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与国家认同（上）
201/05/09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自1950年代以来，语文与教育便是马来西亚的重点课题。之所以在于语文与教育的政治化。
本来教育与政治是宜分不宜结，可在许多新兴国家，语文、教育与政治又常纠缠不清；究其因是国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在起作用。这种国族国家认为，一个国家应建立在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种国族（国家民族，即国与族相结合）的基础上；只是，这并非必然的事实，而只是宣传的结果。
只要宣传够强，迷思也会成为人为的真理或人造的共识，情形就如政治只能是选举民主，而不能是其他形式，非选举产生的政权均是非法的。所谓的真理就是靠强势持久的宣传与洗脑形成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复杂多变怎么可能用一个特定时代的“真理”框定世世代代的想法？看不见君主制、神权等也曾是许多国家与地区世世代代信而不疑的真理么？“真理”是死的，人类社会则是不断演变的，世异则事异才是人类社会的实相。
放眼今天约230个国家与地区中，有多少个是事实上的国与族合一的国族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哪一个不是多民族国家？像韩国、日本、冰岛那种国与族高度合一的国家，屈指可数。可出于宣传与激情，二战后许多新兴国家也被洗脑而致力于要把多民族国家化为单一民族国，结果则多是造成民族不和，甚至持久的内战。最终只好承认现实放弃同化政策，转向多元中的统一的多元主义路线。
当然多元主义也可以是多种形式，如印度、俄罗斯、加拿大、南非、瑞士等是民族联邦国，也就是各加盟国各有其独立自主的文化、语文、教育政策。印度甚至有22种官方语言。
新加坡则是种多元民族、语群、教群混居的多元平等国，在语文上是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工作用语，而华语华文、泰米尔语文与马来语文皆列为官方语文之一。其中在实际运作中，英语则为一尊，是个一尊多元模式。
香港则是个广府话、华语与英语三语并重。此外，不少前殖民地国家，也保留前宗主国的语文为官方用语如尼日利亚、南非、菲律宾、肯尼亚等。
易言之，视国家而定，如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力量对比，可以有多种各适其适的安排，即便在单一官方语文国家印尼，也把主要族群的语文列为单科在官立学校教导，而在实际生活中，各语群主要还是习惯用本族语言沟通，而不是用印尼语。
大马也因为受到国族国家宣传的影响，选择用马来语来一统天下；只是在现实中则因各族力量对比的因素，而走一尊多元的语文与宗教路线。在独立初期，如1950-60年代，实际上是双官方语文政策，即马来语与英语并重；只是由于马来语文民族主义作用，自1970年代后，特别是1970-80年代，马来语已逐步取代英语的地位。
可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英语又有回潮趋势。主因在于形势比人强，用马来语全面取代英语，不利马来族的发展前景。其结果是，英语反而成了中上层人士的身份地位用语，而马来语有沦为中下层流行用的语文（有人称之为苦力化Kuli）。
语文与国家认同（下）
201/05/09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这里突出了一个民族主义对功利现实主义的角力。英语做为世界性的强热语文，不仅知识量大，也是学术界、科技界与工商界的通用语，大马能在1990年代放宽英语的限制算是识时务，也扩大了马来族与一般大马人的出路。不少前英美的殖民地，甚至把英语列为官方用语，这就比大马更进一步。这里也透露出一个讯息，即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民族的概念，只是一种迷思。
一国之内的不同语群，能有一种共同的通用语虽可促进不同语群的沟通；但是在这一共同语的基础上，也是可以容纳其他多元语文的存在，而不必强制全民只懂一种语文。英语能够成为许多前英美殖民地的官方用语，与其他语文共存并用，便是一例。
其实，许多这些国家的精英便是英校生，既然在国语之外也可以容纳英语，为何不能也同时容纳其他语群的语文？这显然是一种自相矛盾，难自圆其说的做法。特别是这个语群是一个大语群，且还是大范围的区域性语文。
