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族裔
2013/11/13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廖朝吉
国家主流文化所持同化论观点，假设了马来西亚作为国家这个实体的一个民族、单一文化、单一语言的文化观点，在国际局势，全球化观点下，面对了一股外部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来自英语以及英美消费级商品文化的挑战。这个来自外部的衝击，自独立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在处理文化和语言上的两难。
第一，作为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不能坚持土语作为单语政策而与国际脱轨，因而形成了马来西亚人的多元语言认同观，即族裔语言以及外语的多语认同观。
这个多元语认同观，在殖民地时期形成。当时的族裔语言是家庭用语，是同族人的共同语言，而英语是政府体系、商业合同、法律诉讼所使用的语言。
独立后，马来民族主义兴起，巫统的执政方针是一方面视其它语言种族为他者，是个需要再征服以及统治的对象，需要同化，因而推行国语─马来语，国族─马来族的同化纲领；另一方面则在团结马来民族內部，把英语当成是去殖民化的民族自强运动，而视英语为马来民族性的异质。
教育体制略见一斑
民族主义者號称的国语政策拥有一个矛盾：它应该是现代的，却追溯建立古老的系谱自我正当化，因此是过时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国家教育体制中，到底怎么样处理英语的使用及教学的问题，就可以略见一斑。
到底英语这个殖民者的语言及“文化”，可不可以是马来西亚本土化的资源？从执政者对全球化的迎合以及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摇摆，显示我们对于多元语言认同观的矛盾以及纠结。
其一，我们採取语言歧视，將英语简化为“科技工艺的工具语言”，而以为自己的族裔语言是思想及灵魂的语言，这是自我欺骗的语言使用观。语言即世界观。一旦你进入其它的语言系统，你的世界观，思想也將被影响。
这个自我欺骗的语言观，一方面压抑了个体在追求多元文化上可以形成的融合，混杂了新的文化形態以及多元的认同观。另一方面使得个人常常陷入一种“想像的焦虑”，把英语的学习，当成是工具的实用心態，或表示自己脱胎换骨，走出甘榜的心態，或不能有损自己的民族性的保守心態等的焦虑。而这些“想像的焦虑”，就反映在巫统在制定语言教学政策上的不现实及摇摆不定。
厦大分校难平华裔学子的坎坷升学路
2013/11/14 光华日报/言论版
～作者：王国璋
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设分校，从不同角度看，是进步也是原地踏步。
就马、中关系而言，这毫无疑问意义深远。星马一带发迹的陈嘉庚，倾一己财力创办厦大于1921年，造福无数中国学子，却也埋下他本人不堪1920年代末大萧条打击而破产的伏笔。几近一世纪后，花繁叶茂的厦大作出历史回馈，并承诺将分校所得盈余悉数留下供校区发展之用，分文不带走，精神可嘉。
中国大学在马设分校的创举，更是30年前两国社会都不敢想象之事，几近天方夜谭，可见中国崛起势头之猛，出乎不少人意料之外。马、中虽早在1974年建交，国內一般民众却晚至1991年才得以不经特批正常进出中国，更别说彼此相互承认大专学位还是两年前才逐步如愿的事。这诚然得之不易，马华政治人物（如前总会长黄家定与前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和华团（如华总与中华总商会）借中国的崛起顺势使力，发挥了关键作用，值得肯定。
不过从华裔学子的角度来看，数十年的坎坷升学路，恐怕不会因厦大分校所开启的新时代有所大变。厦大分校牵动的到底是国民教育“体制内”还是“体制边陲”的变革，差之毫厘，可以谬之千里。
