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4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尼华侨欢欣鼓舞。当时父亲与杨新容、张国基、洪渊源、麦爵媗、刘金端、黃周規等发起成立由杨新容担任主席的“促进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次年五月，中国与印尼建交，八月份“工作委员会”随之改名称“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
我的父亲司徒赞，字子襄，广东开平人,1900年9月12日出生于中国农村。八岁丧父，与祖母、母亲及妹妹四人相依为命，家庭生活困难，全靠母亲撑持。半年后，其叔父从马来亚回乡探亲，支助他在本村读了三年私塾。11岁时,跟随乡亲到马来亚谋生。由于年纪尚幼，聪颖好学，叔父就送他到新开办的中华学校读书，下午则到华英书院学英文。十五岁小学毕业后，他叔父要他留下学木工，但我父亲却执意要回国升学，后得热心校菫资助,回国到上海读书。兩年后以优良成绩考进南京暨南学堂师范科。1919年毕业后经著名教育家黃炎培推荐，到中爪哇文池兰(Munti1an)中华学校任校长，从此开始了在海外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
我父亲在文池兰中华学校主持了兩年校政，並抽空编写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处女作《南洋荷属东印度地理》于1922年由暨南学堂出版,黃炎培荐此书写了封面並题詞“中和一致”，表示支持和鼓励。此书出版后，各地华校普遍採用作为地理课本。
1922年1月，我父亲应聘到八帝贡中华学校（即八华）任中学语文教师，因学校闹风潮, 四个月后辞职到苏门答腊巨港任华商会驻会坐办，按巨港广东同乡的要求，创办华侨学校。1923年6月，我母亲刘金瑞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应聘前往该校任职，由于志同道合兩人於1924年11月结为夫妻。
1925年底，我父亲回国省亲，结识了比他小十岁的司徒薏敏。当时国共合作，经彭泽民介紹，我父亲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再沒参加国民党的活动，在海外一直以无党派的身份从事华侨教育和社团活动。在我父亲的支持帮助下，1928年司徒薏敏东渡日本留学，从事电影和无线电研究。1987年初司徒薏敏出差到广州，谈起往事对我說:“你父亲是我的引路人。”
1926年4月，经著名侨领洪渊源介紹任八華校长。1927年1月赴中爪哇三馬旺任荷印华侨学务总会」主席。1928年回到巴城出任《工商时报》主编。1929年前往巨港任丹戎厄林爱华学校校达三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佔东束三省，妄图灭亡全中国。
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迫切要求。这时我父母为出生不久的四兒取名奋生，渴望全国团结抗战奋力救亡，这也是我们五兄弟中唯一以地名取名的一個。
1932年3月，我父亲到新加坡创办《新僑周報》，认识了年仅十九岁的青年画家李曼峰。不久我父亲回到巴城任《時報》主编，随即邀請李曼峰到巴城，給了他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被誉为“千里马”遇“伯乐”。在海外传为佳話。他们虽相差十三岁，仍以兄弟相称。但他们到了晚年的书信往來中，李曼峰卻改称我父亲为“恩師”，以表达他感激之情。我父亲去世后，他专为我父亲画了肖像画以沉痛悼念他的挚友。我母亲定居香港，李曼峰夫妇专程看望我母亲，並赠送一幅雄鸡油画留作纪念。
1933年4月，我父母重返文池兰中华学校，直到1935年7月应聘任巴城广仁学校校長，才結束东奔西走的奔波生活，並以巴城为基地，从事侨教和侨团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抽空编写了《中日游记》(印尼文版，1935年新报出版)及《爪哇故事童话集》(1937年上海书局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海外华侨豪情激憤，同仇敌忾。我父母积极投身于华侨支援祖国抗日运动。同年8月2日巴城成立“巴里亚华船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向华侨筹款及捐赠物资以支援祖国抗日战争，我父亲被选为文书主任，参与起草所有文件的工作。我母亲被选妇女組副主任。我父母还积极发动各华校师生利用时间向家长及侨胞筹款募捐。在父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也拿起钱箱，走上街头募捐。此外，由柯全寿医生、洪渊源和我父亲等负责的“特別组织委员会”也购买急救药品和救护车，组织医疗人员和汽车司机一百多人回国服务。直至1942年12月为止，共筹得五千万港元及各类物资。先后寄到贵阳紅十字会收转。
从 1937 年起我父亲连任巴城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同时还担任广肇会馆副主席兼文书主任中华总会文书主任、新明会和养生院顾问，成为印尼著名的华侨教育家和社会活东家之一。1938年我父亲因领导抗日救亡活动，无理地被荷印殖民政府逮捕，但不久即被释放。
1941年12月8日，日本 發 发 动“ 太 平 洋 戰爭”，当地华侨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我父亲负 责 起 草 了“ 抗 敌 宣言”。当时形势急转直下，为避免全家遭到不测，我父母随即把我、奋生和小珍三人送往中爪哇巫眉亞由（Bumiayu）表哥刘士川家避难。