大马明显就是一个持双种标准的国家。公立大学与许多公共机构或政治精英与高层官僚均可用英语，为何就是不能平等对待华语？我国当前的教育政策也呼吁国民要学好英语，那为何就不能鼓励各语群学好自己的母语？这究竟是什么心理？即便是把英语定为一尊的新加坡也要求华族得把华语列为必考的第二语文，甚至还在推动讲华语运动时，也推动儒家思想运动。
世异则事异。1970年代前新加坡的执政精英排斥华语，主要出于政治考虑，认为华语是传播左翼思想的工具；可今天，中国本身也不搞什么左翼运动，甚至已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可能在2030年后，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华语功利价值正直追英语，不懂华语华文已变得不利。大马何以不能平等对待华语与英语？
说到底各语群间存在一种共用语固然有助于族际沟通；但是，更重要的是教育与学习的内容与精英或基本的共同价值观，譬如，瑞士人不一定懂得他族的语文。可在心态上，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群均自视本身为瑞士人。他们也多选择英语而非其他同国民的语文，可这并未影响到同身为瑞士人的认同。
扩而言之，用一语文的民族也可以有不同的国家认同，如英美澳纽加的人。他们虽同样用英语，可却有各自的国家认同。同理大马华族虽也懂华语，但却有自己的政治与国家认同。可见一个国家未必只能有一种语文。
结而言之，爱国可以不分语群、教群、党派。只操单一语文或多元语文者，皆可以是爱国者。实则，多数大马人包括马来族皆是不同程度的操多语文者。进而言之，国家／政治认同也可以与多元思想或多元身份共存。如一个人可以是大马人，也可以同时是功利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两性平权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或特定宗教思想的信仰者。
异语同宗，异族同心，异教同理本来就是可能的，瑞士便是一个活例，一个卓越的，发达的，高收入的多元语群国。谁能说只有操单一语文者，才可能是爱国者？爱国是不分先后，也不分语群的。
安华与UPSR
201/05/09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张吉安
眼前纠缠不散的疫情，从去年至今严重搅乱小学至大专学府的学习进度，再来是接二连三地爆发校园师生确诊恐慌，刹那间各方群起舆论，各执一词，究竟是教育部在校园防疫的应付迟缓，还是自家监护方让孩子置身在病毒危机下？4月28日教育部召开一场记者会，正当校方和家长屏息以待是否宣布即刻停课之际，教长平地一声雷：“永久废除小六评估考试（UPSR）！”
顿然，取消考试这一个议题，意料中被朝野政客抓住新话柄，一如既往，在网络媒体上发表正反己见的连珠炮打。此时，反而是那些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评论较为有见地和理性，认真提出了现代教育改革的方针，如何在考试取舍之间，让孩子在一个健康心理的学习环境下，取得平衡点。
UPSR对我而言，一段看似云烟流逝的童年往事，可是那一年因一场考试烙下的记忆创伤，至今仍历历在目。不知谁还记得，或有过同样的经历？
3年前在脸书写过这件事，当时有不少年轻网民还质问是不是“存心捏造”的，怎么在网上没看过、听过？可想而知，家国发生过无数大小诡谬事，多到未必逐一记载，虽然这是一段鲜少人提起的“小历史”，但并不代表这不属于家国历史进程的其一拼图，至少让后世子民记取，政治干预教育的宿命论，从未停息。
1990年UPSR考试，我和吉打吉华S校的31名同学考获6A，依照当年所订下的升学常规，第二年即可直升初中一了，还记得当时的媒体广泛报道，全国华小总成绩斐然。怎知成绩揭晓一星期后，峰回路转，时任教育部长安华突然宣布所有考获6A华小生必须重考国语试卷！印象中读到当时报纸的报道，原因极其荒谬，他指该年华小成绩太好了，随之下令教育局介入调查，从中发现华小国语试卷 “太容易”！
纷扰中，也不太记得当时有哪些团体、政党、领袖站出来抗议反对，只知道校长老师都很焦躁，吩咐我们随时应对重考。就这样纠结到新学年开课，吉华3所小学大约有90多位6A生，被安排进入吉华国中，分成3个班级SP1、SP2、SP3，听老师解释SP是“Special
Peralihan”(特殊预备班)，吊诡是暂时无法上课，直到我们重考国语试卷为止。过了几个星期，终于逃不过摆布要重新上考场了，教长安华还重申，这一次重考只需考获A、B或C，就能换得直升中一的机会，否则就得进预备班。消息一出，班上老师不是派定心丸，反而一脸肃穆，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预测试卷一定非 “池中物”。小小的心灵终究分不清那浑浊的政治世界，到底有多残酷无情，仅仅纯然不解，好不容易挺过了考试，为何又要重考？
