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荣保存印华文学的一段经历
2016/4/8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作者：竹樱
2015年12月18日，看了印华文学周刊发表沙里洪老师的《难忘的华族先辈沧桑》的文章后，使我又想起了黄裕荣，想起了他为保存、保留那些藏书时的一些记忆。
1965年政治的变化，使很多搞文化的工作者处于恐怖的气氛里，大家都不敢互相来往，跑的跑，躲的躲，接下来，一阵阵火烧中文书籍的浓烟直冲天空。黄裕荣的父亲一向来都很怕事的，尤其是最怕惹上政治问题。他知道黄裕荣是搞文化的，而且也是较进步的，对于黄裕荣的一大堆中文书籍，更是提心吊胆，每天在黄裕荣面前唠叨着。黄裕荣为了解除父亲的惧怕心情，他不得不叫弟妹们把一些旧书籍翻出来，把他们以前读过的教科书，还有一些无什么价值的书报选出来，丢进放在院子里的炉火中燃烧，烧到浓烟冲天，灰烬飘飞；那些内容比较进步的书，却放在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因为这些书一查到，就是一个“罪名”的。父亲看到他们在烧书了，紧张的心情也较松了。但父亲知道，他一定不会把全部书烧掉的，因为知道书是他的“命根子”。
正处于这紧张的时候，在大约9点的一个晚上，一辆的士突然停在门前，陈燕生先生手里抱了一个箱子，慌慌张张地进来，他对黄裕荣说，他也许会被抓，这次见面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了。他说这箱书籍是他最喜爱的书，也是很有价值的书。他舍不得烧掉，希望黄裕荣能替他保存下来，以后还有命，他会来拿回去。他说完后伸出双手，紧握黄裕荣的手，眼中也已泛着泪光了。黄裕荣也很激动地看着他走出房门，他又钻进的士走了。
过了不久，到处有清乡的命令，是由海陆空警四军联合清乡的，也即“四军”要逐家逐户去清查华文书籍。父亲一听到这消息，又紧张起来了，一直叫黄裕荣再把橱子里的书全部烧掉。但黄裕荣不肯，并且说：“叫我烧掉，不如叫我去死。”父亲看他这么坚决，也不敢再说什么。
那一天，隔壁邻家都已有军人进去检查，黄裕荣马上叫我把橱门关上，把橱帘拉上，他自己则把长袖睡衣换上单薄的短袖上衣，也穿上较薄的长睡裤，然后面向墙壁侧躺着，一手拿着扇子，把扇子半盖着头脸；他还叫我把原来盖着的薄被子掀开，让人一眼就能看到他凹凸不平的畸形背部及细小的下肢。他就这么静静地躺着，有时还慢悠悠地把扇子拍一拍头部。刚弄妥当，一阵咯咯咯皮鞋声响在大门外，一忽儿，两个“四军”就冲入屋里，他们知道父亲是老医生，就较客气一些，向父亲点一点头后，就直进第一个房间，那是黄裕荣的房间，门一向来就不关的，故他们一眼就能望见躺在床上的人。当他们看到这么重度残废的人时，也有点震惊，就问站在门边的父亲“他是谁？”父亲告诉他们这是他残废的儿子，他们再望一眼躺在床上的黄裕荣，一句话也不说，就往大门外走去了。我当时是站在房门外，一颗紧扣的心弦顿时松了下来，父亲却已出了一身冷汗。那两位军人也许认为残废到这么严重的人，一定也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故也不检查就走掉了。黄裕荣利用这一招，把紧张气氛化解了，也让这一大堆中文书籍平安过关，保留了下来。
大约三年后，陈燕生也没事，他又回到椰城来，也把那一箱托黄裕荣保存的书籍取回去了。
在风声紧的时期，有些书是放在阁楼上，一直都没取下来。黄裕荣离开后，也许是雨季漏水潮湿，引发白蚁，当我们把那些书取出来后，有不少书都被白蚁蛀掉了，其中有一本是一年轻作者写的五祖庙的小说，这是沙里洪老师的学生，什么名已记不起来，大约是在64年代，他来找黄裕荣，并把这小说稿交给他。当时黄裕荣也看了，觉得写得好，本来想由翡翠编排出版的，但却由于“九卅事件”，翡翠关门了，故不成出版。这小说稿还在黄裕荣手中，而这作者却已先回到中国云南师范大学读中文系。这小说虽没被烧掉，但却被白蚁蛀掉了，这是很遗憾的，这也是我的过错，没把这书保存好。而沙里洪老师送给黄裕荣的五祖庙歌词，是存放在房间里，故还保留得很好。沙里洪老师自己存的，却由于几次搬迁，也遗失了。在去年12月份，我把这一歌词物归原主，再交回给他，同时在去年尾，当我整理楼上橱子的旧书籍时，竟翻到一本印尼华侨文艺创作选集《遮阳眼镜》，是沙里洪与青夫等著的，由香港维华出版社出版，印刷也在香港。这是1960年棉兰印华文学社编选的第三本选集，第一本是在1958年出版的《印华文学选》、第二本是1959年出版的《印华创作选》；而第三本选集是由一位读者（或写作者）张超赠送给翡翠文化基金会存的。我翻出来后，就影印了一份留存，正本却送给沙里洪老师存。他当时也很高兴。还有泗水的《星火》月刊，也是存放在黄裕荣房间的橱子里，故也还保存得很好，同时还是厚厚的合订本呢，是从1953年10月1日创刊至1954年9月1日合订成一本，另一本是1954年10月1日至1955年9月1日合订的。容子先生知道后，也从泗水飞到椰城来，到我们家来借，一借就好几年，直到去年才还回给我。
另有在2000年4月份，我们还把20多本翡翠出版的书籍各影印一份给印华作协会所留存。当金梅子先生协助整理会所的图书时，却惊喜地发现了，他在60年代投在翡翠的一些作品，还有大陆的鲁莽汉（许琼玲女士）也从香港的衍章先生那边得到她60年代所写的作品。
在60年代动乱时期的一些作者，因怕引起政治嫌疑，而自己销毁自己的作品，也有些作者因几次搬迁而把作品遗失掉。现能从黄裕荣的藏书中取回他们的作品，还有编辑们也能从以前编写过的书刊，寻回过去失落的年代中的一些记忆以及资料。
从这些事情来看，当时黄裕荣极力保存这些书籍的原因，如果对现今的印华文坛也还有一点作用的话，这也达到了他收藏这些书籍的目的了。我想他若有知，也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