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中生谈统考
2020/07/27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冯振豪
常言道：守得云开见月明，惟独中统考从1975年至今将近50年，独中生与华社除了看不见“明月”，不论是国阵的最后一里路或是希盟的最后阶段，反让承认统考貌似前路迷茫。
按照以往的脉络，承认统考为的是捍卫母语教育，以及正名华社在国家的地位。然而由于时间流逝，使承认统考的意义也变得不一样，身为90后暨21世纪的独中毕业生，笔者想通过本文表达一些看法。
第一，为么么要承认统考？就个人而言，要求政府肯定统考并不是试图打破社会均势，夺走其他族群的权益，而是要独中生得到国家肯定，认同华社教育体系属于多元大马的一部分。况且独中教育常以世界公认自诩，也没必要颠倒时下的社会氛围。因此，承认统考的核心是象征意义，并非跟实际利益相扣的诉求。
第二，由谁来争取统考地位？目前为止，无论华小的爪夷文还是独中统考，都由政党和华团主导路向。问题在于这种局面很容易“擦边球”，打不中议题核心，接着就是显示斗争的不专业，更让有心人将统考议题妖魔化。基于此，教育课题应予教育专业把关，由政党的文教单位、负责教育课题的华社机构，以及独中毕业生领导的团体带领，与教育部和其他意见团体协商，把教育回归教育，淡化族群、文化、宗教的对立，也可反击右翼党派的恶言重伤。
华教斗争纳入多元论述
第三，如何争取统考地位？对此 华社应把眼光放大，不应仅是统考文凭而已，而是凸显华社对教育机会的坚持，否则，如政府承认统考之后，当独中再提出其他诉求时，右翼党派便将之解读为予取予求的狼子野心。
华社须吸取爪夷文风波的教训，把华教斗争纳入多元论述，联系各个群体，降低连横的门槛，型塑“马来西亚人的声音”，而不是特定群体的针锋相对，这有助于促进社群间的良性互动。
另外，加入独中毕业生的声音也能为争取统考乃至华教起加持作用，让直接的人力，目标更为准确，更有延展性，也促使华教斗争能够世代交替。
至此，以上3个论点纯属笔者的看法，无论是独中、华中、华小乃至华社的各种诉求，都有必要反思一贯的争取方式是否符合时代需求。
华教的“假撤退”
2020/07/27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许世平
希腊神话里的英雄阿基里斯健步如飞，日行千里，可是却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在无限分割的时空里，阿基里斯永远与乌龟保持一段差距，让他永远没法超越；这就是哲学家芝诺的“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悖论。
今日的状况，为争取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仍是华教一直没法走完的最后一里路；因此，有人认为别对此再有甚奢望，应该理性选择退场，以免堕入政治圈套。
要否策略性的退场？或有否模棱两可的润滑剂？其实，这还涉及华教的底线。过去华教为寻求支持与延续，为解决争议而进行多方探索和试探，而且还通过会谈让对方理解观点及分清意见异同和界线，看似有转机，可始终一切都没发生变化，迄今仍未达致双方都乐于“取”且愿意“给”，为等价交换而愿意妥协。
为争取创办独大诉讼的失败，让华教一直都无法与在政治上独占优势的对手较量，也难以讨价还价，因为对方的利益独占，假如己方还穷追猛打，还可能招尤而一再溃败。
接近临界点当止即止
从国阵、希盟，再到国盟，华教权益的谈判也未能争取到突围的契机，今天有人却担忧华教问题的发酵，会让华族堕入政治陷阱，越过争论的临界点，可能会发生失控或毁灭性的反应。因此，当接近临界点时，就须保持清醒和警觉，当止即止。
为维护权益的抗争，有时成功还要靠些运气，情势的变化及正反事例都会影响协商谈判的成败，在艰难的谈判中，却不可存有一蹴而就的奢想，有时还须静待时机，徐而图之，以待瓜熟蒂落。
