他按普世价值来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
王赓武为了替李光耀辩护，甚至于否定了普世价值：
「按普世价值？」记者说。
「没有普世价值，只有西方的，只有美国的、英国的。」
「美英普世价值是对还是不对？」
「在英国美国来讲是非常适合的，是他们发展、演变出来，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建立，完全适合他们使用，是不停几百年的各种争论，而且战争很厉害，你看美国的内战多惨，几百万人死，欧洲打了多少时间？几百年不停斗争，为了甚麽？其实为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係，不停的想法,各种矛盾，民主矛盾，宗教矛盾，政治矛盾，打了几百年，一直在进步，不停进步，演变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但你不能说把他抄着来就成，不自然，一点都不自然。」
王赓武既然不肯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李光耀迫害异己的作法对不对，记者便要求他按照普世价值来评价。
他为了替李光耀辩护，直截了当否定了普世价值，以为那只是美国、英国的价值。
记者再追问，那么，就按照美英普世价值来判断，李光耀关押反对者的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王赓武仍然不肯直截了当回答。他又拐弯抹角说美国、英国的价值不适合亚洲。他这是把普世价值限定为政治观念，而且限定为美国、英国的民主自由观念，而他认为美国、英国的这种观念不适合亚洲。王赓武当过历史教授，当过大学校长，他不应该不知道普世价值是什么。
什么是普世价值？其内涵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涉及不同的学术范畴如：哲学、政治、心理学等，但总有一些看法是易于一致的。
普世价值是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凡是对人类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反过来说，凡是对人类普遍有害的事物就违反普世价值了。这有益和有害便可以用做对一种做法的评价标准。例如，把反对自己的人关进监牢，这样的做法对还是不对？这可以依据对人有益还是有害来评价。对这样的问题总有一个大多数人共同的答案。这样的共同判断就是普世价值。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记者当时向王赓武提出的问题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对这样的问题，谁都可以依据对人“有害”还是对人“有利”来判断，直截了当回答。可是，王赓武却拒绝了。为什么？大概是这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的价值观和李光耀的相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个是，他心里或许也明白李光耀的作法伤天害理。可是因为他效忠李光耀，所以不愿意说。
普世价值就只是美国英国式的民主自由吗？当然不是。平等、公正、和平、诚实、责任、宽容、自主、自律、独立、谦让、人的尊严等等，都是普世价值。无论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应该尊重这些普世价值。
那么,为什么王赓武否定普世价值、否定英美式民主自由呢？因为李光耀正是如此 。王赓武只是跟随李光耀而已。李光耀说（1992年11月10日在东京演讲《民主、人权与现实》）：
With few exceptions, democracy has not brought good government to
new developing countries…What Asians value may not necessarily be what
Americans or Europeans value. Westerners value the freedoms and liberties of
the individual. As an Asian of Chinese cultural back ground, my values are for
a government which is hone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兴国家带来好政府……亚洲价值或许并非美国或欧洲价值。西方人重视个人自由意志与自由决定权。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的价值观是建立一个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
李光耀只有在面对非中国人（华人）的时候，才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才说自己是华人。他是英化的峇峇人，如不说自己是华人，在非中国人眼中，他将是个四不像。他在面对中国人（华人）的时候，便流露出峇峇人的优越感，看不起中国人（华人）。
他说“我是个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就十分虚伪。为何不直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华人）？因为他心中的自己是峇峇人。他以中国文化背景来强调自己的亚洲价值观与欧美的不同，而实际他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并没有任何关系。