重考那一早，与全吉打的6A生坐在亚罗士打东姑阿都拉曼国民中学礼堂内，惊呆地望着一份绝非念过6年级就能作答的国语试卷。走出考场，有些女同学抱头痛哭，老师都驻守在场外安抚我们。两星期后，成绩出炉，幸运的，我拿了“C” 刚好过关，同年吉华3校原本90多位6A生，仅剩30位通关升中一，身边落第的好几位同学也因此自暴自弃。事件平静一个多月后，某天班主任旧事重提，说终于看到那一份重考的国语试卷了，原来我们考的是一份几年前经过修改的初中三SRP国语试卷。而那一年开始，华小UPSR评估考试，从此划分为国小和华小试卷。
2021，纵然UPSR走入历史，然而那一年我们华小生无辜重考的事件，能否一起写入历史？
浅谈有关黄羲初先辈的争议
2021/05/09 星洲日报/大柔佛
~作者 ： 李群熙
本来不想谈有关黄羲初先辈的议论。但最近得到一份新加坡前闻人杨缵文先辈的资料，觉得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写下此文。
杨缵文子孙满堂。12年前，他的一名孙女杨玩娜，在《亚洲文献》发表《A
GLIMPSE OFHIS PAST YEO CHAN BOON (1881-1967)》的纪念文章，后由他的另一名孙子译成中文《缅怀杨缵文，往事一瞥》。
兹抄录要点如下：
杨先辈出生于中国潮安的一个中等家庭，18岁，到新加坡谋生。不久，自创“永元成有限公司，及“成美金庄”，后参与银行等投资，事业有成。
1906年开始参加社团活动，担任多间重要社团的要职：包括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端蒙学堂及同济医院等。
1906年，成为“新加坡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日本侵略中国后，全力支援抗日。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日本开始剔除抗日份子。他与许多有名望的商人都被捕，不久被释放，被迫成为“昭南华侨协会”成员，并为日本筹募“奉纳金”等活动。在这段苦难的岁月里，他忍受痛苦与牺牲。这是他一生刷洗不掉的耻辱和疚疼。
日本投降后，1946年，受委为遭日本屠杀的华侨牺牲者上诉委员会副主席。南大成立时，他亦扮演重要角色。
从上文中，我们感受到，杨缵文的子孙，以其先辈的事迹为荣。然而，亦落落大方坦诚承认日治时期被迫为日本做事，是一生刷洗不掉的耻辱和疚疼。
讲完杨先辈的故事，回头来谈谈黄羲初的争议。
黄羲初的事迹与杨缵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是同辈人，都是长袖善舞的商人，一生协助兴办学校，投身华社工作，功在社会，也爱国。
但在去年年中，由宽中出版、张礼铭先生著的《柔佛早期华人史实篇》一书中，对黄羲初的评论，却引来一场相当热烈的争议。
书中根据史料，证明黄羲初在日治时是“华侨协会”的会长。然后说，1942年4月初，附敌保命的侨领们，纷纷成立“华侨协会”，又说新山一班无耻之徒，竟为了附敌保命，甘作蝗军的鹰犬，助纣为虐。
张先生以“附敌保命”、“甘作蝗军鹰犬”等严词指责“华侨协会”的成员，而且指的是侨领们，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我以为是对他们极大的伤害！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侨领们，是在刀尖下被强迫加入协会，已是一生中刷洗不掉的耻辱和疚疼，现在还如此指责他们，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情何以堪。应该被谴责的是日寇呀！
黄老先生是被迫成为协会会长，还是甘心俯首为日寇效劳？这点十分重要！
让我们看看张先生如何叙述： 他一方面说，无从查知，另一方面，他置疑黄羲初是否在日本大军杀抵新山之前，就“甘心俯首”，准备为日本效劳。接着说，在1942年3月返回新山半个月之后，就“负起”成立华侨协会的工作。最后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新山沦陷后，他又“枯树逢春”，生龙活虎地扛起华侨协会的重任。意思奈人寻味。
张先生认为，华社在宽柔一小为黄羲初立碑塑像是颠倒是非黑白、忠奸不分，未免言重了吧？
张先生的评论，引起黄羲初后人强烈不满，要他解释，但张先生表示不于回应。黄羲初的曾孙国安说：“世上没有完人，我们不会为他的错误辩护和漂白。”不如说，我们承认他在日治时期曾任华侨协会会长，为日本筹募奉纳金，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和疚疼。
我以为，在黄羲初先辈被证明甘心俯首为日寇效劳之前，是被迫和无奈的。而对他的贡献，仍敬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