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5 《印尼新报》
他们或许只是普通的劳动者和革命战士，他们或许没有光彩夺目的荣誉名衔，但是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感人至深，他们是——海外归侨。口述历史文稿，讲述归国华侨的人生际遇，与你一起于烽火战乱中，感悟海外归侨炽热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
我们八旬以上高龄的印尼棉兰华侨中，特别是棉兰华侨中学的师生都会记住邵宗汉老师。邵宗汉是我父母亲的好友，也是我大哥（忠谟）、二哥（忠诲）的棉兰华侨中学的老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日本占领了棉兰，直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期间，我们全家生活动荡不安，颠沛流离，曾暂住在远离棉兰的小镇舢板头镇（Perdagangan），后才搬迁棉兰附近。
当时苏门答腊岛的抗日斗争环境非常艰难，越发残酷，日军猖獗，其特务活动频繁，但华侨的爱国人士纷纷加入抗日组织。后经朋友介绍，我父亲也成为苏岛民盟支部盟员。我母亲曾安排我二哥（忠诲）给张先生夫妇送中、晚饭，当时邵宗汉化名为张德生，他的夫人张禄漪，我们习惯称呼为“Miss
Zhang”。二哥送饭时从不言语，也不多问，丟下饭菜转身离开。一天，二哥送中饭时到达邵宗汉夫妇住处，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只好沮丧地回到家中。我母亲安慰他说，邵宗汉夫妇已到了别处，这是他们的秘密。不久，母亲又安排我二哥乔装打扮，骑自行车用小提琴琴盒，为他们夫妇送生活用品到新地址。日本投降后，父母亲才告诉我们邵宗汉夫妇的具体身份，他们是祖国派出到东南亚在华侨中特別年青侨生做抗日和华侨宣传教育工作的人士。
抗战胜利后，邵宗汉与胡愈之、王任叔（巴人）等在棉兰创办《民主日报》，并任总编，宣传介绍中国革命，加强华侨团结，促进中印友谊。同时，他参与发起和筹备组建华侨总会，热情关注和支持华侨教育事业，关心和培养华侨子女。1945年11月25日，棉兰华侨中学创立并举行开学典礼时，邵宗汉是该校第一批任课教师之一，为棉中创校发展作出了努力。我大哥和二哥都是棉兰华侨中学创办初期的学生。大哥（忠谟）是1946年12月棉兰华侨中学第一届初中十九名毕业生之一，二哥（忠诲）是华侨中学第三组学生。邵宗汉老师年轻活泼，关心学生，和学生相处融洽，深受学生欢迎。
邵宗汉任教期间，仍担当着棉兰《民主日报》总编工作。1947年后，印尼在荷兰殖民者白色统治恐怖下，《民主日报》经常遭受到荷军和当地亲殖民势力军警的搜查。到了1948年荷军又一次发动了“军事扩张行动”时，变本加厉地对当地华人进行压制和迫害，无理逮捕报社人员，不久并勒令《民主日报》总编辑邵宗汉和华侨总会负责人费振东离境。邵宗汉被迫于1948年6月㩗眷离开了华侨中学，离开了《民主日报》，离开了棉兰。
临别时，邵宗汉应我两位兄长要求，怀着对我父母亲友情的感激，寄予对学生的厚爰，于1948年6月7日分别对我大哥（忠谟）和二哥（忠诲）留下了赠言：忠谟侄“做到老，学到老，不患得，不患失！”忠诲侄“学以致用，锲而不舍！”邵宗汉的赠言，我兄长保存多年，他们牢记长辈、恩师的期待！
1949年8月邵宗汉进北京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被调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国际部主任，1954年曾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长期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曾在外交部新闻司任副司长等职。1980年，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1982年离休。1964年10月我母亲因邀回国参加国庆十五周年盛典。我大哥和我曾陪同母亲去拜访邵宗汉夫妇。改革开放后，我的父母亲曾多次回国看望我们。他们都曾拜访过邵宗汉夫妇，或邵宗汉夫人张禄漪（Miss
Zhang）来我父母住处回访。我随同父母与邵宗汉夫妇会面交谈时，邵宗汉谦虚严谨、生活简朴、严格律己、待人寬厚的优良品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与我父母很少提及他曾遭遇的逆境。
1979年，我父亲首次从印尼回国看望我们，曾专程造访行动不便的邵宗汉。其实，邵宗汉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那时他刚回到家不久。他与我父亲交谈的主题仍是他参与创办的棉兰《民主日报》。交谈中，我父亲得知当时他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夫妻两人日常生活时有困难，而当时他们的孩子蛮子（乳名）仍在内蒙插队，还没有调回北京。他们夫妇自己尽力克服困难，没有主动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这次拜访后，我父亲回到我二哥家，即与二哥提及此事，二哥告诉父亲像邵宗汉这种家庭现况，按国家政策他的子女是应该调回北京。
而后，我二哥请求自己所在单位依据政策规定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就从内蒙调回了他们的孩子。由此可见，邵宗汉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邵宗汉是我们棉兰华侨中受人崇敬的老师之一。在印尼时，我因年幼与他直接接触很少，但因他是我父母亲的好友，又是我两位兄长的老师，我后来几次随父母拜访过邵宗汉夫妇，有了直接接触，耳闻目睹，在我记忆中，他是一位爱党爱国、赤胆忠心、值得尊敬的老师，值得我们华侨永远怀念。
（来源：江苏省侨联根据印尼归侨王兰芬回忆 老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