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28 《印尼新报》
热爱华教事业的曹燮贤老师
一、曹燮贤老师鼓励我报考巴中1949年,我在苏甲巫眉联合中华中学初中毕业。到雅加达升学报考高中时,我首选中华中学,在报名时,因我的初中毕业成绩优良,获免参加入学考试被正式录取。
在办理完报名手续后，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因在雅加达没有亲戚,在寻找包伙食的家庭式宿舍过程中,我约了李得宁同学陪我前往望加勿刹,拜访曹燮贤老师和杨凤喜老师两夫妇。荷印政府时期, 1939--1942年,他们曾在苏甲巫眉由华学校任教,是我上小学时的启蒙老师。
曹燮贤和杨凤喜两位老师非常热情,询问了许多在苏甲巫眉的老朋友和学生的情况后,把话题转到询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报考巴中?曹老师介招巴中的教学、师资和校风等,还说在建新的校舍,第一期工程快竣工了,鼓励我们不妨报考巴中试一试。在曹燮贤老师的热情和鼓励下,我和李得宁同学在第二天上午立即到宛郎岸巴中旧校报考普通科。几天后参加入学考试,放榜后,我们两人都被录取,编在普通科丙班,在宛郎岸旧校上裸。
二、改革英语教学内容，课文适应回国升学高中一下学期开学,高中部正式搬迁到孟加勿刹椰树林地段,在刚竣工的新校舍上课。我由丙班转到甲班上裸。
我们在高中一丙班时,教英语的是佩戴金色框眼镜、留短胡子的李振华老师。教甲班英语的是曹燮贤老师,高中二时他还兼任我们的班主任。他身材较胖又结实,中气十足,口音宏亮清晰。教学方法和课文选材内容,能适应和配合国内形势变化。我们上高中一时的英语,都是选用传统的老式英语课本,内容多是英国文豪等的经典作品和文章,例如查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译成英文的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最后课》等。当我们升到高中二后,正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年,国内开始出版一些新的英文刊物,其内容也多结合新中国的形势、开展政治运动和有关国家经济建设等的报导和文章。曹燮贤老师仿佛已意识到,旧的英语课本内容已不能完全适用,应考虑与国内中学英语教学内容接轨,必须适当挑选一些结合祖 国形势变化内容的英语课文,这样做也会有利于有志回国升学的同学应付高考。
曹燮贤老师很果断做出决定,订了国内出版的英文杂志如《北京周报》和《人民中国》等,从中选一些文章做课文。例如我们读过的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铡刀毫不畏惧、视死如归、壮烈牺牲的《刘胡兰的故事》,还有一篇是《中美合作所》
(1942年成立的美蒋联合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的简称,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设有关押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集中营)描述当年渣滓洞监狱内的革命烈士,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还有一些有关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农民争取自己权益与地主富农剥削阶级斗争等的情况报导文章。
通过上述英文杂志的文章学习,使我们能及时学习到祖国解放后,新形势下的新人新事和革命烈士的事迹，了解国内政治运动中的新政策外,还可以学习掌握一些当时流行的实用英语名词和含义。
巴中改革英语教学内容具有现实意义。回忆当年我们高中毕业后,回国升学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其中的英语和政治常识两门科目的考试题,有一些正是我们在高中时曹燮贤老师选自英文杂志《北京周报》和《人民中国》中几篇文章学过的一些英语词条和内容,基本上可以答对,正是立竿见影,多拿到一些分数,得益匪浅。
三、以亲身的经历体验解释阶级成分的流氓阶层曹燮贤老师讲英语课常联系实际和经历。有一次在讲解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中,一篇关于国内新解放区,开展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报导文章,有一段提到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的(Vagrant)流氓阶层时,为了使大家明了流氓的特点,他讲了一段他早年在上海暨南大学求学时,妙计抓高丽籍流氓小扒手的生动故事。
曹燮贤老师忆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当时国民政府为海外华侨子女开办的暨南大学,校址是在上海西郊。每逢星期日,他会约几位华侨同学进城,到市中心商业区逛街。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上海,社会上的群体很复杂,人流集中在繁华的商业街道,有不少瘪三这些不务正业靠乞讨或偷窃为生的人渣中,有一些是外来的高丽籍流氓扒手。曹燮贤老师有一次在拥挤的商业街行走时,发现胸前口袋上的一支派克钢笔已不翼而飞。
