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诗、写诗、译诗、说诗的思索
2020/06/19 《印尼新报》
作者：卜汝亮
冰封三十几年的印尼华文和华文文学，总有破冰消融，百花烂漫的时候。机遇和命运让我有幸涉入印华文学复苏、破冰和奋发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印华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发一分光、一分热。
那是1994年2
月，在封闭尚未开放，恐怖气氛仍弥漫华人社会的时日，印华文学伺机待发的时候，在严唯真带领下，新时期的印尼第一个文学刊物，《绿岛》在万隆诞生。我开始文学写作，发表第一篇散文。可惜因为时局的严峻，至1995年2月份出版了第五期之后，《绿岛》就停刊了。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过程，随着和印尼歧视、压制华人政策的松弛，华文文学活动逐步活跃，我也被卷入其中，继续写散文，发表在印尼唯一的一家华文报纸，《印度尼西亚日报》之副刊。我随同万隆几个写作者，刘昶、幸一舟等以及雅加达写作者袁霓、茜茜丽亚、松华等，于999年发起和创办印华文学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印华作协”，同时出版《印华文友》文学刊物。那时，印尼各地也相继出版了其他文学刊物，如雅加达的《望远》、东爪哇泗水的《千岛》、苏北的《拓荒》及《赤道线》等。就在《印华文友》的创刊号，我发表第一次创作的诗歌，《印尼华人》组诗。1998年我发表《几首现代印度尼西亚寂寞诗》，1999年发表《追求永恒艺术价值的诗人》，介绍印尼著名诗人苏巴吉约·莎斯德洛瓦 尔 多 哟 （ S U B
A G I OSASTROWARDOYO）及其诗歌作品。
其实我常怀疑我写的诗是否称得上诗。报刊上发表了，没人批评过，胆怯的心慢慢消失，使我大着胆子写下去。《印尼华人》中的第二首诗《残阳奇景》，被《印度尼西亚日报》一位写作者，正祥，举为一首可以称得上诗的诗。以后又在《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双语诗集发布会上，一位印尼文学评论者，EKABUDIANTA的发言稿的题目下面引用了《印尼华人》中第一首诗，《天空》的两行诗句：“天，你休要自恃高远盖世/摒我渺星轻云”。这无疑是对我的诗的赞许。也许是因为看得上我的那一首诗，以后竟有人在《国际日报》发表抄袭《天空》的诗篇。
之后十年是我漫长的学习理论，观察印华诗歌和创作诗歌的旅程。我开始写读诗赏诗心得的文章；也因为感觉其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我从事印华诗歌、中国诗歌与印尼文诗歌的双向翻译以及与印尼诗人诗界交流的工作。
我发表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和《印华文友》的读诗心得文章也得到文友们的赞许。香港作家东瑞在他2000年出版的印华文学评论集，《流金季节》里写道：“心跃（卜汝亮写作初期用的笔名
------ 本文作者注）写了《短诗的魅力》、《诗的想象》，有意向 ‘诗评’迈进，短小可喜，清新的、散文化的优美笔触正体现他写此类文字的特色，心跃评冯世才的《芝利翁河》、白羽的《异乡望月》、袁霓的《气氛》、茜茜丽亚的《情人节》，已经超越‘解释’而进入‘领悟’、感觉的层次；既然已经掌握了解读的正确钥匙，那么就不能说印华评论界缺乏了人才。......唯心跃君的解读一诗仍属微观范畴......
