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培训师资
2021/03/08 星洲日报/东海岸观点
~作者：先炳博士
我们常听到民间组织要求教育部“制度化”华教拨款。什么是制度化呢？
制度化是指把一些不固定的转为固定的，并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模式。例如每年拨款独中若干，国民型中小学有多少拨款都定下来，不必每年等财政部长公布。此外，也有社会学家认为制度化还包括制度的体系完备化。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国的师资培训早就机制化了。殖民时期，英国政府并不重视师资培训问题。至1808年才开始同意培训教师，逐步推出导生制、学生教师制、普通班制等。
1872年在新加坡建第一所师训学院，着手培训教师。但说到课程的统一，师资培训的制度化，要迟到独立后的1973年，教育部成立了师资培训部才逐渐落实。
教育部其实一直都努力把师资培训工作机制化，而且越做越细致。进入21世纪，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更受国家教育体制的各机关牵制，必须在体制内运作。例如国家学术认证局（MQA）定下的标准，就必须跟从；而代为督察的外部评审则会紧跟各层工作有依书面计划执行。
书面计划是公开的、透明的，人人可以阅读。比如各个科目都必须有课程纲要（简称MK），教学目标、内容和评估方法都一一列明。学院讲师得遵照纲要执行任务，遇上公假也不能豁免，必须找时间补课。
可是很多人，包括体制内的教师还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教育是自由运作的。例如最近有实习生到校，要求带课外活动，就被质疑是“擅自要求”，结果在社媒上挨批。
其实“实习”也是一门课，有课程纲要。纲要也列明目标、内容、评估方法。不管讲师或学员都不敢违背。一旦没有按计划执行，课程审查时可能就要被质疑执行能力。严重的会影响认证，轻微的也要被记名，另安排时间补过。
“机制化”是不是绝对？适不适合在神圣的教育领域落实？可探讨的空间还很大。
教育资源需共享
2021/03/07 光华日报/言论
~文：杨式丰
现今时代，我认为学校资源是可共享的，一来可节省热心人士的赞助，从而也能提高其实用性，让社会上的赞助金达到捐一元也能获得更大效应。
从建校谈起，威南淡汶区当地只有一间华小，如要解决新地方的区域发展问题就必须另建一间华小。但事情没这样简单，往往发展新屋业会比建新校来的快。如要提前为新屋区小孩入学做出准备，更快的办法就是需支持当地唯一一间华小，扩建新校舍。
这项工程也不简单，除了该校三大机构需要面对筹款压力和各方面难题，更需新屋区的家长们能共享捐助，聚力解决这问题。
如在北海，几公里內有6间华小，如再筹款建新校舍，这将会演变成多余的锦上添花，浪费华社资源。现今年代，已经不能再以学生人数来衡量一间学校的强弱，而是需以学生能享用到校内高质量学习及素质来定义。
太拥挤的校园，老师们无法专注到学生们的长处，这或会导致优秀学生们未能获得发挥空间。在一个没发展但却有多间华小区内，唯有共享资源才能让每间华小共赢。华小生会变得更优质，这项共享更能省下华社捐款或可用于发展校内软硬体、书本上缺乏的科技学习。
麦曼珍华小是以开放式共享资源的方式来实践学习过程，我们除了注重学生学习和体能修建，更重视课外活动，提供免费培训给于有兴趣的老师，学生们更享受到免费学习。如目前的新科技3D
printing，我们可共享师资学习，提供义务教导给其它学校的老师、共享设备资源。但还是有些共享是不能给予免费的，因为有些还是需要聘请专业人士教导，比如篮球教练、羽毛球敎练、象棋教练和武术敎练等。
这些专业领域是校内老师们无法一一教导的，但我们愿意提供地方，公开让其他学校学生来共享我们的学校设施。
如果小孩到外间学习，同样的教练但费用肯定比校园收费来得高，因为教练们在外间教学，是需要支付地方租金，无形中这些费用都会增加在学费上。如果学校提供免费的地方，在这资源共享下，间接能让家长节省更多费用。如果各校都能把校內资源分享给附近学校的学生参与，无形中会加速学生学习脚步。
麦小也有一间电脑科学综合教学室（stem
lab），提供有收费的课程，师资是来自外间专业全职导师，他们是经过培训、考试拿到文凭后才能成为一个合格导师。这里头不是学习微软打字（microsoft
