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4日星期五

【华教视窗】 ~ 1127

 提呈统考报告是一件好事

2020/08/12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
庞宣

独中统考特别委员会主席邱武英改变月前不拟提呈独中统考报告的想法,并经过与教育部沟通后,决定在本月内提呈最终报告给教育部。笔者认为这是一项好的进展,原因如下:

一、独中统考特别委员会由三人所组成。他们以邱武英为首,其他两名成员分别为穆斯林青年运动(ABIM)主席莫哈末莱米及董总署理主席陈友信。据悉他们没有政党背景,可彰显特委会多元化组合的元素,避免被评为含有政治操作之嫌。 它只站在教育的视角和立场来探讨有关统考的学术价值和评价,让人重视其就教育谈教育的客观立场和务实态度。

二、约见个人及团体层面广泛。根据统考特委会成员的报告,特委会举办了72场对话和会面。参与者包括个人、教育专家、组织和政党;并且还第一次藉着下议院召开期间,走入国会大厦与朝野国会议员会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此外,特委会除了约见沙巴和砂拉越的教育局长和行政议员之外,亦会见了东马的利益相关者。总结而言,统考特委会广泛地收集了各方面的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同时也厘清独中统考所出现的各种疑问,对各界正确认识独中教育和统考有很大的帮助。

三、统考文凭研究报告期限虽比预定时间延长多16个月,研究期限亦延长了6次之多,直到20202月依然无法提呈给教育部。虽然如此,笔者以为好事多磨,却可让撰写报告的邱氏有更多更长的精力和时间来顺利完成报告。毕竟完成一万多字的专门研究报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从中突显其认真及负责任的严谨态度及专业精神。单就这一点,笔者以为这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成就,值得赞赏。

四、独中统考特别委员会虽说是希盟政府执政时期所成立的研究教育的专门小组,但站在教育及学术的立场来看,无碍于现任国盟政府可将其视为研究我国多元教育的探讨及参考,采取开放的态度认真看待报告的内容及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更好地深入了解统考的学术价值,以及其在我国多元教育体系所扮演的角色,这将有助于政府在承认统考的议题上作出明确的决策而少走一些冤枉路。

 

让线上资源结合线下教学

2020/08/1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练珊恩

虽然教育部多年前开始推行线上学习平台,如从2011年开始推行“一个精明网络计划”(1BestariNet)及青蛙虚拟学习模式(Frog VLE),但是使用率偏低,成本又高,为人诟病,也未达到《20132025年教育蓝图》中所设下的目标。

希盟2018年执政后,基于成本效率因素停止在各校推行Frog VLE,转而鼓励教师们使用免费的谷歌课室(Google Classroom),但是这项推广在我国落实行动管制令之前,都未得到有效使用。在行管令期间,教师为了持续为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和进行线上课程,才使这个虚拟的谷歌课室“活络”了起来。

然而,随着学校复课,各校是否又从行管令期间的线上教学完全回复到行管令之前的实体教学呢?这些在行管令期间所建立的虚拟课室与虚拟资料库,会否就此被“荒废”了呢?

线上教学实际上有许多线下教学所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要如何善用线上海量和多元的资讯,以及借助教育工具让现代的教育更符合现今与未来的需求,则需要教师们花心思、花时间去思考与摸索。

然而,接近4个月因行管令而“被迫”使用线上教学的时间,并不足以让老师们完成摸索如何借助科技与网络发挥出线下所无法做到的教学效果的整个过程——即认识、思考、设计、实践、反馈和改善,以致于有些教师在行管令期间的线上教学,只是透过线上平台进行与线下如出一辙的教学,却来不及发现与实践出线上平台独特的功能。

教育家总说:“现在的教育,是为了教会孩子学会如何学习”。所以在“教学”二字中,过去更注重如何把学生“教会”,所以教师也更着重“教法”,但是教育家说我们如今更应注重“学”,即学生如何从老师的引导中“学习”,如何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以及如何掌握学习的技巧,以便往后在面对更多新知识时能够自学。

教师要做到这个转换并不容易,因此需要更多的辅助与培训机会,而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日前在一场活动上提及的“Learn, Unlearn and Relearn”或许也是我们在面对新科技、新时代的转变时,所能仰赖的技巧或秘笈。当中最难的莫过于“Unlearn”,即需要忘掉已经过时或错误的知识与技巧,重新吸收新事物。

这和我们常说的清空、归零、凿空自己等意思相近。我们都习惯遵循固有的做法,因此归零和重学更需要额外的精力。年龄越大,难度越高,但是如今仍看到许多资深老师能带着已内化的教学经验,以学习者的心态学习新的方式、认识新的技术更是令人敬佩。难怪大家常说:“教育不只是一份工作。”


何必妄自菲薄”

