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巨港华校第八小学、巨港中学教师：沈慧争
2019/09/26印度尼西亚《千岛日报》
序言
201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亦是北京“巨华校友会”成立30周年。值此双喜临门之际，北京巨华校友会将举行庆祝会，并出版特刊；北京巨华校友会盛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庆祝会，并为纪念特刊写点东西。接到他们的邀请，我很是高兴。
60年前，我曾在巨港华侨教育界服务10年，算是“巨港人”的一分子。在北京的巨华校友，大部分是我教过的学生，因此接到邀请，我高兴，就答应了。这时我的心情既惭愧又兴奋。惭愧的是我年纪大了，不用说笔生锈了，思维也麻痹了，50多年前的教学往事不可能记忆犹新，担心不能完成任务；使我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能利用《会刊》传达对校友们挂念之情，抒发我的情感，献出一点爱心。一盏小灯能做太阳不能做的事，一点爱心能完成拯救人的工作。所以，我接受了他们盛情的邀请，准备出席他们的庆祝会，并为《特刊》写点纪念文章。
答应是答应了，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要写回忆文章，一时想不出新的内容，因此，就把旧作修饰一些，虽然是炒冷饭，但以历史的眼光，还值得记忆和追忆。所以，这篇旧作就作为向北京巨华校友会成立30周年的献礼。
我这篇回忆录不是在“救人”，而是作为曾在巨港华校度过十几个春秋的我对校友们的一片真情与思念。爱校友，支持校友会的工作是我的本分，是卸不掉的责任。想到此，我开始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赴任
雅加达。一九五○年六月的某一天，一位久别的同窗朱剑欧（朱寿生）先生突然来访，给我一场惊喜。久别重逢老友见面格外高兴和亲切。他是我在雅加达中华中学时的同学，我们虽不同级（他比我高两班），但曾一块在华中学生会里搞过文化活动，跳舞呀、演戏呀、开学习小组呀，我们都形影不离。后来他高中毕业后到了巨港当了老师，我却还在华中念高中。他这次突然出现，竟成了我生活的转折点。
他打开天窗说亮话，突然很认真的要求我放弃修完高中的课程，接替他在巨港当教师的工作。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却认真地从兜里掏出一张飞机票，机票上写他自己的名，叫我用这机票在三天内就飞巨港。当时飞机票不用实名，只要有票，就可以登机；因为他突然有急事要办，一时回不了巨港，而教育工作又不能放下不管，因此他就打我的主意，硬将机票塞给我，非要我去不可。他叫我别犹豫，保证我到了巨港，会带给我快乐和光明的前途。
那时我才十八岁，高中没有念完，又没有工作经验，只担任过新民夜校的中文教师，叫我去当正式教师，岂不误人子弟！我先是谢绝了他的鼓励，可是后来又不得不接受他的安排。那时我拜会了我的恩师张国基老师，向他讨教，结果得到了张老师的鼓励与支持，同时我家境不好，脚下有六位嗷嗷待哺、读书的弟妹，在他真情极力的推荐与鼓励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放弃学习的机会，离开了温暖的少年天地里的校园生活。因此在一周内我用在华文《生活报》当校对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两件新衣和旧衣包在一个纸箱里，就这样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用朱寿生校友给我用他名字的飞机票，飞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巨港。
起点
这是我正式踏入人生旅途的开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学识有限，要挑起教人子弟的重任，自己也觉得滥竽充数，无能为力。但是想到老师们平时的教诲，“当老师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奉献”。因此我大胆地接受了被认为是神圣和光荣的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教育圈，干了十六年的教书匠，人世茫茫，有苦也有甜。
我抵达巨港的第二天，带着朱剑欧（朱寿生）老师的介绍信，我拜见了赖增创校长，说明来意以后，赖校长亲切表示欢迎，他说朱老师的课已有人代替，安排我到校分部（第一小学）去。我反正不了解情况，反正是来教书的，哪一间还不是一样，就这样我便在林铁垣校长领导下，在校分部当了四年级的小学教师。
过关
在校分部，小学四年级是最高班，读完四年级便转入校本部的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当时我有点惊讶，怎么第一次当老师就分配给我最高班的级任？我既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念过师范，恐怕不能胜任。林校长说明了原因，说是四年级的级任刚离职，一时找不到人代替，叫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下来。