承认独中统考是归属的需求，但是，保留现状及自主发展，却是生存的需要；因此，华教不须以眼花缭乱的手法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应借用时势才是时机性的策略。
在巫统领导国阵的主政时期，一切因素都静止不动，因此很难应用到时机性策略；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掌权后期，一度出现“有条件承认统考”的某种时机，可惜华教领导却没有善用“方法与方位性策略”，一改僵局，将静态变为动态。
逆向行动须掌握进退
希盟执政时期，该做的没做而错失时机，华教问题仍再回到原点，因此，有些人要求保持忍耐。这样的忍耐，是假撤退或是假动作？
忍耐，就须强忍焦虑，等待时机；做不到忍耐，就会招惹别人，又会刺激到自己；可是，静默一段时间，能否避免直接的冲突，如果分歧如旧，难道还要无限期拖延下去？
或许适可而止是一种忍耐的良策，就像最好的推销员，要懂得怎样说，什么时候要聆听，像最懂套话的律师，耐心等待应讯的答辩人的回话。
运用假撤退的策略，同样需要耐心和自制，还要有一点讹诈，让对方以为你已经退让，而实际你依然在左右局势。或许华教须制定逆向策略，失势时休战，要掌握趋势和规律，才能伺机谋划反攻。要采用逆向行动，就须掌握进退之势，靠机会胜过欺诈，或许只有运用机会定理才能击败政客欺诈的优势。
承认统考:坚持争下去
2020/07/24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陈俊安
华总领导人初次与国盟首相慕尤丁见面，触及独中统考文凭课题，却产生“罗生门事件”，惹来马来党团跳出来声讨华社，指一厢情愿，慕尤丁根本没提到“希望承认统考文凭”！
评论者因此无不悲观，指要政府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已无望，是“咫尺天涯”。更有评论者忿而赌气说：“别再求政府承认统考文凭了！”
劝人放弃承认统考文凭的抗争，固然可以振振有词，列举世界上逾1000所国立与私立学府承认独中统考文凭，既然统考文凭已在国外为独中生开拓了机会与成就，统考文凭已和世界大专教育体系接轨，那么，就算在大马，政府换了又换，不承认统考文凭又如何？华团誓要争取统考文凭被承认的意义何在？此诉求是否还能获得绝大多数华裔的共鸣？
评论者认为：“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这句话，固然是自我安慰。问题是，从1975年至今，独中统考已经办了45年，争取政府承认，难道只是为了让“文凭有价”么？可以让独中生不愁出路？和国际大专教育体系接轨么？
拟定谈判新方向
或许，华社应该检讨的，不是放弃此项“永不会得到胜利（消极看法）”的斗争，而是该检讨，45年了，是该调整斗争的策略与拟定谈判的新方向了。
为免再落入种族极端者的话柄，乱套我们罪名，华社不应再提什么“华社诉求”了，而是要提“公民的诉求”！
提醒政府，维护在宪法中赋予公民的母语教育的权力！以及争取莘莘学子文凭受承认的权力。
犹如赵明福一案，10年了，干嘛赵家的家属还不放弃？还要要大声疾呼？因为他们只为追求一个真相：“把凶手绳之以法！”
还有莱纳斯稀土厂，我们更不能轻易放弃，还要大声疾呼：“我们有弃绝毒害工业，保护国民健康的权利。”
同理，独中统考文凭，我们要争一辈子，没有妥协的余地。不论谁做政府，都要继续争下去！因为，我们是大马公民，我们有宪法上赋予我们的神圣权力。
还黄羲初一个公道
2020/07/26 星洲日报/大柔佛
~作者 ： 舒庆祥
由张礼铭撰写，宽柔中学出版的《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一书，对宽柔创办人之一的黄羲初在日本皇军占领新山后，如何参与华侨协会的工作，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论述及引伸，并以“枯木逢春”及“生龙活虎”等字眼，来形容黄羲初当时欢愉的心情，以证明黄羲初是在心甘情愿下，自愿并自发参与这项为虎作伥的工作。
