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不解难展华教格局
2019/01/22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陈锦松
由董总、教总、及马来西亚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发起预计耗时2年的「华教新路向」系列活动，目的在建立华教的新论述与前瞻未来，並为华教开拓新愿景。活动內容还计划筹募2500万令吉来兴建一座培训中心，作为推广华文教育、促进文化交流的华教基地。
华文教育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能走到今天的「规模」，无疑的华教前辈们的牺牲奉献，成就了华文教育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过去在国阵政府掌政，对华文教育基本不怀好意，马华也难有「大作为」，在马来种族主义的意识下，华教发展举步维艰，华教的悲歌也唱不完。
现在希盟新政府上台了，「悲歌」是否会换成「欢歌」？新政府在509大选获得95%的华裔支持上台，他们是否会释放更大的善意与诚意，让华教能衝出过去的「围栏」，令人期待。財政部破天荒的给独中及民办大学学院拨款，確实是个好的起步，愿华教的曙光越走越明。
独中新生下降
独中能发展到今天，全靠华人社会的鼎力支持，从贩夫走卒到达官贵人，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热爱有时如同「信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面不改色，並以能为华教奉献而深感自豪。
60年代华文中学面对改制，牵动了华社对捍卫母语教育的决心，时任教总主席林连玉清楚表达「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的坚定立场，使独中得以歷尽风雨而屹立不倒延续至今。
华教先贤留下令人敬重的身影，彰显他们的高贵情操与民族气节，面对强权而不退缩，面对牢狱也依旧坦然。没有华教前辈的付出与努力，不屈不挠，也不可能会有今天华教的风光景象。
面对歷史的机遇，迎接等待了61年的政治变革与改朝换代，华教今后的发展会更顺利吗？会更前进吗？顺应社会的潮流与趋势，加上政府教育政策的放鬆，国际学校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从2010年的66间发展到超过126间。国际学校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高昂的学费却仍然受富裕家庭的喜爱与肯定，学生人数增长迅速，2017年达到6万1159人，其中3万9161是本国学生，2万1995是国际学生。其小班制、生动的教学、有效的管理、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等都是其深获肯定的要素。
全国60所独中的发展，其实参差不齐，南马的独中办得好，报读学生眾多，独中唯有通过入学考试的方式择优录取，淘汰部分学生。但北马及东马独中的认可度不高，招生人数一直偏低。大型独中的人数超过5000人，小型独中的人数甚至少过100人，差別甚大。根据统计，2017年华文独中的学生人数达到8万5199，其中国际学生达到985人。
资料也显示，独中的新生报名人数从2014年到2018年连续5年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实际原因值得探討，是否国际学校的崛起有关，还是独中的教学管理与教材等还有待「与时俱进」？
早期华教的悲情，一言难尽，前教总副主席陆庭諭及已故林连玉、林晃升及沈慕羽等都曾是为华教付出巨大牺牲的华教斗士。他们对华教的身先士卒，对强权的无畏无惧，这种精神，为后人的前赴后继提供了「奋进」的养分。
內訌愈演愈烈
令人遗憾的是在2013年，华教领导层的內斗，造成了大分裂。单是关丹中学是不是「独中」的爭议，以叶新田与邹寿汉为首的当权派与以傅振荃为首的改革派几乎闹得不可开交。彭亨须要一所独中，这个「共识」没有问题，但由於关中申请的批文不是独中是国中，当权派坚持必须「名正言顺」，以免政府「藉机杀人」，祸延其他独中。
但挑战派则认为「和稀泥」即可，一边办学，一边申请变更批文，不必考虑「政府」。这本来就无关华教路线之爭，但双方就是「不让步」，结果越闹越激烈，把董总加影总部的华教堡垒变成闹场与战场，让友族看笑话。
从法律的观点看，当权派的顾虑也非无的放矢，毕竟当时的国阵政府经常怀有「不良议程」，华教界不得不戒慎恐惧，步步为营。而挑战派则坚持把关中先办起来，政府如果敢动关中的「歪脑筋」，甚至关闭关中，华社可以动员来抗爭。双方本来就可以通过理性的辩论，客观的评估，甚至我更早就提出在华教圈內「公投」，但双方都不愿意放下身段，结果演变到各自为政，分道扬鑣。
两派越闹越大时，华社竟找不到一个德高望重的华社领袖出面「平乱」。双方现在表里都心有芥蒂。目前叶新田是新纪元大学学院的董事会主席，这所大学是华文独立大学的衍生。在加影同一个屋簷下的董总总部与新纪元大学学院领导层，双方是否可以冰释前嫌，放下恩怨？