第一天上课，四年级的同学四十多对闪闪发光渴望的眼睛对着我，我起初有点心跳，后来看到他们都那么可爱，那么乖巧，而年龄也不过比我小七、八岁，因此我就安下心来，我想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好朋友。第一天，同学们没给我为难，没给我难堪，下课后，还围着我问长问短，很是亲切。自己暗暗欢喜，晚上躺在床上回忆那场面，我感到真香真甜，因为我顺利地过了第一关。
老师
那时学生们叫老师都称“先生”，不论男女老师都这么叫，我听了有点不顺耳，因此我就向老前辈许振成、肖白红老师请教并得到他们的支持，要全校学生都把教师称为“老师”，不再叫“先生”，听起来很亲切。这件事实行起来，改变了对老师的称呼，老师们觉得很体贴，很亲切，深深地体会到师生关系的温暖。
在校分部，不单林校长瞧得起我、抬举我，其他同事也很友善。许振成老师便是我在校分部的好朋友，他比我大十来岁，我把他当成老大哥，他热情好客，对我这个异地来的年轻人爱护有加，他常常在教学上帮助我，我们常在晚间谈时事讲理想，使我很快适应了环境，不感到孤独寂寞了。
小经验
在讲课时，我比较严肃，我不让同学在我讲课时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若是有同学这么做，我就停下来两眼一瞪，教室里马上鸦雀无声。孩子们都私下说我很凶，有时的确做得也太过分，很惭愧，也很内疚，我还用过体罚呢，现在想起来多难过和羞愧！
在讲课时，我喜欢结合实际给孩子们讲故事。尤其是讲中国近代史，我不照着书本讲，也不让同学看书本，坐正听课，讲到年代或历史人物时，立即写在黑板上，叫学生们也跟着抄在笔记本上，这样他们的记忆效果比较好；讲算数课时，我教他们速算检验法（加减乘除），在出例题时，常以实际生活、市场价格作讲课材料，以形象化来运算，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当他们顺利地算出每一道算题，并用验证法检验无误时，很是高兴，因此做算数就更有兴趣，这样也就逐渐提高了学生们的算术成绩。
由于我较喜欢文学，因此在讲语文课时，我更重视同学们的语文水平，对某些好文章，我要求他们背诵，考试时要默写；在讲课时，结合课文，多教几个成语。书本上有句成语是“高山流水”，我就找一些和“高”“水”字有关的成语，比如“高枕无忧”、“山清水秀”、“山高水低”等，让孩子们更多吸收中国古老和优美的词句。此外，我还要求同学天天写日记，最少五十个字，而且在每天上语文课时检查，一周后收集批改；当日记里记下好的事迹时，我就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比如有一天，王保定同学写了他扶送一位印尼老妇人过马路的事迹，他先是思想斗争，认为扶着又脏又瘦的又不认识的印尼老妇人，很不好意思，怪难看的，并认为是多管闲事，后来想到老师常教导的，要助人为乐，和印尼人友好，因此就将老妇人送到车站，并掏出钱给老妇人作车资……读了这篇日记，在小小心灵里引起了共鸣和感动。
为了鼓励学生写好汉字，我写在黑板上或批改作业的字不敢乱涂，同时叫同学们抄课文，写得好的加分，乱涂一场的扣分。此外。我还教他们利用工具书，学会查四角号码字典，并在测验时亮相。为了提高同学们的阅读水平，我鼓励学生每人买一本一样的小说，辅导他们阅读，在上语文课时常抽问他们书中内容及感想。
一般说来，学生们对语文逐渐喜欢，考试成绩不错，很少不及格的；个别同学成绩较差的，就叫他下午到校利用课余时间我给他们补课，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也增进了师生的感情。
跟班
我在校分部（一小）只有一学年。我班念完小四就升小五并转入校本部（八小）。刚建立一年亲密的师生之情，今天要离开，真是依依不舍。在我班学生们强烈要求下，我要求“八小”唐仁如校长也让我“跟班”调回校本部，后来唐校长与林校长协商后，几经周折，才让我如愿以偿调回校本部教学。
我在“一小”时间是短暂的，但却是珍贵的。因为这是我创业的开端，是我走向教育界“试车”的第一步，也确定了我今后做人的方向。所以离开了一小，心情是极为沉重的。
我从一小跟班到了八小，担任高小五、六年级的文史地教师，接触到的学生更多了。我在八小任教的时间最长，前后共七年，唐仁如校长离任后，由连啸鸥校长接替，我也由普通级任教师兼行政人员，协助教务处的工作。
当时的教务处主任是林静芬老师，林老师回中国离任后由潘慧芬老师接任；以后潘老师也回中国了，连校长就叫我接替教务处主任的工作。我学识浅薄，要挑如此重担实在是苦差，但连校长和其他同事极力鼓励，我便凭着勇气怀着“试试看”的心理勉为其难的接受下来。
那时我才20出头。以后校本部与中学部分开，校本部改名为“第八小学”，简称“八小”，是一所有1500名学生的华侨小学，当时是学生最多的华校；后来校本部中学部则迁至苏帝曼路的新校舍上课，并改名为“巨港中学”，简称“巨中”。
“八小”是我粉笔生涯最难忘的岁月，它给我机会发挥了自己浅薄的智慧，巩固了我从事教育事业的信心，因为在这座大熔炉里有可爱的学生，把我们师生锻炼成团结进步的集体。