李光耀标榜亚洲价值，他所说的亚洲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说的“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难道说欧美人就不赞成建立“清廉、有效和高效的政府”吗？清廉和有效率，并非亚洲价值所专有。王赓武只是因为李光耀这么说了，他就完全支持。
其五，王赓武认为李光耀迫害反对者，是为了新加坡的生存。
记者见王赓武一直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答问题，评论李光耀，于是直截了当问他：“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你是历史学家,我们明白（要民主）是很辛苦很危险，但要是你限制我们的话语权，我们也感觉很辛苦，怎麽办？」
「所以要经过相当的讨论，相当的竞争、斗争。避免不了，要争论，现在文明一点，不需要互相残杀，可以争论，应该争论，但争论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观点，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
「但是李光耀这个做法对吗？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
「当时，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面对记者的直接问题，他还是不肯直接回答，反而替李光耀设想说:“从他的观点，他不这样做，新加坡不能生存。”
这样的答案，无异于赞成李光耀迫害反对者。他对李光耀的忠心真让人吃惊。李光耀所要的就是这样的君臣关系。
“你不接受我的观点就要关押你”比“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要严重得多，难道王赓武没有能力辨别是非轻重吗？
王赓武在2015年4月16日之前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记者访问，而在这之前，新加坡十六岁少年余澎杉在2015年3月31日，因为批评李光耀独裁而被捕坐牢。这件事也比“不接受我的观点，我就要骂你要打你”要严重得多。王赓武不会不知道。为什么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在王赓武看来，少年余澎杉被捕坐牢，被关进精神病院，也只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王赓武不会忘记，当年，多少南大学生为了反对《王赓武报告书》，捍卫民族教育，被李光耀关进黑牢，百般虐待，无限期监禁，毁了大好前途。王赓武对此无动于衷，只是淡然说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还有良知吗？如今已届85岁高龄，仍然不知忏悔。寡廉鲜耻，如何为学者？如何为人师？
正由于王赓武对李光耀的忠心，所以他肯听从李光耀的意旨，撰写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
兼并南洋大学 修订本 三
来源/作者：2015/7/18《新加坡文献馆》～文：董狐
（三）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
《王赓武报告书》对南大的破坏，可以从这几点看出来：
一、南大本是为传承民族语言文化而设立的，《王赓武报告书》实施后，南大渐渐改为英文大学，失去了原本的使命。
二、南大本是为培养华文中学教师而设的，教育系十分重要。当时，星马两地的华文教育都亟需擅长教育的人才。可是，王赓武却建议关闭教育系。
三、南大现代语言文学系，可以给华文中学培养英文老师。由于现语系的学生对华校学生学习英文的困难十分了解，由他们来教华校学生英文，最为合适。可是，王赓武却以程度不如新加坡大学的英文系而建议关闭了。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建议。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程度比得上南大的中文系吗？况且，现语系的毕业生可以大大提高华文学校学生的英文程度，让华校的英文教学成功。在当时的南大毕业生中，现语系的毕业生十分容易找到工作。他们为市场所需。现语系所开设的科目也并不限于英文，还有德文、法文、日文、马来文等科目。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并没有这样的学系。
四、南大的化工系毕业生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当时实业界很需要化工人才（1963年成立的义安学院，也因此开设化工系。）可是，王赓武也建议关闭了。
王赓武为什么要关闭教育、现语、化工这三个系呢？只有一个理由：这三个系都是新加坡大学所没有的，关闭了好为日后的兼并铺路。这显然是为配合李光耀关闭南大的计划而提出来的。
从这斑斑血迹，可以看出《王赓武报告书》的用意，何其狠毒！
尤其可笑的是，报告书建议把南大的制度由四年改为三年，说是这样就可以提高水准了。
二十年后，王赓武在1986年出任香港大学校长。当时，香港回归已定。港大老师要求港英政府，把港大学制从三年改为四年。王赓武这时急转方向，赞成港大改制。他说（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港大三改四虽然增加了政府的投资，但却保证了学生的素质，因而增加拨款是值得的。
这番话真是掷地有声，但是，他完全忘了，当初他要南大“四改三”也是为了“保证学生的素质”。前后矛盾，哪一个说法才是真心的呢？还是两个都不是真心的呢？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都出自同一张嘴，而面不改容。杀人不见血，乃是刀笔吏的本色。单从这一点就正可以看出他当初撰写报告书时的心态。
