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
2021/05/16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华文教育顾名思义是以华语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而华人教育重点则在于华人／华裔有没有机会受教育而不论教学媒介语是华文、英文或马来文。
这两种教育孰重孰轻是个已争论百年以上的课题。在19世纪后期，不少文人已关注这个课题，其中不少人认为华侨若不接受中文（实为方言）教育，便可能沦为蛮夷，而海峡土生华裔，即峇峇便是争议的焦点。
当然，这是种中华文化中心论的观点，峇峇本来未必认为不接受中文教育便会沦为蛮夷。实际上，一般的峇峇多以接受英文教育及成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为荣，如曾著有《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一书的留英律师宋旺相（1871-1941）。他是位精通英巫双语的峇峇，即以身为英国子民为荣也身为峇峇身份为荣，也很关注峇峇方前景。他还与林文庆（1869-1957）合作出版杂志与报纸如以拉丁字母拼音的马来文报《东星报》（Bintang
Timur）。伸言之，早在1890年代便已有峇峇先于马来族用罗马拼音，这的确是一项创举。
更有趣的是，出身峇峇的林文庆在留英学医时便在英国学习汉语，且回新后积极推动讲华语运动与儒家思想运动；林文庆认为峇峇应脱亚入华，再华化为讲华语与信奉儒教的华人。他虽然饱读西书，也深懂西方学术思潮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可却认为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富有科学精神，理性入世与合理的信仰体系。
林文庆还因此而批评基督教不够理性而遭到基督教徒的反击。尽管如此，他依然执著于推广儒家思想。在1890-1900年代，华社还兴起一了一股尊孔崇儒的儒教运动。这运动在新马，特别是在吉隆坡搞得很火红，如在孔子诞辰日全市休假一日到同善医院去参与祭孔大典。
在20世纪初期，反古批孔大浪潮中，竟然还有饱读西书的峇峇尊孔崇儒，这究竟是反潮流抑或是批孔批儒运动本身就是特定时代与环境的产品，是经不起长期考验的。易言之，孔孟儒学是经得起历史与时代考验的合理适用的一套信仰体系。
有趣的是，1980年代，新加坡也搞起儒家思想运动，以期能冲淡过度西式个人本位的信仰。中国大陆也在1980年代后兴起国学热。
实则，在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已式微的当代中国，若再不复苏儒家的合理适用的道德伦理，中国人的道德与信仰危机恐会日趋严重。仁、义、礼、智、信等普世价值本就是维持社会良好运作必要的基本价值。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那种批儒反孔只能说是一时的激情。
林文庆搞推广华语华文运动是因为他本身是位文化寻根人，认为华语华文是保本护根，促进方言际沟通与提高语文经济价值的实用语文。
华社在20世纪后，特别是在1920年代后流行用华语取代方言教育，林文庆可说是功臣之一。无独有偶，新加坡在1970年代后期也推动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也应与林文庆所说的保本护根、促进方言群沟通与实用的功利价值有关。随著中国的复苏与影响力的扩大，中文的价值也直线上升，不懂中文将是一种损失。
这里也突出人是会因势立论，21世纪初中国国贫民弱，连带中文也被人看不起，可随著中国再崛起，中国与中文也随著被看重，这就是现实。
在大马，从1900-1950年代，华文教育可说是多数华人的首选，其中文化民族主义起著关键作用；只是在1960年代，华文有逐渐被轻视的趋势。主因在于，一是中国本身不争气，搞什么不知所谓的意识形态斗争；二是，华文中学被迫改制，重英轻华成了趋势；三是，新加坡的执政精英出于反左的考虑，而有计划地削弱华文的价值，如不愿意承认南洋大学的文凭，也不愿意资助南大；四是，英文已崛起为强势的世界性语文。
这些因素皆综合地钝化了华文价值，使得更多家长在1960年代选择把孩子送入英校。1965年沈慕羽发动华团签名签章争取华语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及建立华文大学，便不受马华认可。不仅二毛子陈修信不支持，连懂华语华文的李三春也不支持。
陈与李的观点是华人教育比华文教育重要，英文教育的出路也比华文教育广。
毕竟，英文是强势语文，也是上层阶级与工商界的流行语文。此外，当时的马来执政精英可以接受英语教育，却不能接受华语成为大专院校的用语。这种重英轻华语的倾向自有其历史与现实因素。