张礼铭是新山史学界率先第一个提出这论点的文史工作者，这对黄羲初是公平与公正吗？史实的争论，站在不同的立场，谁都可以提出各自的论述，也应给予别人有反驳的空间。
现在且看张书中，是怎样书写黄羲初参加柔佛华侨协会的过程。
“那他又在何时与这个日本儡傀组织扯上关系呢？ 黄羲初在他的遗嘱的序文内则有这样的字迹如下：“----劫火之余，差堪告慰，时昭和十七年(1942)三月十六日事也”根据张书之推论：黄羲初是在1942年3月16日从逃难中回来新山后，即参加柔佛华侨协会的工作。
书中就这样写道：“这足以证明黄羲初是在返回新山半个月之后，负起筹备成立新山区华侨协会工作，并成为该组织的首届会长“。至于他是否是在日军杀扺新山之前就已“甘心俯首”，准备为日本天皇效劳，或者是在新山沦陷后“被迫”领导这个日本傀儡组织？由于他在和平后对自己在日据时期所作所为，始终没有向新山华社交代，真相则无从查知，实属可惜。”
“然而，根据1941年6月新山区筹账会的会议记录显示，在日本侵略军登陆马来半岛之前，黄羲初曾因病来函，要求辞去‘总务’之职，但他离去不获筹账会批准，只给予他两个月的假期休养。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新山沦陷后，他又‘枯木逢春’，‘生龙活虎’地扛起华”依此论述，黄羲初在日军来到之前，已准备好为日军服务，还先托病请辞新山区筹账会总务即是例证，当年日军来了，黄羲初即如“枯木逢春”，“生龙活虎”般为见日军服务。
换句话说，他并非为日军所迫，而是心甘情愿，非常高兴与乐意为日军工作。
这是张书中74前的黄羲初，可惜书中没有举出即使是点滴的史实，以证明当时的黄羲初就是在这情况加入华侨协会，之中的情节，全凭张礼铭在74年后的想像及臆度而编造出来的。
现有几个针对张先生上述的论述，要张先生给予厘清：
1.“劫火之余，差堪告慰，时昭和十七年（1942）三月十六日事也”，有何证据可以证明黄羲初在此时回来后，半个月后即在筹备成立华侨协会工作，并成为首届会长？且是心甘愿情的呢？（注：新加坡英文昭南日报报导，1942年柔佛州华侨协会会长是黄树芳，1943年才是黄羲初，1944年又由黄树芳出任，这一则史实说明张礼铭写的并没有忠于史实。）
2.请出示黄羲初向筹账会请辞，而获批准请假两个月的《南洋总汇新报》的报导，以正视听。
3.黄羲初是在1941年6月，日军还未到新山之前请假，而获得新山区筹账会准休假2个月，
样证明这与他于1942年3月16日回来新山后进行筹备华侨协会有何关联，而两者相距已经9
个月了。
4.. 有何事例可以说明，当时黄羲初是怎样的“枯木逢春“，又怎样工作到“生龙活虎”？史实书写，绝非不是科幻小说或是演义，可以凭想像自由发挥，须举出例证有凭有据才能服人。在此，烦请张君把史实提出来，并回答上述提问。
当年马新许多华社领袖，如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等，都曾被迫参与华侨协会工作，多本具权威性的历史钜著，如许云樵原编的 《新马华人抗日史》、李业霖主编的《奉纳金资料编》都有根有据详尽报导。
今天新山史学界就少了这一块，这正是大家当下应肩负的重任，但我们不要有如张书中上述这一类没有史实佐证，而凭臆度、想像的书写，既误史也误人。
新山史学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深入探 索当年黄羲初是怎样加入华侨协会的工作，他在该会中前后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自愿或是与被迫参与工作。唯有如此，才能给黄羲初一个公平与公正的历史定位，还他一个公道，而且这才是真正的论史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