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权与地方自主
2019/06/27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丁杰隆.
马来西亚是少数实行多元教育体系的国家,拥有完善的国民学校、华小、淡小、华文独中、宗教学校、私立英校乃至公私立大学系统,能够满足孩子受教育的需求和选择。然而,特定政党人士普遍认为多元教育是团结国人的绊脚石,无法培养爱国精神,因此关闭各源流学校和废除母语教育课题在我国很容易成为廉价宣传和煽动工具。
那些提出停办母语教育,或欲使阿拉伯文成为主流的政党人士,第一,他很大可能来自半岛,而可能忽略了沙巴和砂拉越也是组成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且东马有着不同于西马的人口结构和风土人情。第二,各源流学校其实一直都贯彻教育部统一的课程教学纲要,只是传授语言不一,包括近年来独中为争取统考文凭获政府承认,教学内容也逐渐趋向本土化,因此多元教育体系分裂国人的论述很难令人信服。
相对的,马来西亚位处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交通交汇枢纽,理应充分利用其具有多元民族、丰富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在日益动荡不安的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谋求站稳脚步,培养出更多可迎合不同地域和经济领域所需的跨国人才,使多元教育体系成为国家战略性资源。所以,政府在未来更要积极拓展,而非收缩。
无可否认,我国当前教育仍然趋向中央集权,不论是学校行政、教学内容乃至软硬体建设,皆由上而下,一层叠一层。教育改革应当聚焦在教育分权和地方自主,而非肤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和教学方式上,各州政府和各源流学校单位理应有着更多自主权,甚至可鼓励各州各校自行撰写和出版更加趋向本土的教学内容,以符合国内不同地方和族群的需要,因为后者更为了解在地社区与风土人情。
比如,在砂拉越的各校可弹性增设伊班文班;由伊斯兰党执政的吉兰丹欲要把该州打造成为区域阿拉伯文学习枢纽,我们也应当鼓励,惟不能否决学习其他语文的权利;同样的,以原住民为主的内陆学校,也应可弹性编制自己部落的教学课纲,使孩子们更能了解部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习俗。
美国著名制度派学者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简化提出国家制度有着包容性(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之分,说明国家之所以成功,在于鼓励权力分配、建立制衡制度和社会多元创新;反之,走向衰败的国家无不是统治集团为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剥削大众,阻碍良性竞争和社会进步。
后者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以避免刚从一甲子的独裁政府走了出来,又走向另一个独裁过程,再次令国家陷入专制泥沼。在增进和尊重对他族与文化了解的前提下,希盟政府必须确保国内各族群乃至各地方皆拥有自由学习、发展和传播本身母语的权利和空间,不受任何人为或政治打压。
勿极端的支持或反对体罚
2019/06/27 中国报/评论
~作者:潘有文
“老师被骂阿倌打女学生”事件,家长和老师对质后,把由对质到报案的全过程都放上网,再经媒体报导,引起热烈讨论,教育部也随之介入调查。
学生用具侮辱性的外号喊老师,不管有心或无意,已属辱师。教师因此鞭打女生手臂,不管是出于老羞成怒或想施教,同样属于不恰当做法,更因此抵触教育部条例。
我国并无禁止体罚学生,但必须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进行。1959年教育条例(学校纪律)阐明,体罚必须出自予给学生教训,而并非基于老师生气和报复学生心态。
教育部2003年通令指出,校长可授权特定老师,体罚犯下严重纪律行为的男学生;但校方鞭打学生时,不可在周会或正在教学的课室,以免伤害学生自尊心及对学生个人发展留下负面影响。
教育部已清楚列出校方可对触犯纪律的学生,使用的三种处罚,分别是:轻微犯错者,给予警告和辅导;中度犯错可用藤鞭鞭打掌心最多三下;触犯严重纪律者可鞭打衣服遮盖的臀部最多三下。
双方应冷静看待
最重要是,校长和老师只能体罚男学生,不可体罚女学生!
从以上个案来看,该名教师无疑已抵触教育部禁止体罚女学生的条例。
另一方面,如果女生确实以“阿倌”骂老师,也万万不该,她理应向老师致歉,并且接受适当的惩罚。
当发生校园体罚风波,往往会出现支持和反对两方。有些支持者会认为:以前学生犯错都是被老师体罚啦,自己不知吃了多少“藤条焖猪肉”了,有什么好计较?
