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15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言论
~作者：崔一生
【笔者说明：近来在WA流传一篇谈“祖国”问题的文章。文章反映一小部份讲华语的印尼华人(不是全部)，对要效忠(或热爱)哪个“祖国”感到困惑和矛盾。
效忠国家不是单纯文化或感情的问题，其实也是政治认同的问题；中国周恩来总理早在50年代就告诫印尼华侨，加入了印尼国籍，就成为印尼公民，就要完全效忠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华人出生印尼，在这块土地生长，而且子子孙孙要长期居住下去，过去自愿选择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就要热爱这块土地，效忠这个国家，努力成为印尼大家庭的一员，成为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是天经地义，是不可置疑的；不能三心两意，不能“双重效忠”。有意无意的宣扬“双重效忠”，就会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囗实：印尼华人是不效忠印尼祖国，是“假效忠”。
11年前(2007年)，笔者曾经写了谈华人与祖籍国关系一文，今天再发表，重温中国领导人过去的讲话和承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清理思想和感情的困惑和疑虑。】
来自中国的印尼华人或其祖先，世代居留印尼，后来自愿选择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脱离中国国籍成为印尼公民，从效忠祖籍国转为效忠印尼，他们的国家认同或者说政治认同转变了。这个转变过程，有的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有的人需要较长的时间，认同当地的程度从浅至深，这是正常的现象。
印尼华人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在印尼华人选择国籍期间，访问印尼和东南亚国家，向东南亚华人讲了许多话，他殷切希望和诚恳教导东南亚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家的国籍，就要完全效忠所在国家。周恩来总理也向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反复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今天，重温这些话是有现实意义的。
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接见西爪哇侨领时说：“……选定印尼籍的人，就应该不再把自己算作中国籍的公民。…… 换句话说，进了印尼籍的就不能再参加华侨团体活动，而要转变到去参加印尼的政治生活了，这样的界限是应分清楚的，才能使所在国相信我国政府有诚意解决这个(双重国籍)问题而不会是假的。当然，个人的社交生活还是可以照常的。”
1956年8月19日，周总理在与新加坡首席部长马歇尔的谈话时说：“…… 选择所在国国籍后，这些人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应再参加华侨团体，应当忠于当地。剩下的只是亲戚关系，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亲戚关系。”10月9日，他又向马歇尔说：“1.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国人自愿取得新加坡的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2.任何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自愿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就不再具有中国公民资格；当然他们所固有的种族联系和文化联系仍然继续存在。”
1956年12月18日，周总理在缅甸华侨欢迎会上的讲话时说：“……作为华侨和作为朋友的亲戚，要有个界限分清一下，这样大家都觉得相安了。不然一个女儿出嫁了或一个儿子给人家招赘去了，你总是算作自家的人，这个界限就搞不清楚，那末，娘家和丈人家就不放心了。这一点是不是政治问题呢，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应该把这点讲清楚，国与国之间应该有它的界限。”
1957年12月30日，周总理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9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已经选择了所在国国籍的人，就应该效忠于那个国家，不再参加华侨的团体，不再参加中国的政治活动。”又说：“为什么要效忠于那个国家呢？我在万隆会议上也说了。因为你既然是那个国家的公民，你当然要效忠于那个国家，这一点他们很重视。至于那个国家人民选择什么制度，是他们国家人民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
1960年12月2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尼大使苏卡尼的谈话时说：“我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印尼的时候，在同华侨谈话中特别指出，对于已经成为印尼籍的华裔，我们是不过问的。我们这样做是尊重印尼政府。”又说:“对于印尼籍华裔，应当由你们去劝导。对于华侨，我们愿意劝导他们帮助印尼发展工业。”
1972年11月19日周总理在与马来西亚总理特别顾问莫哈尔的谈话时说：“……只要他(指华侨)要求参加印尼国籍，并得到印尼许可，就可以脱离中国国籍，中国大使馆就不再和他发生关系……”
(以上录自《华侨、外籍华人政策问题讲话汇编》，见《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二十六，第14页至43页)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继续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这个立场。1978年12月，中国江泽民主席在与国务院侨务工作会议部份代表座谈时的讲话说：“华人问题是一个尤其敏感的问题。为了改善我国与华侨、华人所在国的关系，有利于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我国政府从50年代起就严格区分华侨、华人的国籍界限。3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十分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尽管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决不能以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再存有疑虑和戒心。华人问题仍然是我国同一些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比较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录自《江泽民论侨务》，见《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
中国领导人从过去就一直提出，所在国华人选择了所在国国籍，就要“完全效忠他们所在的国家”，同时，“国与国之间应该有它的界限”，“要分清楚”，“才能让所在国安心”；对已经选择了所在国国籍的华裔，“总不能当作自家的人”，界限搞不清楚，所在国“就不放心”。“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对于已经成为印尼籍的华裔，我们是不过问的。”“脱离了中国国籍，中国大使馆就不再和他发生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还是认为，“严格区分华侨、华人的国籍界限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华人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比较敏感的问题。”
国家认同当地化了，国家效忠转变了，华侨(中国人)与华裔的国籍界限分清楚，它们有的亲戚关系还继续存在，这是不同于国家关系的；并不等于要“割断”文化联系和种族联系。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不能混淆的两码事。不能说国家认同转变了就要转变文化认同。这一点，大多数的印尼华人都普遍理解和认识。
印尼华人也像东南亚国家大多数华人，比如像新加坡华人称自己是新加坡人或称新加坡华人一样，印尼华人也把自已称是印尼人或印尼华人，而不是中国人；称自己华族是印尼民族的一员，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称谓是与中国的蒙族、朝鲜族一样，把自己称为中华民族一员，而不是蒙古国民族、朝鲜国民族的一员。
不少老一辈人还记忆犹新，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访问印尼和1956年访问缅甸时，还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曾经反复告诫侨胞要克服大国主义，沙文主义(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第260页)；今天，著名的华人问题专家周南京教授有一段话，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一方面一部份人崇洋迷外思潮泛起，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逐渐和平崛起，一部分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又抬头、膨胀，有些人甚至鼓吹“天下华人是一家”,“大中华(华人)经济圈”,“模糊论”(模糊华侨与华人的法律界限)，恢复双重国籍等等。(《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序言)。应该说，这些在当前或未来都不适合印尼华人的。
（国际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