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智礼的“陈旧头脑”？
2018/11/18光华日报/异言堂
~文：谢诗坚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有分成“全津学校”和“半津学校”？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大问题。
按照1957年的教育法令（以1956年拉萨教育报告书为篮本）和1961年的教育法令（以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为蓝本）的条文，并没有将华文学校分成全津（Sekolah
Bantuan Penuh）或半津（Sekolah
Bantuan Modal）的。
例如当槟城的锺灵中学在1956年接受政府的津贴，暗中转成政府资助的学校后，就引发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抗议学校接受改制，而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后来这类学校就被称为“国民型学校”。
在1957年的教育法令有规定改制的“华文中学”董事会须接受法令的规定重组，政府不再承认原来的大型董事会，而只是承认由15人组成的董事会（或学监会）。它规定有3名官方代表、3名赞助人代表、3名信托人代表、3名家长及3名校友代表，一共是15人组成。当中有董事主席（由赞助人董事担任），有秘书一职（由校长担任）及另1名董事出任财政，余者皆为董事，并没有所谓超过15人的董事会。而教育局也只认可这些由校长呈上的名单，任期由1年到3年不等，但期满可连任。
由于学校接受津贴，教职员的聘任与调动全归教育部掌控，因为是政府发薪水。及后，连收生和课本教材也全按教育部规定来执行。校长也就是教育部派来的掌校者和监督者，但他得听命于教育局。
经改制后，相关的学校便转成政府控制的学校。虽然校地和校产仍由董事会或信理员保管，并未转给政府，但董事会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减了。
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华社还是保有校产，也有一些“主权”。比如食堂的招标和贩卖部的设立等，但管不到老师、学生、课本及教学媒介语。当年除了锺灵之外，也有芙蓉振华中学的改制及昔加末的华侨中学也接受改制，这无疑是向华社投下三枚炸弹。
到了1961年教育法令出炉后，政府就限定所有的华文中学及华文小学都要作出改变。
当年华文中学共有71间，政府要它们在1962年之前选择成为国民型中学或转成独立中学，结果有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剩下16间华文中学不接受津贴而成为独立中学（即不再获政府半分津贴），自然就保留拥有聘请教职员的权利及招收学生的权利，更可以选择教学媒介语和课本的采用等。
至于所有的华文小学，在1962年一概转成国民型华文小学，不能存在所谓的“独立小学”。
在当年，政府规定所有的华小都必须要有自身的校舍，不能再寄人篱下，韩江小学也就从潮州会馆迁至现址（韩江中学毗邻）。同样的条件，政府也实施在所有的华小身上。
即使1996年的教育法令的出台，除了进一步提升国语教学外，也开放大专和大学教育，且可使用国语以外的英语教学，甚至有些科系准用华文教学，如中文系及中医系，只是中学的教学没太大的改变。
尽管在70年代有关课题已被提及，但1996年的教育法令也没有条文将华小分成“全津”和“半津”。在这方面，主要的争议点在于华社只同意改制成国民型华小，并未同意捐出校产给政府。教育部则认为在校产属于私人的名下，政府是不能有所改动的。其中槟州有一位教育局的高官在2011年向我说，因为许多华小的校地是属社团、单位或教会的。如果教育局要对校舍有所改建或改动的话，没有“地主”的同意是不能进行的，除非这些校产是政府的，就随时可进行扩建、拆建或重建的。
但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华社知道这个校产只能做学校用途，而且要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不然是不能开办学校的。
换句话说，政府有权不要在现址办校（可以迁往他处或停办），但华社不能决定学校的“存亡”。
正因为这样，我国的华文小学面对的问题只能求助于政府和华社。不幸的是，教总的调查研究显示，在1998年1月14日教育部官员开会通过：“学校建筑物扩建和重建指南”，把校地属于中央政府的学校归为“全津学校”，而校地不属于政府的则化为“半津学校”。
这种人为的划分不仅没有法令依据，也是“法外立法”，未曾受到人民承认。
也因为有此一分，就变成在全马1295间（或1294间）的华小，其中有411所是全津学校，而884所是半津学校。凡属后者的华小只得靠自己筹款扩建、重建或拆建。
但属于前者的学校也不一定会获得政府资助，例如从2000年至2005年的吉隆坡华小重建或扩建时，就有两所全津华小只获得政府拨款1万令吉，其余的1千余万令吉由学校筹款所得。
如今教长公开在下议院说，如有华小无能力承担学校基建和维修的经费，可以申请成为“全津学校”。但关键是改了全津学校后，所有的发展开支归政府负责？若是这样，华小的未来就只能由政府决定其命运，不再由华社来维护了？
我们不知道马智礼是否知道华社最忌讳的是丧失一切主权，所以才想到改朝换代。如今政府是换了，但马智礼讲的话与国阵过去的立场没有两样。他如何保障华小的特征永不改变？就算是相当多的非华裔生入学，也不能因之将华小的媒介语改掉。我们希望马智礼能提出创新的方案解决华小困境，不要在全津和半津的圈子里打滚；也不要再用回国阵的思维思考问题。
张念群换了脑袋?