其结果之一就是华文大学被拒，即便闹上法庭也无功而返。在这上诉案中，5位大法官中有4位是马来族，只有一位是华族，其结果可想而知。只是，做为一种妥协，华文大学虽被拒，华人学院即拉曼学院则被允许创办，政府还愿意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资助。
很明显，这是个华人教育先于华文教育的政治选择。日后的发展则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大专教育也成了多数华族的选择，华文大专院校反而不是一般家长和学生的首选，这显然是一种功利性选择。
深层地看，当代华族是重视华语华文的；只是不少人认为，只要接受了6年的小学华文教育，便足够应付。在中学阶段，可以是英语或华语（如华中与独中）可到了大专院校，大体上，多数人还是认为英语更重要。可以说，这是一种综合平衡的考虑。护根与功利出路兼顾。
这不是一种只是选华文教育或华人教育的二元选择，而是一种折衷，鱼与熊掌兼得；只是这个兼得当然得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就大马或新加坡的多元语群环境，这个妥协也是难以厚非的。
当然，有道是世异则事异日后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谁也不知道，就如同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谁会想到孔学儒术还有翻身的机会？人类社会是不断演进的。我们也不必把一些时兴的潮流视为天经地义与永恒不变的真理。
顺便一提，华人教育与华文教育也会带出其他衍生课题，如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华人的华文或非华文作品），以及不同类型的认同。
另一个大流行病,
考试作弊?
2021/05/16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林福炎教授
受到冠病疫情的影响，我国大学教育的教学与评估方法也产生了极大的转变。在短期内，线上教学与评估，从辅助转为主流。幸好，在各方合作以及善用信息技术之下，线上教学，从开始适应，渐渐趋向成熟。相反的，线上评估却面对很大的问题：考试作弊。
据报，许多国家都面对这一个线上考试作弊的问题。看起来作弊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大流行病(Pandemic)。 线上评估考试，缺乏监督环境，考生们在自家舒适环境中进行，作弊被逮住的几率减少，作弊成本差不多是等于零，只要有一点点的收益，为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作弊的确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更何况，当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在作弊的时候，道德对于作弊的约束也就没了。
希腊的一些大学教授更是自我调侃的说，这一届的毕业学位都是新冠学位
(Corona degrees)！经济学又有何看法呢？
传统上，我们都认为大学教育是一个人力资源投资，让我们能力提升，知识增长，取得更高的收入。可是经济学对大学教育却有另一个全新的解读，它认为大学教育是一个毕业生(或求职者)给雇主传送的个人能力信号
(Signalling)。 为什么要传送能力信号呢？在劳动力市场，雇主与求职者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
(Asymmetric information)。
不对称信息是指市场交易双方拥有不同的信息。一方拥有另一方无法拥有的信息。在双方交易之中，要做出有效的选择，信息是非常重要。因此，掌握信息比较多的一方是处于有利地位。而信息不足的一方，将会千方百计从另一方寻找他所需要却没有的信息。如果这一个不对称信息无法纠正，将会导致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
雇主希望找到高能力的求职者，所以他们愿意给高薪资予高能力者。而低能力者，则给予低薪资。但是雇主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区分求职者的能力高低。这一个能力高低信息只有求职者自己知道，产生了不对称信息。当然在求职之时，所有的求职者，高或低能力，都将自称是高能力者。
雇主因为无法区分求职者的能力高低，雇主将支付平均薪资给予所有成功的求职者。低能力者非常高兴，获得高于他能力的薪资，开始增加供应
(Supply)。高能力者非常失望，获得低于他能力的薪资，开始减少供应。渐渐的，在劳动力市场中，高能力者开始减少，而低能力者却开始增加。