2020/08/08 星洲日报/东海岸观点

~作者:黄先炳博士

宋代人喜欢杜甫,把杜诗神化到“无一字无来处”,非得有丰富学识不能读。就连大臣上朝,也会趁隙谈杜诗。其中有个吴姓官员,常缠着叶涛谈杜诗。叶涛很不耐烦,皇帝还没上朝,他就搬凳子到外头坐。有天下雨,他也不避,人问其故,他说:“怕老杜诗”。

我谈“母语教学法”也近十年了,某天古校长便对我说:“讲座上半场很好,下半场我忘记提醒您不要讲母语教学……”呵呵,我马上联想到叶涛。

自当老师以来,我从不用旧讲义。每一次演讲,乃至课堂每次教学,我都会重新组织材料。如此螺旋式的学习,才会确保教学相长。由于收集课后反馈,对听众的异见或不解之处,我会再去发掘新材料,以补之前的不足。实践和理论结合后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不见得讨好。一是难以取信学术界,二是不易说服只管听从指示行事的教育工作者。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感受到华文作为学科不为大家所喜爱,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中学同学大多都选择放弃报读。早期我让师范生去调查小学生最喜欢的科目,结果首选华文的人数只有逐年下降。我的“母语教学法”就是立基于这样的观察而提出,虽没有一家之言的意图,却也致力穷究人天之际,以通古今之变。

这期间发现我们的社会有妄自菲薄的趋向,常认为我们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所以反对把华文作为母语来学习。先天不足我是同意的,后天的努力不是比失调更好吗?我到南京留学,先天不足的感受更加深刻,却因此发奋图强,尽量看古籍,看学术报告。结果答辩时,主席即席宣布他要他那和我同题的博士生换题目。

目标明确、方法得体、环境得当,一切将化为可能。这三者不是师者所能提供的吗?为什么我们对儿童不加多几分的尊重,对未来不抱多点幻想,憧憬明天会更好,宁愿画地自牢,自我设限?

 

大马的华语

2020/08/1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骆宇欣

虽然传媒界常说改革转型,从单纯的文字文本到影像声艺,但是文案策划也相当重要。要不然在过去的几个月行动管制较严格时,也不会出现文案大师收了不少学徒学费,导致马来西亚华文脸书圈子泛滥着几乎套用一模一样写作模板的广告文案。

以文字谋生并没有不好,市侩点来说,这甚至可以让中文系的学弟妹们在过年时面对长辈“读中文系有什么用?”的问句时也可以自信满满的说可以赚钱。至于我们这些中年之辈,也可以扬眉吐气,真金白银买酒时也不至于觉得自己是无用书生。

市面上铺天盖地的模板文案,正面来看,它在短时间会取得成功是因为本地缺乏写软文的能手,于是一时之间有能力抓住潜在顾客的注意力,再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买买买,就是成功。

侧面来看,这种千篇一律套用同样模式的文案写作,在看过了第一家第二家……直到第十家之后的无数家,再通过社交平台大数据运算,充分迎合受众的喜好,满屏投放类似广告之后,一模一样的模板套路,只是产品名字换掉,连惊叹号的位置、爆点句式都一个味儿,虽然也可能成功吸引到看客奉上银两,看多了难免疲劳。虽一时赚钱,也可能在厌倦了类似句式之后,手指一滑而过,难免渐渐沦为“反面例子”。

至于新闻界,由于常接触政治文告,对于国英文的,自然就是力求翻译呈现原意,避免不慎错误诠释相关人士的言论,进而变成“又是媒体的错”,往往还要祭出录音自证清白。

然而在一些以华人为主要受众的政治人物那里,有时候往往会看见一些令人尴尬的用词。真是改也不是,不改又不对,但话又确实是那人说的,只好任之流传。

由于华文用词,特别是成语、熟语及谚语等等,经过多年流传,有其典故和内涵、褒义词和贬义词的不同词性,往往体现了一个人会不会好好说话,说不说得好一句话,能不能把话说好。

简单举个例子——倾巢而出,本就是个贬义词,大概是指山贼团伙全员出动;绝不能用以标榜己方人马放手一搏,倾巢而出,誓死一战为正义。

又或者,社团常说感谢某某赞助人尽了“绵力”捐了一笔钱,希望“抛砖引玉”获得更多热心人效仿云云。绵力、抛砖引玉,听起来没有不对,却是自谦之辞,只适合捐了钱或做了好事的那方自己说,意思是自己的帮助只是绵薄之力,形容自己的付出是抛出一块砖,希望引来更多的玉;若是用以感谢别人的帮助,那可就相当不敬了。

至于最近常见的那些什么,“祸不及家人”之类的言辞,听起来是非常大义凛然,正气不可侵犯。可是,“祸不及家人”常见于上世纪古惑系列港产片,通常是犯了事、惹了祸、背了锅,事到临头一声吼,不希望祸事连累家人。

通常,江湖潜规则是一个人做事一人当,只对犯了事的实施“家法”。如今法治社会,既然自认清白无辜,那还有哪门子的祸?瞎喊什么“祸不及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