为了报复捉拿高丽籍小流氓扒手,曹老师和他的同学考虑了妙计,有备而去。他拿了另一支钢笔用结实的细棉绳系牢,细棉绳的另一端固定在衬衫衣兜内,钢笔仍然插在衣兜上,约了同班的一位华侨同学和上先修班的三位华侨同学,到了星期日又进城逛商业街,想用钢笔做诱饵捉拿高丽籍流氓小扒手。
如所预料,小扒手这次上了当,当他轻轻把那支钢笔一拔,那根细棉绳也跟随着钢笔被牵拉出来,曹燮贤老师立即发觉小扒手动手,马上大喊抓扒手,同行的四位华侨同学一起动手,把高丽籍小扒手抓住并压在地上,齐手拳打又脚踢,真痛快,很多人围观叫好。曹老师说,这些无业游民,不务正业,在街上流浪,为非作歹的扒手,就是社会阶级分析中流氓的一种他们一起去捉拿高丽籍小扒手的五个华侨学生中,除了曹燮贤老师是邦加华侨外,其他四位同学都是苏甲巫眉华侨。他们五位暨大校友回印尼之初,都曾在教育界服务。二战日本军国主义南侵爪哇群岛前,都曾在苏甲巫眉中华学校一起共事。
四、兼任巴中体育部主任，年轻时是篮球队猛将曹燮贤老师在巴中兼任体育部主任和篮球教练。高中部普通科没有体育课,在他担任我们高二甲班班主任时,号召同学们注意身体健康多锻炼身体,建议班上同学参加打篮球活动,每星期安排一个下午回校打篮球。他虽然身材较胖,当时已近四十岁,还坚持亲自到球场指导我们打篮球的基本动作,又很耐心细致做各种示范动作。
日军南侵前,年轻力壮的曹燮贤老师在苏甲巫眉中华学校教书,他除了教高小班英语课和体育课外,还兼任童子军教练和篮球教练。他是当时中华学校老校友组成的思华篮球队的主将和队长,有时候也当裁判。
当年经常请巴城、茂物、芝巴德、展玉、万隆、井里汶、三宝垄和东爪哇泗水的篮球队到苏甲巫眉举行友谊比赛。
曹燮贤老师当年的身材已经肥胖,但他的球艺，无论是跳球、抢球、传球和接球都非常稳妥又灵活敏捷,转身投篮也相当准确。他年轻时火气十足,当客队队员故意玩小动作碰撞时,他绝不会容忍示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曹老师出场的篮球赛,几乎每场观众都暴满。他对学生管教严格,学生对他敬畏,也很受学生家长敬爱和尊重。他是苏甲眉喻户晓的「肥先生1(以前的习惯称老师为先生)。
五、组织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活动曹燮贤老师在上海暨南大学师范专科毕业前后,国内发生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国沈阳驻军的「九一八事变」。1939--1942年在苏甲巫眉中华学校任教期间,正是在发生「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正动员军民进入抗日战争的高潮。
苏甲巫眉爱国华侨社团和华校,也响应祖国的号召,发动当地华侨社会各阶层救济祖国的难民,捐献善款、衣物和药品等,寄往祖国红十字会。曹老师任教的中华学校,也积极响应祖国形势的变化和要求,以校内三位暨大校友老师为核心,积极发挥他们师范专科多面手特点的优势,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向学生介绍祖国抗日前线和后方的新闻和事迹,教唱祖国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通过学生向家长和社会,宣传抵制购买日侨商店的白货,不到日侨理发店理髻发等。
曹燮贤等老师还根据当时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滥炸我国城市造成无数军民伤亡的资料,编导一个活报剧,向全世界控拆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他们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野蛮三光政策,使沦陷区的广大无辜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表明全国军民团结抗日救国的决心。
当年的高小和刚创办的商科初中一学生,年龄多超过十五岁,身材也较高大。由这些高班男女学生,扮饰身穿军装持步枪凶恶的日军、伤残流血用绷带包扎持拐杖的国军、打着美国旗援华抗日的飞虎队空军士兵,还有一批身穿破烂衣服背着小包袱扶老携幼的难民、身穿白大衣背着药箱,用担架抬着流血伤员的医务人员、举着国旗提着机关枪的抗日民族抗一战线、人民武装战士等。
这个活报剧,经精心排练,在四十年代初,趁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由曹燮贤等老师率领,跟随在眉玄宫神明佛祖一年一度巡游大街时表演。同时由曹老师带领同学们高唱抗日歌曲,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二战前,荷兰政府对中日战争是恪守中立的,因此荷印政府限制华校的抗日宣传活动。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意、日轴心国的德国进攻并占领了荷兰国土,女皇和政府内阁成员逃亡到英伦组织流亡政府,荷印政府也不再限制当地华校的宣传抗日活动了。当时西爪哇各城市,中国传统元宵节不是统一在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而是错开分三天举行,苏甲巫眉是安排在最末一场,在农历正月廿一日举行。