2018/11/18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郭碧融
如果你时常观看电视新闻，就会察觉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在其部长马智礼博士发表谈话时，总会不断地笑着猛点头。我希望这纯属张念群对外时展现的惯例动作，以塑造她和部长站在同一阵线的形象。但事实上，许多华教议题的处理显示张念群似乎被牵着鼻子走。
张念群以往身为反对党议员时频频针对华小制度化拨款、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学前教育等问题提出精辟的见解，同时大力抨击前朝政府对华教实施的不公平政策。遗憾的是，张念群在担任副部长后的表现并不如预期般出色，反之在许多课题上陷入自打嘴巴的窘况，使人逐渐对她失去信心。
华社并不奢望张念群在短期内纠正全部对华教不公的政策，但起码在应对华教课题时勇于提出对华教有利的看法，其中是最近闹得热烘烘的政府资助学校（半津贴）转为政府学校（全津贴），及拉曼大学学院拨款削减的事件。
马智礼建议那些无法承担基础建设维修费的政府资助学校，可考虑申请转换为政府学校，结果掀起华教人士的激烈反弹。华小长期以来遵循教育部的课程编排，也已为国家培育无数栋梁，但制度的偏差导致华小被列为政府资助学校，无法获得全面的拨款，使华小被迫通过筹款来实现发展计划。
为马智礼背书
华社长久以来盼望政府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但马智礼的谈话在在显示新政府仍然持有偏颇的态度。这令人深感不忿，更担心教部在华小转为政府学校后接管学校的管理权。
张念群没有点出制度偏差的问题之余，还大言不惭地为马智礼背书，强调这不是逼迫性的政策，也表明半津转换全津不会导致董事部消失。试问，难道以半津转全津作为拨款的条件不是间接的逼迫举措吗？张念群又怎么保证董事的管理权不会被剥夺？
此外，拉曼大学学院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拨款，从往年的3000万至6000万令吉骤减至550万令吉的风波继续发酵。毋庸置疑，国家债务庞大，人民都必须与政府共赴时限，但为何玛拉工艺大学获得与去年一样数额的拨款？尽管其他国立大学的拨款比去年减少，但其减少幅度并不如拉曼大学学院般超过50%？张念群的回应无法令人信服，包括质疑拉曼大学学院为何不用储备金来应付行政开销？
拉曼大学学院是一所非营利的私立学院，主要是让清寒的华人子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当初成立时获政府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承担学校开支，所以学费远比其他私立学院低。但该大学学院不是国立大学，也需要向公众筹款或以储备金来支付扩展计划。
加重华社负担
不可忽略的是，华社目前已经承担南方、新纪元及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建设经费，若再被迫填补拉曼大学学院被削减的拨款数额，势必加重华社的经济负担。
张念群的种种举动似乎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的佐证，让人痛惜她为保官位选择忘记昔日那个对华教充满理想的自己，这不仅是她的悲哀，更是华教的不幸。
全津半津，一视同仁
2018/11/18 中国报/东海岸
~作者：人情味
教育部长马智礼日前指出，政府资助学校（半津贴）若无法承担营运维修及基础建设费用，可将校地交给政府，以转换为政府学校（全津贴）。
尽管副部长张念群强调这只是教育部的一项建议，并非强迫，但此消息仍引起全国华社此起彼落的反弹声浪。
政府资助学校担心校地易手后，董事部将失去对学校的管理与自主权。而政府学校则坦承，政府学校向教育局提出维修校舍的申请经常石沉大海，所享有的福利甚至不比政府资助学校来得好。
历年来，华社一直都有“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无论经济好坏，当华校需要筹款，大部分人都会尽所能给予支持。
华校一步一脚印迈向更健全的基本设备，当中累积多少民间的血汗钱，若仅求长期获得政府的照顾而将校地转手相让，被归类为政府学校的华校，恐怕将会面对“变质”问题，最终华教的地位岌岌可危。
其实，在我国教育法令之下，并没有明文规地以校地拥有权，把学校划分为政府学校或政府资助学校。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不应以全津或半津之分，来衡量教育部的拨款款项，反应一视同仁，以学校需求为首要考量，让急需维修校舍的学校优先获得拨款，使国家未来栋梁的莘莘学子们，能在舒适的求学环境下茁壮成长。
华小生挤不进独中华中
2018/11/18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林雪白
马来西亚学校2018学年將届，被拒在一里路，不仅是独中统考，还有一颗颗想继续就读华文源流学校的小六莘莘学子。根据报导，雪隆地区8间独中明年新生报考人数，一如往年僧多粥少，今年又有超过3100人被拒于独中校门之外。