时事板报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了解世界大事，我们搞起了《时事板报》。每天早上将从广播里听到的中国及世界新闻，用最快的速度写在黑板报上，放在同学们出入最显目的地方，学生们一入校门就围在黑板报前抢着看；有不少同学还将新闻内容抄录在笔记本上，因为我们经常进行时事测验。为了收集材料，我每晚在备课以后，须在收音机旁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将重要的世界大事、中国的大事记录下来，翌日凌晨，我便将新闻抄在黑板报上给大家看。经过一段时间，孩子们渐渐对国际时事感到兴趣，看的人越来越多，连老师们也争着看。黑板报上提到的国家、人物他们都能记得，而我对这有意义的工作更加感兴趣了。
劳动服务团
在八小，我们组织了“劳动服务团”。这是模仿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吸引了优秀的广大少年，我们吸收了校内四年级以上品学兼优的学生入团。服务团有团章、团徽、团旗，活动时大家都穿全白的团服并佩戴红领巾。当时担任团的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的有张国建、林清宽、陈成通、李就成、朱柏龄、叶培玉、郭怀仁、康金花、陈婉如、杨婉珍等。
服务团以服务为宗旨，凡是对学校、对社会有益的事我们都干。每年的中国国庆和印尼国庆举行的庆祝会或文娱演出，我们都派团员参加，协助维持秩序、搬桌搬凳、布置会场，洗盘洗碗都有我们的份。在平时课余时间我们就搞团务活动，跳集体舞、旅行、操练、唱歌、讲时事等。由于这些团员是优秀学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同学们的楷模，所以他们都令老师、同学刮目相看，因此校风和纪律也就越来越好。
三个新花样
在教学方面，我们搞了三个新花样：一是延长课间休息时间进行娱乐活动；二是给毕业班学生集体复习和辅导；三是组织学生在考完后上大课。
过去每上完一节课（40分钟）下课休息的时间是10分钟，我们调整了下课休息时间，在第二节课后，休息时间由10分钟延长至25分钟，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师生们有更长的时间休息、吃点心；另一方面组织服务团团员和对文娱有兴趣的同学到大礼堂去跳集体舞，轻松轻松脑子，所以每天第二节下课后，大礼堂就用扩音机播送音乐，学生们都踊跃参加，不跳舞的人就围在旁边观看，一时笑声、音乐声混为一体，好不热闹，把师生们带入欢乐的海洋中。
统一考试
巨港各华校原是巨港各地区华人创办的小学，各自为政；后来有了“巨港中华商会”后，又成立了“中华学堂董事会”，把全市华校联合起来，组建“中华学堂董事会”统筹统办11间小学、1间幼儿园、1间中学（巨中）。
各校小学毕业考试不再个别举行，而是由董事会领导下进行毕业统一考试，这样可以避免重复考试，减轻老师与学生的负担。因为过去学生毕业以后，还得投考巨中，录取与否难以确定。有了统考，就只考一次，毕业后直接升入巨中。
为了应付统考，我们在毕业考前，组织毕业班学生学生利用下午的时间回校进行集体复习和辅导，并印制各科复习提纲。
这个复习班由我亲自主持。在复习时老师一问，大家一起答；老师重复主要内容和应记住事项，这样事半功倍。短短的几天里，学生们就将提纲记得烂熟，考起试来就不慌不忙，而且成绩优良，毕业率100%。通过统考，不但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精神，更是考核老师们的教学成果，关系到学生的升学前途，也关系到学校的名誉，因此师生们格外努力就不在话下。每学期毕业统考，八小总是名列前茅，每当得到这些荣誉时，全校师生皆大欢喜，通过表彰，师生们更加努力了，学校成绩也就不断提高。
到巨中
在八小七年岁月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每次分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1951—1957年间在巨中就读的学生，有一半是从八小升上去的，他们对母校情深，假日经常回母校看望老师们，每当他们回到我身边时，我就感到无比温暖与幸福；不少同学要求我转到巨中去教学，经不住他们热情的再三要求，我终于得到连校长的允诺，离别了八小，来到了巨中，开始了我任中学教师的生涯，那时是1958年初。
我在巨中的日子是短暂的，共有两载半的时光，因此我对巨中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比起在一小、八小的工作劲头有着天壤之别。那就不多提了，但是对“巨中”也是有感情的。
我在巨中只有短短的三年，对巨中是留恋的，对巨华教育事业是热爱的，所以我对校友们和校友们对我都是友谊情深。因为慕西河的水滋润了我的心，慕西情—巨华学生的团结友爱和好学的精神鼓舞了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1960年，我应聘签到楠榜“华联”学校，三年后于1963年又移居雅加达，在“巴中”当了文史教师一年。1964-1966又被调到雅加达加烈（KARET）“醒民”学校任中学教师，直至1966年4月，学校被印尼政府勒令关闭，这样，我也就结束了15年的华文教育生涯。
（1992年5月初稿，2O19年8月重写于雅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