雇主在聘用这一些求职者一段时期过后，发现高能力者越来越少，开始降低薪资，更多的高能力求职者将退出市场，这导致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最后劳动力市场只剩下低能力求职者。市场失灵，无法匹配高能力求职者予雇主。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劣币驱逐良币。
当然，高能力求职者不傻，不会白白的给驱逐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将寻求传达一个可靠的信号，让雇主可以区分求职者的能力高低。根据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教育就是最好的信号。教育将传达一个求职者的能力，包含学习，解决问题等等的能力。大学教育的成本与难度等级，对低能力的人而言，是相对的比较高，所以能力高者是比较容易获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就成了一个可靠的区分能力信号。
在90年代初期之前，我国大学教育是属于精英教育，只有6所大学，录取门槛非常高，这一个淘汰制度让大学教育成为一个区分能力高低的可靠信号，雇主们也愿意付出更高的薪金给予大学毕业生。自90年代后期，大学教育开始普及化，录取门槛也降低，单单一个大学文凭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信号，毕业生们必须加上好成绩，例如一等或二等荣誉学位。
如今，在这一个作弊大流行病之下，大学教育与好成绩还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信号吗？
笔者建议政府重新检讨与改善我国大学线上评估考试监督系统，维护我国大学学历的水平，别让作弊，鱼目混珠，成为我国另一个大流行病！
考试就真的公平吗？
2021/05/15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黄瑞泰
在教育部宣布废除小学六年级检定考试后，引起了各方的讨论，其中一种反对的说法是考试拥有某种程度的公平性，不管你是校长儿子，还是丹斯里、拿督的儿孙，大家都必须要经过同一个考试、同一张试卷获得分数，所以你的身份不会影响你的分数。而所谓的校本评估则是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够客观。
这种说法却是有欠公平，把考试评量一刀切，相信只要透过共同的试卷，一样批改标准的考试就意味著公平，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要讨论公平与否不能只是单纯从考试制度上面来思考，更应该将各种城乡差距、资源配置、社会地位等的因素纳入思考，考试只是学习结果的评量，而学习结果是建立在各自所获得的资源上，所以考试不仅不能反映公平，反而是凸显了城乡差距、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结果才是。
就以大家争相挤进的名校为例子，为何每年都有一堆家长绞尽脑汁想要将孩子送进所谓的名校？说白了就是相信这些学校拥有比一般学校更经验丰富和教学能力高超的名师，以及各种其他社区型学校无法比拟的教学资源，孩子如果能在名校内学习，就意味著比起其他人更有优势，成绩也可定比一般学校学生更好，这又如何叫做公平？
城乡差异也是考试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只要我们回首过去一年多的线上教学，就可以发现城乡的网络基础建设的差异，对于城乡之间的线上教学成效的影响有天壤之别。雪隆等大都会区的网络建设完善，基本的网课需求都能满足，但偏远地区（如西马内陆西区、东马等地）的网络建设至今仍无法满足基本的上课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进行考试评量，所有偏远地区的孩子普遍都将是失败者，这怎么能说公平？
一个小贩之子可能晚上需要帮家里开档，一个农夫之子需要在课馀时间协助家里下田，一个工程师之子则把所有课馀时间塞满补习、才艺班，最后的考试成绩差异就能证明这三人的智力和潜能吗？有谁知道小贩的孩子每天睡眠不足，但他仍然努力地学习？农夫之子手作能力好，但就是数理不行，这能反映在考试成绩上吗？工程师的孩子能够考九十、一百分，但心中却恨死念书，都只是靠死背应付考试，从未理解过学习的内容，如此考试成绩又有什么意义？
又有谁知道考试制度折煞了多少爱因斯坦这类不适合学校学习模式，但却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天才呢？
说白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公平的评量方法，只有尽可能做到公平的评量方式，而考试其实根本上就与公平沾不上边，只是我们最熟悉，也是最简单的评量方法而已。或许我们今天的校本评估和多元评量还有很多需要改进，执行上也绝对比考试一刀切的评量方式更有挑战和难度，但至少能够甩掉仅用分数对一个人进行评价，不再把一个人简化成考试分数，以完整的评量方式发觉每个人的潜能，如此不是比考试更符合人性吗？