word）系统，而是学习cording系统。据我了解，很多发展国家都会把此系统融入他们教学计划里，这项也是我国教育部设定要推行的计划。
但是，由于其它原因，目前还未推行。我们董事部于4年前得到社会热心人士支持，便设立stem
lab，共享地方与硬件来源，让家长们省下学生的学习费用。这项课程如在外面学习是需多付4到5倍费用，通过共享，可达到更大效果。
我们更有一项由正凯基金会赞助的家亲弟子规课程，此项课程已经进行4年了，我们也达到ー个分享大效果。此项学习公开给当地父母和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传统美德的免费课程，得到附近学校家长们的共鸣，带孩子前来共修。由于本校提供地方，方能顺利此进修弘扬圣贤美德。
我们分享各项学习的资源，最大考量来自中减轻低层学生父母亲的负担，更能激发他们潜能，让他们除了书本内学习，同时间也能培养出各领域强项的学生，挖掘他们的优势加以培训成才。但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受绑于不可收费，从而让许多家长们误解，例如电脑课被废除，导致学生们在课外的电脑课程需要缴付更多学费。
为何不把这不可收费的角度，改观为分享资源节省费用的角度来衡量大局，只是依然还有一小部分对华教没建设却又爱乱攻击之者，导致华教学习模式受到伤害。
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需要在高科技上及时加快脚步，从小学开始接触高科技学习才是务急的教育之事。课外的费用已经不可能免费，專业全职导师们也要过活，唯一优势及能做到的就是分享资源，为家长们省下课外学习费用。
少说“没有时间”为妙
2021/03/08 南洋商报/言论
~作者：方城
学生上网课近一年，还是有一部分学生无法适应，时刻想回学校。虽然中学生开学在即，但小学生因为开学后就有确诊案例，担心教育部又收回成命，然后继续上网课，让家境优渥的学生继续享有学习机会，弱势家庭孩子继续失血。这才是不公平的地方。
从前，老人家总是说：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因为受教育是让人眼界思维变大变宽的方式。然而，倘若网络无法普及，网课不能让所有人参与，结果就会拉大贫富差距。
我们也发现，有资源上网课的孩子，也因为老师的网课方式，而变得精神焦虑。尤其是对考试班，许多老师都会在课堂上一再强调大家没有时间了，就快要考试了云云。
也许老师以为这样说可以激励学生珍惜时间，快马加鞭追上课业，殊不知其实这样只是在给学生添加压力而不自知。
“德、智、体、群、美”五育向来是学校该做到的，这得通过学习及参与活动，与不同的人群互动中学习到的。
然而，现在我们看老师们上网课的方式，仿佛就只让学习剩下智育而已了。这样的情境下塑造出来的学生人格肯定是不健全的。
启迪思考能力
所以，老师上网课时，虽然也免不了追赶课程，但是就不必在言语上压迫学生。
教导学生，最重要的是启迪学生的思考能力。如果能够启动学生的求知欲，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开始，都是最佳的时间，他们的人生词典里不需要那么快收录“没有时间”这个词汇！逼迫学习及主动学习，效果总是不同的。
疫情之下，让学生的思维脑海多一些正能量吧！像“没有时间”这类的句子，老师还是少说为妙。
在精明教育中迷路
2021/03/08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张立德
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在接受各大主流媒体联访时，提到教育部将进一步强化国家数字教育（Pendidikan
Digital Negara）政策，矢志发展数字教育平台与资源、扩大学校范围的网络覆盖、培训教师的数字教育专业，以及提升师生拥有电子设备的比例。各位，听起来似曾相识，对不？
基于高级部长所透露的详情不多，我即使对此政策十分有兴趣，希望知道更多，也暂时无从下手。回顾过去一年，基于疫情实施不同阶段的行管令，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网课成为教学新常态。检视这段时间的教育概况，再加上过去曾经推行类似政策的经验，是足以置疑国家数字教育政策的成败。