反对一方则说:孩子犯错不能体罚,以免错手伤及学生,甚至造成永久性伤害。
双方都应冷静看待体罚学生这回事,学生犯错受罚没有不当,关键在于涉及体罚时,校方须依照教育部的规定。如此一来,校方才能教育和纠正学生的行为,又不会因处罚过当而面对家长和社会人士指责,甚至遭到教育部惩戒。
时代已经不同,虽然适当的体罚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校长和老师应更谨慎和理智的使用体罚权力。
家长也不能极端的反对或支持体罚学生。他们应支持适当的以处罚来纠正孩子行为的老师。如果校方不当体罚学生,家长大可向校方据理力争,若没得到公平处理,就投报教育部或让执法单位介入调查。
教会学校没落及重生的启示
2019/06/26 光华日报/评论
~文:黄汉伟
上星期,报章上报导了关于三间槟岛教会学校面临地主即有关教会将收回土地,学校将面临关闭的新闻。这三间是成立于1852年的莱特街女子修道院中学及小学和超过百年历史的玻璃池滑修道院女中。
其中莱特街女子修道院中学是全东南亚历史最悠久的女中。它比新加坡大巴窑圣婴女子中学
CHIJ (Toa Payah) (1854年)成立的还早两年。它也比马新华校女中如新加坡南洋女中(1917年)及槟城槟华女中(1920年)成立的早了一甲子。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宣布关闭这三间教会学校在舆论上特别是西报引起了关注。身为民选议员,我长期关注教育议题,对于教会学校的课题有所了解。
在马来西亚,我们拥有多种源流中小学即国民中小学、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国民型华文中学、华文独中、伊斯兰宗教学校、寄宿中学、工艺中学、职业中学及国际学校。这是马来西亚多元化及历史进程的结果。
英国人在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创办学校有两种办法即通过殖民地政府拨政府地创办官办英校及通过批准教会土地以创办教会学校。官办英校的例子就如大英义校(Penang
Free School)(1816年)及法兰西斯·莱特小学(Francis
Light Primary School) (1930年)。当年官办英校随着独立后,改成国民学校,土地权属于政府。全国有437间教会学校,单单在槟城就有24间。教会学校的校地是属于教会的。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国民教育政策出台。《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下,教会学校也从当年的英校制改成以国语为主的教学方式。改制后的那二十年,基本上校长老师及学生会努力维持用英语谈话及维护校风等举动。一旦整个世代的英制时代的老师退休后,新生代的老师皆接受以马来文为主的国民教育,教会学校已经变调了。
教会学校除了还有拉丁文的校徽、英文校歌及一些传统的体育风气,基本上课程与国小及国中没有差别。当年教会学校的校长是英国籍,或是神父修女。现今的教会学校的校长是本地人。在我走访多间教会学校的经历,教职员的组成与国小国中相似。教会学校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职员或学生反而是少数。这个趋势从改制后至今是每况愈下。
在这样一个困境下,教会走”收回校地”这步棋,以再创办新型教育机构。槟岛这3间教会学校早于2016年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关闭学校,最近才获批准。
教会学校属于半津学校,和一般华校一样面对财政压力。2018年9月9日的天主教先锋报(The
Herald)罕有的封面报道了教会学校的财政压力。吉隆坡拥114年历史的有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学院(St
John‘s
Institution) 在8月20日因拖欠电费高达245千令吉而被国能割电,震撼了教育界。圣约翰学院每月电费高达13千令吉而每年只获16千令吉的教育部特别拨款。主管教会学校的教会代表也发表了措词强硬的文告要求政府不应边缘化教会学校。
其实,这三间教会学校欲关闭已是旧闻了。槟岛拜吉小学(Pykett
School) 已定下2020年关闭。教会已提出申请收回槟岛浮罗山背圣乔治中小学校地,教育部尚未做出定夺。在彭亨州关丹,教会于2017年已收回St
Thomas 中学校地,改型成国际学校。
教会学校在华校及国际学校的此长彼消的竞争之下,在家长群中失去了吸引力。教会学校与国小差异不大,失去了当年创校的灵魂及阵地。不过,在全国有14间有双重身份的教会学校及国民型华文中学却突围及继续成长。在槟城浮罗山背的圣心中学刚盖新教学楼,我代表了槟首长为大楼落成主持启用礼。同样的槟城恒毅中学也在峇央峇鲁建了分校。没落及昌盛的分别是教学媒介语及学生来源。
教会学校在本邦的命运是华教工作者一面镜子。华文学校校地主权必须充分维护,华校教职人员的组成,校风的树立必须坚持。同样的华校董事会、家教协会、校友会的组织必须强大。
话说回头,一所门关上,另一所门将打开。教会学校在未来将转型成为以英语为主的私立收费学校。届时,华校也会面临新一轮的竞争。
教育谈何容易
2019/06/27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王丽萍
女学生公然叫男老师“阿倌”,老师鞕打学生,母亲到学校与老师对质,拍下视频上载到互联网,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加上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迅速发酵为全国公审。
许多媒体与社交网站设立问答题,让网民就此事评论评理到底谁是谁非,谁错谁对,人们踊跃发表意见并成为判官,引发各种意见,但这事件有对错吗?
学生当众侮辱老师是错,老师因此体罚鞭打学生,是错;母亲报警后拍摄公开老师和女儿身分的视频上载网络,也是错。既然都是错,又何来谁是谁非,而且被打的学生和被言语侮辱的老师都是受害者。
此事因学生对老师不敬,加上涉及性少数的歧视称呼引起,当中的背景不得而知,但身为教师应以身作则,并通过其他的方式处理,而不是体罚女学生,即使网络言论如何相挺,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
上载视频的妈妈不见得获得舆论的支持,反而因对老师兴师问罪面对诸多指责,适得其反,再因网络意识低落,暴露女儿身分,在网络形成难以预测与控制的效应,而可能对女儿造成更大伤害。
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一番兴风作浪之后,在撕裂的言论中受伤害的当事人还是要重建心理和生活;如果把事件倒退到女学生讥讽老师的那一刻,老师按捺住情绪,理性地处理,甚至给予机会教育,乃至校方与家长沟通,会不有更好的结果?
这次事件过后,涉及方是否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探讨是否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面对已造成的伤害,而网络的言论肯定不能作为站得住脚的理据。况且在这事件上不管谁赢了,对整个社会、教育界、家长管教等都是输。
回到女学生叫男老师“阿倌”这个字眼,这个伴随着许多代人成长记忆代表着性少数的字眼,尽管时代不一样了,我国的性别平等观念与教育进步缓慢,以致对性少数歧视与霸凌依然司空见惯,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课题,因为没有更包容多元与差异的社会,霸凌和边缘化少数与弱势群体,如性少数和放牛班学生的事不会减少,所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社会问题,如自杀、以暴易暴等,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