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7 《印尼新报》
——上世纪北京的一个冬天，一个人走进我的家，后来他成为了我的丈夫。
——这世纪广州的一个夏天，同样是这个人，却默默离开了人世。留下的是他的故事，我们的回忆…
叔母亲如生母
他叫翁锡辉，出生在福建龙岩西安村的翁家院里。在他之前，他母亲生过3个女孩，都天折，他的出生给全家人带来一片欢喜,尤其是他的祖母，这个一直想抱孙子的老人,这次笑得最开心。
翁家是一个大家族,但他家人还都是以务农为生，祖父在53岁的那年不幸身亡父亲只好与同族人渡海来到了马来亚当学徒工。
还是幼儿的他，身边是祖母、母亲、二叔母等女性，正是这些女性用特有的关爱呵护着他，使他从小就懂事,跟着大人干活,捡稻穗、采兔草也算他早期的衣活。尤其是叔母,对他有着一种别一样的爱，他也感觉叔母如同生母一样亲切。原来，他的二叔母是出生在印尼的广东人，嫁给二叔后,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二叔就带着妻子儿子回到龙岩,想让祖母看看她的大孙子。哪想到,回到老家后,这个翁家的大孙却因病天亡。此时叔母奶水还很多，就将他抱来喂,一直喂到叔母回印尼。
也许因为他吸吮过她的奶水，也许他改用了她儿子的名字，几十年来，只要是为了他,这位叔母什么都愿意。听说他需要打字机,她就从印尼寄来;时隔多年两人相见后,叔母激动得彻夜未眠;到了后来,老人家希望到我们家住一段时间,但最终这个 没能实现。
接二连三的遭遇
日本侵略者的战火一步步地逼近福建。受他父亲委托，三叔从印尼回来将他们一家三代人接到印尼，这也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逃难，他们一行7人乘坐轿子从龙岩出发，走到江西赣州，然后再乘火车到广州到了香港后再搭邮轮到了印尼。
他们一家来到印尼西爪哇丹绒不碌，在夜晚的码头上，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刚到这里时,大家都住在位于雅加达的孟加勿刹街二叔家里,而二叔母是出生当地的华人,周围环境以及当地语言她都很熟悉。
哪想到，刚刚过去4年，日本侵略的战火也烧到了印尼,他们及家人又开始去逃难,但在山区生活条件艰苦,很多人都得了病。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回到雅加达城里。
1942年的一天,一群日本宪兵冲进二叔开的照相馆,这时父亲正好在干活,宪兵向父亲逼问二叔翁福林的去向,父亲的确不知道,于是宪兵就把父亲殴打在地。后来,日本宪兵还是把身为侨领的二叔抓进集中营，他的财产被没收,照相馆也被迫关闭。好不容易熬到日本人投降,一天,一对荷兰军官夫妻来到父亲开的冷饮店,看到摆在货架上出售的德国相机,叫嚷着“这是敌货,必须没收。”这时刚从日本监狱出来的二叔看到后怒不可遏，一边怒吼，一边把相机抢回来。几天后,店里又来了两个带枪的英国兵。一边把枪指着父亲,一边把钱柜里的钱搜走，连裤子口袋里的钱也被抢走。
接二连三的遭遇,使得他父亲不想再留在印尼,萌发了回国的念头。
从上海到北京
1946年,他全家回到了家龙岩。第二年,15岁的什考上了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该由于他学习好，思想进步,成为了学校第一批共青团员，在转学到龙溪中学后，还被学校选为漳州市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高中之后，学校将他保送到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来到上海后，被分配到了印尼语班,并担任班长。让他学习印尼语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有意为之，毕竟他在印尼也生活了10年，使他有着一种深深的感情。
那时候，中国和印尼关系很好，两国来往很多，这让还在读书的他，就参加翻译工作。这些难得的实践机会，又进一步提高他的业务水平。1952年，他所在的东语系转到了北京大学，他因此也来到了祖国的首都，这一年的国庆节，他和同学参加了国庆游行,在经过天安门城楼时,看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时,禁不住高呼口号,直到声音嘶哑,这也是他一辈F难以忘记的幸福时刻。
给朱德邓小平当翻译
秋去春来，他的命运与这个国家一起跌宕起伏。他曾在《人民画报》社、民中国》杂志社、国家图出版社工作过，还为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做过译，担任过外国访问团的译。工作的岗位有时在天门城楼，有时在人民大会的国宴上。他也曾到过江应农村，做过掏类、挑水、和菜、施肥、插秧等农活。也带着妻子孩子一家人到过西北甘肃，在那儿又做了许多他这辈子从没做过的工作，吃过从没吃过的各样苦。
生活无论怎样变化，他都能适应，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放弃消沉，而最没有改变的是，他有一颗爱国的心，一颗热爱事业的心，颗关爱他人的心，一颗深爱家乡的心。
他有一面书橱是一位印尼专家送给他的，在里面装着一直跟随他的书籍,有他翻*的印尼短篇小说僵拉比山的红勘，翻译印尼女作家吉娅短篇小说集《荒坳，有他翻译的歌曲刊载在《界人民歌曲集》和《印度西亚歌曲集》。看着这面,他觉得自己富有,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富有。家里一张小的打字桌，也是外国专家送的。当时全家从北京下放到甘肃,这书橱和打字桌就是我们唯一的私有财产,其实在我们结婚时它们也是我们家里唯一的摆设，因此我们对它们都有一种怀念。
人生弧线
人生有时是偶然，但也许是必然。在西北居住9年后,我们一下子南下到了广州这个南方美丽的城市。他调到广州暨南大学,在东南亚研究所从事印尼问题研究，这让人觉得他的人生轨迹就像一道弧线,起点和终点那样的相近、那样的重合。此时的他47岁，正当年的他，用他的成熟，用他的情，用他的经验，用他的干进发出闪亮的火花。
那年里，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写出了许多重要的论文,翻译了很多的信息。1988年，他被任命为研究所的言所长,之后又被委派重要取务。退休后的他,更是忙碌不断。印尼的事，家乡的事，朋友的事，亲人的事,让他马不停蹄，最让他高兴的事，他为龙岩翁家编撰了族谱。突然有一天，他倒下了,那年他83岁。
在他走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在想他，追忆着50 多年来我们度过的日日夜夜。往事很多，让我悴然心动的是在北京的一天。那天，他穿着一件呢大衣，戴着一顶毛皮帽走进我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虽然没有仔细看他,但感觉他是个好人,一个有着爱心的好,一个值得我托付终身人。他为自己写了一本自传，书的结尾处，他提出让己的骨灰撒到大海。
而我，想让他等着我，一走向大海。
（杨桂茹／口述林小宇／撰文)（原载2015年10 月8 日 《福建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