歷年来，雪隆8独中因校园空间和课室有限，无法容纳该地区报考就读的小六生人数。2017年雪隆8所独中曾抽样调查，获悉每所独中平均有介于200至600名小六生，无法顺利「挤进」独中。倘偌全数加起来，总共计有上千学生无法获得学额。追溯2010年的统计，约有20%华小毕业生进入华中就读；60所独中和81所华中仅接收国內30%的华小生。那么，另70%的华小毕业生將无法继续在华文源流的中学就读。
根据今年2月中大马统计局官方发表，2017年华裔人口达到666万人，雪州华裔人口最多共计155万人；接著是柔州109万人和霹州70万人。单是八打灵县华裔人口就有63万3800人。这其中90.9%的华裔都居住在城市地区，仅有9.1%住在乡村地区。
釐清拨款如何分配
从我所列出各州所拥有独中和华中的数目（见图表），在眾多华人布居的雪隆地区，只有区区8间独中和7间华中，足以解开缘何雪隆地区每年的华小毕业生难以挤入独中，甚至是华中就读。霹州华文中学一共有17间分佈在各县各市，相对也有9所独中。反观，全柔州只有3所华中，包括宽柔独中两个分校，共计10所。
2017年7月，时任董总主席刘利民曾披露，独中学生在这15年持续增加，从2003年的5万2850人增至2017年的8万5304名，人数提升61.41%。他感激我国华社每年为独中投入逾4亿令吉的教育资源，儼然是第二所得税。同时，他又感慨独中生也是公民，应享有国家教育资源照顾，不应被边缘化或漠视，政府应支持独中发展。
在《2019年財政预算案》史无前例宣佈，拨款1200万予国內独中，若以60所独中计算，每所可获得20万令吉。诚如魏家祥所关注，教育部有必要釐清这笔拨款如何分配？到底是60间，还是包括关丹中华中学和宽柔古来分校，以及正在建设中的达城分校共计63间？
拨款区区1200万
我国热心于华教人士，每年不仅要大力捐助独中；华中也需要向华社募款维持运作和改建校舍。若以我国华社每年需4亿资助国內独中的维持和运作，希盟政府区区1200万犹如杯水车薪。或许有人会认为首例拨款给独中可喜可贺，值得关注2019年学校教育拨款6亿5200万令吉，国小获得2亿5000万令吉、华小获得5000万令吉、泰米尔小学5000万令吉、玛拉初级理科学院5000万令吉、全寄宿学校5000万令吉、政府资助宗教学5000万令吉。
相比之下，独中1200万令吉、华文中学1500万令吉，尚不如教会学校5000万令吉、政府资助宗教学校5000万令吉、微型宗教学校（Sekolah
Pondok）2500万令吉。仔细看完上述拨款的数据流向，国人是否认同倪可敏所言：这项宣佈兑现了希盟的大选承诺，制度化拨款给华小、华中和独中，创造华教在马来西亚二百年歷史的大突破？
追溯《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之前﹐马来半岛原有69间由民间或教会兴办的华文中学，马华被政府委派极力游说当时的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的条件：「承诺给予津贴，董事部不用筹款、学生不用付费，教师薪金和硬体建设由政府负责」。其中共有54所接受建议，改製成为政府资源学校即华中；另15间华文中学不受当局威迫利诱，坚持立场，寧可放弃津贴﹐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
然而，政府歷年来言而无信，校舍改建和水电费等硬体设备都需要各校董事部承担。华中犹如被刻意冷漠以待的弃婴，拨款被拖延、2015年拨给华小3000万令吉以及华中2500令吉的拨款被挪去賑灾、2018年甚至没获得任何拨款。
预算偷龙转凤
2017年时任檳州首长林冠英曾质问联邦政府，华中原本在2015年获得2500万令吉，2016年的拨款却「缩」成300万令吉？而今，国人忽略希盟政府在2019年教育预算偷龙转凤，所拨给独中和华中的共计款数，比歷年来国阵政府所拨给华中的拨款相去不远。
日前重任首相的马哈迪认为大马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因此不能隨便拿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並应用在我国。老马这番话，说白即独中是「中国的教育」、统考是「外国的文凭」。热心华教人士胡万鐸和陆庭諭分別提起1975年开始举办的「独中统一考试」，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在国会大厦召见董总代表，要求取消举办统考。老马所持的理由是统考將製造另一种教育系统，破坏国民团结，对国家没有好处，並恫言若董总一意孤行，將会面对法律的制裁。
既然希盟政府出尔反尔违背当初的宣言，不承认该独中统考；那么希盟政府必须另有所诚意和態度，对华文中学履行当初献议改制的承诺。尤其是雪隆地区应该增建华文中学，以应运该区华裔子弟的需求，以及附合我国联邦宪法第二章基本自由教育权利註明：政府对任何教育机构（无论公立或私立、国內或国外）或学生的教育拨款上，不得因宗教、种族、血统或出生地等理由而对任何公民作出歧视。有鉴于此，財长林冠英可否向华社交代，为什么华中只获1500万拨款，若以81所华中平均分配，每间约获18.5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