1942年3月9日，荷印殖民政府宣佈无条件投降。三月十四日我父亲与丘元荣、庄西言、吳慎机等四人被日军逮捕並严刑拷打。四月份爪哇各地爱国侨领及各界知名人士共
542 人，以“敌性华侨”罪名相继被捕，经多次辗转迁徙，最后被關关进芝马墟（Cimahi）国际集中营达三年半之久。先后有二十二名侨领在集中营不幸去世。我母亲这时挑起抚养七个未成年子女的重担，但仍义无反顧地坚持抗日爱国立场。记得一天晚上，她召集我们全家，告知要参加地下抗抗日组织。当时我们虽小，但国仇家恨牢记于心，一致赞成母亲的決定。
1943 年初抗日秘密组织不幸被日军宪兵破获，使日军大为震惊。因为这是日军佔领爪哇岛后唯一有行动的抗日地下组织。1943年6月30，我母亲刘金端被日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在那最艰难的日日夜夜，我们幸得父母亲的亲朋好友暗中支助，特別是张国基、董寅初太太、刘宏谦分别特为我们兄弟補补习古文和数学，奋生也免费到数理化讲习所就读，使我们兄弟不致流落街头。我父亲经三年半的幽囚牛活，虽饱经挫折凌辱，冻伤鞭打，但仍注重学习。他与难友三宝垄慈善会主席张添聪互教互学，张添从学会了中文，我父亲也通晓了荷文。在獄中还作了《岁暮怀人》、《爪哇西冷獄中岁暮感怀》等诗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父母亲双双出獄，恢复了自由。这时摆在在华侨教育界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打破战前分帮分派办学的格局，迅速成立一所华侨公立的統一中学。一方面是借此促进华侨社会的大团结，另一方面是使三年多來饱尝失学之苦的华侨子弟能尽快地继续上学念书。
八华教师刘宏谦首先提出创办一所联合中学的宏伟设想，但阻力重重,于是採取“教师路线”，先从基层联合，我家就成为策划筹办“联中”的场所。记得当时刘宏谟、韦同芳、刘耀曾、溫湘兴、赖紹基、何福同、王耀西、沈珍傅等老师频频在我家开会，商討三校联合事宜。在各校教师的推动和各校菫事们的支持下，10月15日，联合中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联中”的创办正如我父亲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所指出的，是“爪哇重光后巴城华侨大团结的表現，也是多年來吾侨理想中的產物。”
1946年6月，主办联合中学的三大侨团決定无条件地将联合中学交由中华总会文教部接办，並改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成立了以徐琚清为董事长的第一屆董事事会。我父亲出任了第一届校长。
1948 年秋成立了以刘家祺为董事長的第三届董事会，刘家祺兼任建设委员会主任，並带头与刘宜应、刘应鵬、徐育 梅 捐 赠 孟 加 勿 剎（Mangga
Besar）的地16000平方米作为新校校址，后在古农沙里（Gunung
Sari）又拥有9000平方米的分校。十年间巴中学生由办校初期的760人发展为3283人，成为印引领华侨的大团结，推举刘宜应为主席，司徒赞和杨新容为副主席。
1952 年 4 月，“华侨团结促进会”又改名为“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简称“侨总”) ，洪渊源被选为赞主席；司徒赞、刘宜应、呂俊诚为副主席。我父亲还兼任侨总文教部主任。
自1955年起，我父亲连续兩屆被选为侨总庄主席。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1957年3月19日，他以“侨总”主席的名义对雅加达侨报記记者发表谈话，呼吁“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強，我们华侨包括国民党人士，应该消除成见，团结起來，为促进祖国統一大也而努力。”
我父亲于 1952 年和1959年兩次率领印尼华侨代表团回国观光，参加国庆观礼。
1960年初，我父亲回国定居，根据他本人的特点和专长，安排他在母校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任副所长兼暨大董事。此外，他还第二屆广东省政協委員、广东省第三屆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委员、广东省常委、全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等职。他在紧忙的工作之暇，撰写了《荷兰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教育简史》，刊出《束南亞研究》
我父亲兴趣广泛，精通英、荷、印尼文，懂多种地方方言，新学和旧学都頗有功底。无论在公余之暇，在日军獄中、在十年动乱时期，他都喜欢赋诗作詞，以表达他对人对事的看法和怀念之情。他所写的诗词定名为《纪南堂诗词存稿》，经搜集整理后于1979年在香港出版.他的诗词诚如张国基在作序中所说
:“拜读子襄先生诗稿見其愛国怀乡之作，一片丹心，跃然紙上，综览先生遗诗2无吟风弄月之陈言，复无放言高论之空语。”
1972年2月，我父亲被选为第五届政協全国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他不顾年迈和身体有病，乘飞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由于南北气候悬殊，旅途劳顿，以致病情加剧，一病不起。
1973年3月14日，我父亲这位“爱国出于天性，至死不渝”的老归侨不幸于广州逝世，终年79岁。
（本文作者不详。司徒赞有子司徒眉生、司徒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