香港大学的学生，在进入港大之前，都读了七年的中学，加上大学三年，共十年。这是英国教育的常规。美国制也是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十年。
如果港大改为四年制，而中学仍然是七年制，那么，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就是十一年了。
新加坡的华文中学是六年制的，南大四年制，加起来也是十年。可是，王赓武却建议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这样一来，中学和大学加起来只有九年。这就完全不符合常规了。
王赓武不可能不知道大学的学制。他为什么要这样瞎改呢？很显然，他所考虑的并不是大学学制和学生素质。他只是在奉命行事：把南大的学制改为三年，为后来的兼并铺路。
王赓武在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也谈到这项改制。还为自己辩解说：
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但跟香港的四年制不同。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同是四年。
这是狡辩。从这狡辩正可以看出他的品格。他完全没有勇气承担责任。
王赓武在报告书第四章中明明白白说：
新学制应设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学生凡修足108个具充足学术价值的学分，即合授予学位，这普通应在三年或四年内完成。……攻读三年后，应能获得普通学位。……荣誉学位课程将不依照学分制。这种课程只是为那些两年内修足一百零八个学分和那些三年内得普通学位而成绩优异的学生而设的。
这新学制设立的普通学位和荣誉学位是怎么安排的呢？依照引文的意思，有两个可能的安排：
一种是，在三年内修足108个学分，依成绩可得普通学位或荣誉学位。这是当时星大和马大的学制。
一种是，在三年内修足108个学分，获得普通学位后，再修读一年，可得荣誉学位。这 “荣誉学位课程将不依照学分制”。
这两种安排都包含在报告书里。无论采用哪一种安排，都必须把南大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南大所用的是第二种安排。
这是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王赓武竟然说：“我们并没有将之改为三年制，内里根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那时一般还是四年制吧”。他是在装糊涂吗？还是刻意抵赖？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不诚实，完全没有勇气承担责任。
王赓武不可能不记得，他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报告书的。目的是把南大和新加坡大学合并。为了合并，必须改变学制和教学语言。这件事就由《王赓武报告书》来提议，逐步完成。
按照王赓武提出的新学制，南大整体改为三年制，只有少数学生可以就读第四年的荣誉学位。绝大多数的南大学生都只能读三年，得普通学位。这跟原来的学制大不相同。把第四年放开一边，南大的新学制就跟新加坡大学的一样了，都是三年制，方便合并。
王赓武说“当时的四年制是三年加一年，现在也改了，三年是一个普通学位，第四年是荣誉学位”。他所说的“当时”应是指1965年报告书之前。那时，南大的学制只是四年，根本就不是“三年加一年”。他所说的“现在也改了”，不知是指什么时候。或许是指1966年实施新学制之后，到1986年他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期间。然而，这“三年加一年”的新学制，并不是“现在”才改的，而是明明白白写在《王赓武报告书》里的。他在1986年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南洋大学已经被李光耀关闭了八年，已经没有“现在”了。他当时在面对学生质问时，只顾编造谎言为自己辩解，内心必定很慌乱。
这新学制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王赓武没说出来。
当时的新加坡大学，一般学生只需读三年，考试成绩好，便可以得到荣誉学位，成绩不那么好，便得普通学位，而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得到荣誉学位，只有少数学生得到普通学位。南大实施《王赓武报告书》后所带来的新学制是：大多数南大学生都只能得到普通学位，只有少数学生能得到荣誉学位。为什么？这隐含的意思是：南大学生的素质差，比不上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这也正是李光耀百年不变的说法。王赓武让李光耀的说法得以具体表现出来。
王赓武就关闭南大的事说（见《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刊于1986年8月14日《学苑》）：
南大被并实在可惜，但这个责任我不敢当，报告书原意是为了南大，希望它办好，但办得好不好与我无关系，我也没权，李光耀也不会听我的。
他把自己为虎作伥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这段话中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即：南大被关闭是因为“办得不好”，“与我无关系”，也当然与李光耀无关系，非常恶毒。问题不在于李光耀不听他的，而是他听李光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