话说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在今年5月全国大选前，似乎有了个光明前景：2012年高教部宣布承认中国820所大专院校的学位，今年再承认了台湾157所大专院校的学位，甚至一度释出承认独中统考文凭的善意。这无异消解了华社多年来的一个重大悬念，即它所引以为傲的大中华区域外“唯一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成就，此后不仅赓续无忧，还可望进一步发展。不过仔细检视，不少问题待解。譬如两地毕业生能否再跨过公共服务局的这道关口，与其他国内毕业生一样出任公务员？对不起目前不能，但据说将来可以。不过即便将来可以，在公务员体系内动辄以八、九成配额晋用土著且充满族群偏见的大环境里，国内大专毕业的非土著申请者都机会甚小，遑论中、台两地毕业生。
当然华裔学子大多早就不奢望跻身公务体系，惟今年7月公立大专录取名单公布后因偏颇过甚引发的躁动（华裔申请者所获学额陡降至不及两成，不少在高等教育文凭试考获满积分者也不获学额），却不得不让人再度审视华裔学子在教育体制内长期面对的不公待遇。
“体制内”或“体制边陲”变革
中小学阶段不论，1990年代马哈迪首相任内的“教育小开放”，主要是放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严密管控而开始允许民间创设私立大专，以纾缓非土著社会在教育方面的长年积怨，也借此扩增高等教育，因应国家经济转型。惟以非土著为学生主体的私立大专，依然无法享受到政府的财政挹注。换句话说，遭公立大学拒之门外又无足够财力出洋留学的华裔和印裔学生，如今固然多了一道升学之路，却是以高额学费换取远不如公立大专的学习环境为代价。不过私立大专蓬勃发展后，与国外大专合作的双联课程渐多，虽良莠不齐，却也逐渐引来发展中国家的学子赴马深造。政府从中看到商机，遂有打造“区域教育枢纽”的企图。
另一方面，1970年代后即深深困扰华社的公立大专固打制，似乎也在2003年出现转折。马哈迪为迫使马来人扬弃“拐杖”，宣示将改采绩效制，即从此不问肤色，仅凭实力竞争学额。然而绩效制形式上的表态，远多于实质变革。此因禀赋最卓越的马来学子，到了中学阶段即可入读资源丰富且菁英导向的全寄宿学校，不少人稍后再取得政府的全额奖学金赴欧美留学，根本不必参与本土的升学竞争。至于第二梯队的马来学生，则多循学程仅一年的大学预科班快捷方式升读公立大学，并不需要和非土著学子共同面对更严苛且学程长达两年的高等教育文凭试的试炼。而第三梯队的马来学生，还可以选择专为土著而设的大小技职学院。所以远在申请公立大专前，华裔学子所身处的就已不是个公平的竞技场。
厦大分校无疑是马来西亚区域教育枢纽规划中的一环，互利双赢，这由它“中、马及他国学生各占三分之一”的生源规划可见。又，该分校的学费原则上低于其他在马办学的外国大学，却会高于本土私立大学，换句话说，学费、生活费等未必会比华裔学子亲赴中国厦大本校求学来得便宜。此外，其教学语言为英语和华语，理科及商业科系等碍于法规和市场定位，势必以英语为尚，教师招聘的重心也在欧美地区。这点固然有利其发展，却也昭示了国阵政府的开明开放还是“体制边陲”的变革与宽容，厦大分校实与马华所创设的私立拉曼大学并无大异，不是厦大的原版复制。这与诺丁汉大学在马办分校强调的原汁原味显然有别。
厦大分校落户马来西亚绝对值得欢庆，但也彰显执政者仍无法接受一个真正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华裔学子数十年来面对的体制不公，依然无解。
独中董教纠纷的省思
2013-11-14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庞宣
独中董教纠纷似乎从未停歇过！令人感叹唏嘘。
无可否认，半个世纪以来独中是在持续发展进步中，软硬体设施莫不如此。学生人数更是急速上升，目前已逾7千余人。
独中乃民办教育，管理的核心单位为董事部和以校长为主的行政部。因此，独中董事部及校长的职务和职权须有明文的划分，这是独中各校务须做好的第一步的主要工作。不然，独中董教纠纷或內部问题隨时都会由於事情处理不当而引爆开来，情况往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其次，独中的聘约制度须明文列出教师的职务及享有的权益和福利，如任期年限及解聘內容条例等。让有意到独中执教的老师在签约前，明瞭自己的应遵守的条约、履行的任务以及享有的权益和福利。