去年5月叶新田透露隨著新院的升格，应付学生增长的需求，准备在加影展开第二校园新教学楼的建设，预计筹募2000万令吉，而现在董总、教总及独大三机构的「华教新路向」也同时间要筹款2500万令吉在加影建培训中心，正值经济环境不明朗，彼此都要大事筹款，华社的负担是否可以应付？
如果华教界不能同心同德，不能化解矛盾，不能捐弃前嫌，不能放下恩怨，「华教新路向」的论述又將能走出怎样的格局呢？
哀华教内争不息
‧2019.01.19星洲日报/大柔佛
~文：李群熙
这是一个不讨好，也容易引起争议的课题，可是看到华教总是在内讧阋墙，心里很难受。哀痛之余，遂甘冒大不韪，提笔写下此文，希望或有助各方冷静思考，使争论降温。
进入主题之前，先看一个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华裔人口，占总人口3200万的23%，扣除百分之几的未成年等，关心华教者，顶多剩下20%。
占人口不到20%的关心华教者，要面对一路来歧视，压制华教，始终坚持贯彻“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终极目标的极端主义者，理应紧紧团结在一起维护华教权益才是，孰料事与愿违，几年来，却内斗不息，不知伊于胡底。例如，新政府食言，没及时履行承认统考的承诺，华教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抗议和行动据理力争，反而慢慢地接受“给他多一点时间解决”的妥协方案，把一里路变成难如上青天的万里路。
前几年的董总之争，算告一段落了，但你有想一想吗，昔日董总的金字招牌，作为捍卫华教的堡垒，以及被称为“民间教育部”的崇高地位也随风飘逝，不再响亮！谁是始作俑者，由谁来承担这个可悲的责任。
如今，陈大锦坐上董总主席之位尚未稳、未暖，就受到挑战：前柔州董联会署理主席萧庆璋公开指他顽固和自私，说他违章行事，屡劝不听。萧氏已就柔州董联会的合法性向警方报案，亦向社团注册局提呈投诉书，据他最近向星洲日报透露，社团注册局已展开调查，并会在近期发函于柔州董联会的主要负责人。他还说，若查实违章，则柔州董联会将遭社团注册局勒令解散，结束7O年的历史使命，柔州董联会的基业毁于一旦。陈大锦的董总主席职位亦将拱手让人。
本是同根生，都是独中负责人，如今闹得水火不容，为华教，不能让一步，海阔天空吗？
其次，宽中董事会与校友会不咬弦也是公开的事实。2012年，以校友会为一方的会员，否决了董事会寻求拆除敬、乐两旧楼的议案；前年，即2017年年底，校方开特大，表决两大议案，（一）以不超过8300万令吉建设分校，（二）修改章程，表决前，双方都卯足全力过招，表决结果，74%出席会员通过第一议案，54%支持第二议案，唯未达法定票数遭否决。
本月初，校方订于12日再开特大，寻求在原有的8300万令吉的基础上，增加8%的可能性开支等，新加坡宽中校友会会长，通过媒体提4点疑问，表决结果以94%通过议案。
董事会与校友会间的争端牵涉很广，积怨很深，虽经有心人热心调解，均功败垂成。其结果不但影响士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筹款成绩。
身为宽柔人的一分子，我和许多同学一样，都恳切期盼双方，在建设得来不易的第二分校的大前提下，最少暂时把各自认为有理的争端搁置一旁，或各自为分校尽力，以宽阔的胸襟，展现宽柔人精神，为宽柔人立下榜样。
华教内争还有如何看待关丹中学的分歧，最近政府拨款给全国独中，关中亦有份，结果把行动党也卷入漩涡，真是越搞越乱。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组织，有时候，忍一下，回头仍然是好朋友好同事。
不要把几十年的老朋友，一夜之间，变成敌人了。
拨款干捞，没完没了！
2019.01.19星洲日报/大柔佛
~文：林丽平
麻坡某学校日前发生一名自称是议员助理的承包商的男子，涉嫌向拨款受益者收取30%佣金，事件被揭发后，引起举国哗然，政经文教人士皆大力鞭笞涉及者的行为，严正反对任何人利用现有选区拨款机制牟取私利。
这起学校拨款疑遭抽佣事件，不禁令人联想到发生在2006年的东甲县坤兰乌汝公孺华小维修工程“3万变3千”，拨款遭人干捞的丑闻。
上述两所学校，一个是器材拨款被抽佣金，一个是维修工程拨款被中间人“抽水”，虽然性质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两所学校都是政府拨款机制出现弊端，以及缺乏透明下而造成的受害者。
抽佣风波经媒体报道后，有人质疑，为何政权轮替、希盟政府掌权后，贪污滥权和黑箱作业的事儿一样发生？
有人高喊“改朝换代，告别贪污腐败”的口号又去了哪里？当然，也有人冷嘲热讽回应，这些都是前朝留下的“传统”和“潜规则”，要马上斩草除根改变，难也！
面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议，希盟部长及国州议员马上出面厘清始末，促请政府立即检讨现有的拨款机制，以及更透明和系统化的监督，包括将拨款直接汇入学校户头，杜绝中途遭人干捞，确保受益学校或机构所得的款项分文未减。
此外，当权者也促请学校单位一旦面对类似抽佣或干捞的问题，必须挺身而出，勇敢向反贪会举报，让有关执法机构进行调查，以便将涉案者绳之以法，铲除有关根深蒂固的弊端。