网课曝露出的问题，林林总总，罄竹难书，老师、家长和学生各有滋味在心头，这里就不重述。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多是教育部自己陷入迷茫状态所导致的，翻阅过去一年教育部有关网课措施的报道，发现教育方向不明确，软硬体设备不到位，是导致远距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
提到数字教育，精明教学，我国起步很早。1996年政府就已经提出“精明学校”的构思，目标是希望学生能在自己能力基础上，应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按自己的速度和需求展开学习，并且在发展个人长处与能力上，提供学生多元化的选修课，打破传统的教与学模式。过去一年，官方曾多次重复此番愿景，结果如何？大家心中有数。
马哈迪的宏大计划“多媒体超级走廊”（MSC）中，精明学校是当中7项领航计划之一。倘若MSC及赛城的计划成功，今天疫情中的远距教学，我们就是领头羊了。冠病的肆虐无人能预料，但我们设定的宏愿能否成功却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计划是为了建设更好的未来而铺垫，空有计划，执行力却低落，注定成不了事。
再说比较近期的，2011年教育部曾经推行“一个精明网络计划” （1
BestariNet），以在全国1万所学校提供网络系统及虚拟学习环境。这已经不是马哈迪的计划，而是纳吉，但“万变不离其宗”。
如果大家记忆犹新，肯定记得计划下的“青蛙虚拟学习模式”（Frog
VLE）。我曾经观察孩子的学校使用Frog
VLE过程，发现其实老师们并不热衷使用这个平台，因为平台根本不user
friendly。校方也没有强制学生一定得完成上载的作业，仅是鼓励师生们应用这个平台做一些补充教学，我相信许多人早已把这“青蛙”给忘了。
数据会说话，花出去的钱（公帑）肯定受到严格稽查，不能让白花花的资源付诸流水，残酷的事实是，这个计划果真如一滴雨点落在大海，激不起浪花！
翻查回《2018年总稽查司报告》第一系列，清楚点出1
BestariNet并没有达到所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KPI），Frog
VLE平台使用率很低，有许多学校甚至从来不曾使用，等于说耗资27亿令吉的项目，并未获得有效应用。
后来，希盟上台，时任教长马智礼把学校互联网供应商换掉，Frog
VLE也被Google
Classroom取代。这件事还闹出了前供应商与马智礼互怼的风波。然而，教师们的反应却是欣喜，因为Frog
VLE被更方便上手的Google
Classroom取代，更令人意想不到，冠病疫情使Google
Classroom成了不可或缺的网课设备之一。
疫情成就了Google
Classroom，功却不归于希盟。接手的国盟教育部还在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及苹果公司（Apple）的参与下，共同启动了名为“DELIMa”的全新数字学习平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学校系统中所需的应用程式和服务，包括支持数字学习的技术和资源，如Google
Classroom、Microsoft
O365及苹果教师学习中心。到底落实一段日子下来，这个平台使用率如何？成效多大？老师的掌握度，以及学生的受惠程度高吗？有相关官员可以解释吗？
我们在资讯科技还在蓄势待发的时代，就非常有远见的要在预定的时间内，希望借力使力达到先进国目标。但最终结果却是网络科技越来越发达、无现金、人工智能、无人车等横空出世，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如果MSC多争气，早该由走廊发展成资讯高速大道了，结果我们无论是网速、智慧城市的布局、科技人才的培养，皆不如其他区域国家。别说大道，我们连走廊都荒废了，必须回到羊肠小径重新来过。
进言教育部，当年我们比别人早一步定位了起跑点，最终不能一鼓作气，保持领先位置，问题就是根基打不稳，太多假大空的幻想，教育政策反反复覆，随着政治人物的喜好修修补补，忘了教育成功的根本是什么。与其巩固一个换了名堂的国家数字教育政策，倒不如认清之前类似政策到底哪里出差错？既不会浪费资源，也不会让一代又一代可怜的学生充当白老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