因此各城市的历史人物的花轿、舞狮队、民间乐队、地方风味食品商贩、儿童游戏商贩等以及善男信女,都集中在苏甲巫眉汇演观看,吃喝玩乐。他们看了抗日救国活报剧,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除受感动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罪行外,主动慷慨解囊,向义卖鲜花的童子军钱箱队捐善款。社会上对中华学校师生的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和表演有意义而生动的活报剧,也是一次很成功的游行示威,有口皆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全面向东南亚各地区进军。1942年2月的天,日本军机在苏甲巫眉投下一枚炸弹,当地的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合驻军毫不抵抗,打着白旗投降。日本舰队载满陆军,有一路从南海公主港登陆,直接进驻苏甲巫眉。有人见到骑着马身穿呢质军服的日本军官中,就有一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日本政府召回国的苏甲巫眉日侨之一。几天后,日军开始拘捕抗日的爱国华侨知识分子。曹燮贤老师的暨大校友、同班同学、时任中华学校校长颜和西老师首先被捕关进集中营。
而曹燮贤老师在从南郊逃避日军战机轰炸的避难所回市区后,听到日军要拘捕抗日分子,他很果断地决定收拾行李,举家立即离开苏甲巫眉,使他很幸运避过这浩劫。
六、「九·三十」印尼政局变化决心回国在天津定居度晚年曹燮贤老师在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后,一直在巴中任教。由于教学工作繁重积劳成疾,六十年代初,他患了较重的肺结核病,经专科医生诊断后,劝他应暂时放下教学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在曹师母的陪同和照料下,他暂时离开雅加达和巴中,到阔别二十多年的苏甲巫眉休养。曹燮贤老师在回国前,还曾应聘担任八华最后一任校长。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新的军政府不久通令封闭全印尼的华侨社团和学学校。创办21年教育华侨子弟的学府巴中,也被迫于次年4月停办。曹燮贤老师和其他爱国老师一样,被迫举家离开印尼,他选择回到祖国,和在天津工作的儿子媳妇孙子等团聚。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 1971年夏初,我和太太林梅兰（巴中55年届),在北京接到曹燮贤老师由天津寄来的信,他和曹师母打算到北京,探访久别住在北京的印尼教育界老朋友和巴中同学,想在我们家住几天。
我们家正好有多一间客房,我立即回信表示欢迎他们来住,和在北京多玩几天。曹燮贤老师两夫妇很快就乘火车到了北京。我们把有一张大床的主人房让出给他们住。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处在斗批改阶段,我不方便请假陪两位老师去访友,每天只能给他们准备好北京风味的早餐,我住处交通很方便,把大门的钥匙留下,他们可以自己安排出门访友。
曹燮贤老师两夫妇在北京的十多天很高兴,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巴中的同学。在闲谈中,他流露出回国后很失望,当时正好赶上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侨办未能即时关心和安排他工作。他渴望能为祖国做一点贡献,年纪虽然大了,搞英语翻译或教学工作还能胜任。他说同样是印尼排华被迫回国的印尼教育界人士,住在印尼家邻居的华中任序老师,由于他在北京有特殊的人事关系,回到北京后,马上被安排当国务院参事,每天上班只要看看报纸,喝喝茶水,参加民主人士开「神仙会」等活动,每月还可以收到一份可观的工资。
在北京见到曹燮贤老师时,他外表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只是身体没有以前肥胖和结实”他说肺结核已基本痊愈,只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症状。曹燮贤老师两夫妇年纪大了,对天津的生活习惯不适应,生活环境也不太富裕。曹老师说北方冬季气候冷,身体顶不住,每年过冬很辛苦”他们准备到南方广州华侨新村长兄家住一段时间,并给我们留下广州的地址。
1972年12月下旬,我们一家三口离开北京到香港定居。在广州停留期间,特地到华侨新村拜访曹燮贤老师两夫妇。当时曹老师的身体状况,已比在北京见面时虚弱消瘦,白发苍苍又稀疏,精神状态也差。他说糖尿病已比以前重了,经医师检查还发现有癌症,每况愈下。离别时我们只能祝愿他保重身体,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永诀。一年后传来,曹老师因病治疗无效,已在天津离世。
曹燮贤老师桃李满天下,他的一生始终无移,献身于海外华侨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巴中同学会永远怀念您。
（香港颜章明(52年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