”这对初涉文学的我是莫大的鼓励！
2007年我又发表《诗歌语言的特异性------ 兼简单介绍印尼诗人的诗观与作品》、《三首童话般的印尼文诗》和《印尼诗人的诗人情结》等。
2000年出版的《印度尼谢亚的轰鸣》（“Resonansi Indonesia”）是印尼华文诗歌与印尼文诗歌双向翻译诗歌合集本，共收华文、印尼文各五十首作品。这是印华作协与印尼其他族群文学界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我写了一篇题为《印尼文与华文诗歌交汇的文学意义》的论文，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双语诗歌作粗略的赏析、比较。不料，我的这篇论文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会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一期（总第41期）。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表示我的观察与提出的观点和想法是有可取之处的。
在《印尼文与华文诗歌交汇的文学意义》这篇论文里，我提出，“印尼文与华文诗歌写作者在他们的诗歌里都表现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闪烁着民族忧患意识，传颂着爱的心曲。当然具体地说，视角、色彩、广度深度各有千秋。在诗歌艺术表现上，我们华文诗歌写作者应该多多阅读和学习印尼文诗歌，体会自己的不足，参考印尼诗歌的长处优势，努力提高自己。”
2004年，印尼文学界朋友的一个出版社为我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印尼文《千岛暮色》（“
Senja di Nusantara ”）。这是我翻译的我和印华文友们的散文与诗歌作品以及我读诗赏诗散文作品的印尼文合集本。这一本印尼文华人文学作品集的出版在西爪哇地区印尼文学界产生反响。比如两位印尼音乐人为我的一首诗，《路上相遇》（“Ketemu
di Jalan ”）谱曲，并在各地演奏演唱；一些印尼文学评论家发表文章或讲话作了评论，其中万隆Padjadjaran
大学巽达语（巽达族语，SUNDA）文学讲师与评论家TeddyAN
Muhtadin 批评我的诗有散文化的特征。他举出小诗《自毁》为例：“抢烧真痛快/华印经济是一块/你我都受害”。他说这首诗像日记，是有关事件的简短记录，事件并没有提升到情思的高度。虫仍然是虫，它只是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而没有化为蝴蝶从蛹里脱颖而出，自由飞翔。”他还说这与我自己在集子里表述的诗学观点相违背。可是让我聊以自慰的是，Teddy批评了我的诗作后，紧接着说：“但是，不等于说他所有的诗是徒然的，《阴历年糕》就是不在散文化诗作之列的作品之一。”这首诗，他说，能从提及之事物的枷锁中解脱，尤其是“棕色”这个词在不同诗句变换中的多义性的出现。在第一段中“棕色”指的是年糕和印尼原住民皮肤的颜色：棕色的阴历年糕/像充满热情的太阳那么圆/像老是认命的月亮那么圆/像愿意赐施的爱心那么圆/给你，笑意满面的我的棕色的兄弟.在第二段里棕色又指粘土的颜色：棕色的阴历年糕/像嵩巴哇蜂蜜那样永留着甜甜的味/像棕色的粘土那么凝聚牢固.在第三段出现了突变：棕色的阴历年糕/切成块块每人一块共享甜美/心与心化为棕色的粘土。在这里有一种共处共享的“形成”的过程。他的批评是不客气地，是坦诚的。我觉得要避免诗歌散文化确是很不容易，非下苦功不可。
2006年我出版我翻译的印尼文版中国新诗选集（共199首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新诗作品），《竹帘
------ 中国新诗集》（Tirai
Bambu------ Kumpulan PuisiBaru Tiongkok），而后又在201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集印尼文翻译版，《雪、咏梅》（Salju
&Nyanyian Bunga Mei （共63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十几年排华反华政策的结果，印尼民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尤其是对现代与当代的中国文化、文学、诗歌十分陌生。近年来改革开放以后，在与印尼文文学界、文化界朋友的交往中，我感受到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和热切的求知欲望。同时我也急切地希望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的中国文学。2007年我与严唯真（林志强）、林万里、林文庆、刘杰盛等文友成立“印华文学社”，同时在国际日报上开辟文学周刊，采用了九十年代中期《绿岛》的名称。新生的《绿岛》主编还是严唯真，编委沙里洪、雨村和林万里。他们都是印华文学资深作家。2009年严唯真逝世，由我顶替，担任主编。2010年四月我出版自己的创作诗、译诗和说诗随笔的合集本，《我没见过中国的月亮》。居住泗水的容子先生是印华文学界的前辈，是印尼西区的文学活动的主将和引领人，不料他在国际日报发表题为《它会在海外华人“诗之星空”长久闪耀