历史是倚天剑，还是屠龙刀
2021/05/16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安焕然
大学时代读历史系，背了很多史学大师的名言。如希罗多德写史，是希望他所知道的历史“得以保持久远，不致湮没无闻”。圣奥古斯《上帝之城》：“历史是上天下地、赏善罚恶的说明书。”但也诚如吉朋《罗马衰亡史》所说的：“历史是人类灾害、愚蠢与罪恶的纪录。”
同样的，在中国史学里，“史”在《说文解字》里是“记事者也，从手，执中。”而“中”即“正”也。因而历代中国史官就有一种“秉笔直书”的硬骨头的自我要求。所谓齐太史、董狐之笔，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但这里有个问题，亦即英国史学家卡尔所说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诠释的问题。你把历史事件记录下来，没错，也应该写。但当你要像孔子那样下春秋褒贬之笔时，那就涉及到历史的诠释，以及如何解读文献的问题。别以为那是科学般的客观。当你下判断时，自然有你对事物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判断。
就以林文庆为例，在很多层面，无论是悬壶行医、实业经商、参与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还是办教育，他都是“人杰”。可是他没能做“鬼雄”。毕竟在日治时期，不管是不是被迫，
他确实是当了日本军政府的傀儡组织华侨协会主席。我曾在2018年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办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还原真实的林文庆》座谈会上作回应人，提说林文庆当傀儡组织华侨协会主席是历史事实，而且战后他也没有为此做辩解，想来他内心是痛苦的。既然林文庆本人也没有辩解，后人何需为林文庆在此事上辩护，甚而“漂白”？把林文庆说成是“时代巨人”，对其评价是不是过高了。与其纯化林文庆的精神思想，还不如探其离散的复杂性和悲剧性；与其说他的“风骨”，不如同理心的去谅解其晚年手中杯酒的愁绪（见2018.6.11星洲日报边缘评论〈林文庆是时代巨人吗〉）。
但你如果就因华侨协会是日本傀儡组织，而林文庆担任日本傀儡组织的主席就说他是“汉奸”，这一简单逻辑的思维判定，我也是不能苟同的。人是个体，事是结果，历史时空是环境。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汉奸，是好人还是坏人，做对还是做错了，你还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时空，同理心的了解和探究当事人的处境和思绪与动机，以及当时世人普遍对他的看法。
要客观的评论一个人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格局，也有他值得肯定、值得学习的地方。
历史事实掩盖不了，找到确切的新证据就应该写下来。但你也不能“任意发挥”历史文献呀！关键还在于写历史的人，你要传达什么历史讯息，想要体现怎样的意念。“正义”不是拿来杀人或鞭尸的。作古之人也不应被今人随意拿来消费。秉笔直书是就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不是带着偏见或仇恨，凭僵化的意识形态行“褒贬”之笔。那就失去其“中正”了。
新山宽柔中学去年出版了一本影射其宽柔创办人黄羲初是汉奸的书。作者找到日据时期黄羲初曾担任新山华侨协会高职的文件，进而“推断”说黄羲初是“枯木逢春”“生龙活虎”去接任日本人的委托，做了对不起华社的事。这事一年多来引发相当大争议。网络吵翻天。
新山地方历史书写纠缠到这个境地，只能说是文化新山的悲哀。什么五帮共和，独尊义兴，
新山华社华团领袖的沉默（除了广肇会馆就事论事仗义执言发了文告），其他似乎是事不关己，也不想惹事，可窥这些所谓华社领导机构的心态与格局。而宽柔中学既然出版了这本书，却又推说书的内容不关他宽中的事，更是一种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不负责任行为。文化新山沦落至此，还搞到黄羲初后人（连九十几岁老人）都遭受刺激，出来讨公道，落泪难眠。
历史事件可以秉笔直书，但不应带着偏见拿着几份“真文件”就来自我发挥诠释编故事。此时此刻，我只担心黄羲初后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真的很担心。我其实是不赞成他们激动的出来讲话。不是史实问题，而是担心他们承受不住那些拿着“正义杀人”的倚天剑，疯狂搜索屠龙刀，还叫黄氏后人去“问上帝”的冷嘲热讽和攻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