从国阵政府到现有的希盟政府，学校拨款干捞事件演了又演，然而，至今真正勇敢站出来举报，不惧权势据理力争及指证的学校单位和教育组织，又有多少呢？答案相信大家都心照不宣。
然而，若要塑造一个真正的“新马来西亚”，以及告别旧有的腐败制度，希盟政府必须果断实施杀一儆百的问责政策，才能彻底根除腐败作风，而遭遇不公不义的学校或组织，也必须摒弃胆小怕事和明哲保身的保守思维，敢于发声捍卫自身的权益。
唯有勇敢揭发，才能纠正弊端！别等到拨款被人捞了一笔才来暗捶心肝，最终，中饱私囊者继续高枕无忧，干捞事件却依然没完没了！
高等教育需质的改革
2019-01-22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练珊恩
若学校过于以争取更进步的排名为目标，就容易出现乖离高等教育学府宗旨的情况。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每年都会公布许许多多的世界大学排名，例如最新公布的2019年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还有世界大学排名、亚洲大学排名，根据科目的排名如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科学、生理科学、电脑科学等各式各样数不完的排名。除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还有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所宣布的排行榜，也是我国社会所熟悉的。
我国部份公立与私立大学常榜上有名，虽然未达前10名的亮眼成绩，但是确实是我国社会重视以及部份大学所追求的指标。例如在最新公布的2019年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中，马来亚大学（UM）进步9个名次跻身20强，排在第18名，紧接其后的是国油大学（UTP）排在第60名及工艺大学（UTM）排在第86名，而拉曼大学作为私立大学也在榜单的200强内。
这些成绩固然构成欣喜景象，但是只根据这些有名气及侧重学术与研究表现的排行榜，来评定上榜的学校就是一所高品质的学校，或者只根据我国每年在这些排行榜中的进步趋势，就认为国内大学的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就未免过于单一与偏颇，因为一所全面优质的大学，除了要注重研究领域的学术表现外，其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效率与成果、教职与学生对社会的参与与回馈、学校本身的自主权、学术自由、学术道德等，都是一所大学重要的构成元素。
如排行榜般列出量化标准自然是最客观与容易评鉴一所大学表现方式，而这些简单明了的数字化成绩，也是普罗大众“最喜欢看”、“最喜欢听”的成绩，进而使上榜的大学获得许多名气、肯定、信赖与机会。但是若学校过于以争取更进步的排名为目标，就容易出现乖离高等教育学府宗旨的情况。例如有学生投诉讲师过于注重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论文发表而忽略教学品质，也有学府规定研究生所发表的论文，必须加上指导讲师的名字，让其以联合作者的形式发表，以提升该校发表论文的数量，提升在各大排行榜的成绩。这现象被部份学术人士视为是一项“学术欺压”。
在教育部推动国内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若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注重大专法令存废的课题是不足够的，而是该建立委员会进行全面探讨，以鉴定及改善我国高等学府从行政管理至学术自由各方面的弊端，以达到质的提升。当中不得不谈的是本地大学领导层是否要持续以政治委任的方式进行。在教长马智礼受委为大马国际伊斯兰大学主席的风波上，马智礼先是表示这是首相向该大学顾问兼彭亨州苏丹的建议，代表了两者对他的信任与委托而不愿辞职，到后来不敌社会舆论与压力而辞去主席职位。虽然此事看似告一段落，但是本地大学遴选领导层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依旧是政治委任，而不是从教育角度以更民主的方式进行遴选。另外当然也包括一直为人诟病的入学固打制问题，是要帮助低收入群体家庭的孩子，还是要以种族为最大依据？
教育部长上任以来不断为我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建立关系，例如探讨在印尼成立大马公立大学分校、在大马建立日本大学分校、为大马学生争取到美国企业给予实习与奖学金的机会等。这些努力必须给予肯定，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向外扩展的同时，也不得不趁着政权更替的“天时”与希盟政府提倡改革的“人和”下，进行从里到外的检视与改善，才能确保我国下一代学子能拥有更高品质的高等教育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