------ 读卜汝亮诗集〈我没见过中国的月亮〉》的评论。我的与书《我没见过中国的月亮》同名的诗作，也得到文友们的赞赏，两位在印尼教授华文的中国老师，印华文学的热诚关注者，马峰和望西，还著文评析。
2008年印华著名诗人，叶竹主持印尼东区泗水《千岛日报》副刊，《千岛诗页》（月刊）。之前，2002年叶竹主持不定期《印华诗刊》至2008年第八期。《千岛诗页》出版至第七期，我写了一篇论文，《努力走向成熟的印华诗歌
------ 看〈千岛诗页〉，探寻印华诗歌的走向》，以《千岛诗页》为观察对象，探寻印华诗歌在印尼改革开放之后崛起和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问题、路向和前程。2012年5月，我出版我的散文集《千岛中华儿女》，顺提。
十几年来，印尼华文文化的复苏，印华文学的重新绽露，其队伍主要是由老年人和中年人组成。老年写作者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华文教师和知识分子，如今他们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个时代的诗歌传统的延续人。他们接触现代性的文学，新诗歌潮流和新诗歌传统也才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中年写作者是在冰冻期间的困境中在当时唯一的官方出版的中文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的第二代写作者，如今他们也已经是五十岁的中年人。与老年诗歌写作者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触港台和新加坡偷渡来的新的现代的文学和诗歌现象和读物，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的文化和诗歌传统十分陌生，只有在近十年来的开放的年代才开始有近距离的接触和交往。这两代在不同时代背景成长的不同辈分的诗歌写作者当然就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诗观。他们创作出不同传统色彩和风貌的诗歌作品。这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代沟显得明显和严重，所以，印华诗坛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写作路向和风格以及两者之间的争议就显得突出，甚至有时会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第三代的写作者是世纪之交刚学会华语的，语言底子尚差的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人数不多。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印华文学出现更为年轻的写作者，他们是曾经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念过华文的大学毕业生，从中国来印尼教汉语或工作而长期留居在印尼以及与印尼华人通婚后在印尼定居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学历高，语言基础好，甚至文学素养相对优异，他们的加入给印华文学和诗歌带来新气象和动力，弥补了第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第四代文学队伍之间的缺憾，修补了印华文学的断层断裂。
从另一个角度看，前期的印尼华人华文写作者受到华文教育，作为中国的国民，他们面向中国。如今他们的绝大部分已经转入印尼籍，成为印尼国民，不过他们在文化上还有浓浓的中国色彩和传统观念。正是这种中华文化传统和氛围，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天地和视野，也让这华文群体（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对本国的地方和民族文化感到生疏、陌生，更不能从中获取裨益和吸收养分，丰富和充实自己。因此印华诗歌缺乏本土色彩和印尼民族风貌的情况就不足为奇的了。印华诗歌作品，在风格、色彩和个性方面，还没有显示出印尼或印尼华族的地方特异性和独特性。
我们印华诗歌写作者学习、探索和发展的道路还是很漫长的。印华诗歌写作者正在做双向的努力：老一辈诗歌写作者以传统为立足点学习现代的诗歌，努力使自己现代化；中年一代的诗歌写作者以现代人的姿态，积极地向中国的传统诗歌吸取养分，努力使自己传统化。另一方面，印华诗歌写作者应该面向本土，提高本土意识，阔步走向生活，开阔视野，丰富自己的阅历和精神财富，在诗歌创作的本土化、民族化和个性化方面显现印华诗歌独有的特色。这是印华诗歌写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努力提高自己的目标。
十多年来，我读诗、写诗、译诗、说诗，与印华文学的复苏和发展同步。我十分幸运，我创作的诗歌，并没有完全“像风一样一扫而过，吹得无影无踪，不留一点痕迹”。
（印尼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