上述两项条约，可让独中董事部、校长以及教师在投入独中服务时，清楚地认清、瞭解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良好的民办教育氛围及优良的校园环境下，站好岗位，各司其职，採取合作互动的处事態度，对独中教育做出贡献！
第三，个別独中应在校长职权下设立人事部，专司教职工的聘退及调解人事的问题。人事主任在职责上的工作，主要是依据校方既订的条约，按照正常的程序公平公正地处理教职工的人事问题，其中包括：约谈、聆听、警告及解聘等事项。人事小组成员须有完整的文书记录存档，以便备查。若涉及解聘事件更须谨慎处理，將记录报告呈交董事部研討，由其做出最后的定夺，而后下达校长或人事主任执行。当然，校方还须有教职工上诉的管道和机制，以便聆听他们的心声。笔者相信，遵循一定的程序处理人事问题，应可將独中的人事纠纷减至最低点，而且此举亦符合情、理、法的人性化考量。
根据笔者在独中服务的经验及观察，个別独中发生任何的人事纠纷都有其复杂性，局外人在不明瞭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切勿轻率做出公开的评论，尤其是在报章上公开的指责某一方。此举无助於有关事件的处理及解决，因为既未能瞭解事情的真相，所做出的批评肯定会有失公允，而且还会有偏帮一方之嫌，可能帮了倒忙，越帮越忙，得不偿失，何苦来呢！
其实，独中內部发生的人事纠纷，是华教的不幸，万勿让一些有心人士借题发挥炒作才好。独中董事部和行政单位对有关事件宜越快处理越好，延宕只会让事件的发展至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有损学校的形象及发展。独中当局应抱著戒慎恐惧的心態处理人事纠纷才是。（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庞宣）
好自为之
2013-11-14星洲日报‧大北马
～作者：杨微屏
2天前首相署部长沙希淡在国会下议院说，虽然大马学术鉴定机构（MQA）已接受820所中国大学和157所台湾大学学位，但公共服务局只是承认9所中国大学和18所台湾大学的学位。
去年我在专栏中写到一名朋友的孩子刚从台湾毕业回国，到公共服务局申请就业机会，获得的答案竟是只有高教部承认这个资格，公共服务局並没有承认，结果时任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与留台联总的代表则对此通过报章澄清，指相关部门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时间处理和协调。
当时全国大选要来不来，我的同事还说，国阵做了那么多糖果政策，这个课题可不要搞砸了。
然后，等待、给时间去让各部门协调、处理……就这样大选过去了，这个问题也拖了超过一年，现在部长在国会下议院的答案，竟是这样。
马华的国会议员魏家祥和砂民进党国会议员张庆信都在国会里提出质疑，要求公共服务局作出解释，张庆信更斥责说“为甚么一直问华人要甚么？华人要的是这项问题能获得解决。”。
问题兜了一大圈子，时间也流逝过去，可是在大马不同的机构和部门，仍然可根据不同的標准各说各话，一个政策不能贯穿两个或以上的部门，那么任何政策和认证的公信力何在，似乎就可以根据情况而有不同的標准和詮释，甚至沦为“讲爽”而已。
这只是冰山一角的问题，还有多少问题和政策就是因为这种不划一的枝节，卡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结果却造成了很多听起来很好的政策和承诺，停驻而没有进展。
不把这种问题限制於狭隘的针对某个族群而己，更广义来看整个国家的政策，不管是在政经文教领域，如果样样事情都不根据政策决定来加速进度，而处处以政治形势来考量做与不做，那么我们难以想像这样的思维和效率，要如何赶上全球化无国界的竞爭环境。
到头来，因为狭隘眼光而把一片天遮敝，在自己国內尚且还可以睁著眼睛说瞎话，但未来要如何去与世界步伐竞逐，那么就请好自为之。
（星洲日报‧大北马‧大新闻笔‧作者：杨微屏‧《星洲日报》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