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学校对国民团结是祸是福？
2021/03/21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拉温登
一名友人认为大马国民不团结，并将问题归咎于多源流学校。我对此感到惊讶，并快速地询问了数名友人包括校长、老师、部长及社区领袖和相关从业员。得到的答案却截然不同。
根据教育部数据，2020年在华小就读的巫裔学生，已从2012年占全体学生的9.5%，上升至15.3%。同时期印裔学生的比例，则从1.67%涨至2.75%，我对非华裔学生人数不断上升，深感兴趣。
在观察这些数据的同时，我们需要正确地了解大马教育历史。当年印裔来马定居时，多数人在园丘工作，而乡村地区几乎没有学校，他们帮英殖民政府工作，也很贫穷，并就地取材开办简陋学校，当中学问最高者，就当起教师。
而在城市地区的华人，则比较富裕，他们多数受雇于华裔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开办小型学校，并从中国引进教师。这两大族群都体会到教育和使用母语教学的重要性。当时政府也分别在城乡地区建设华小和淡小。当中文在中国通用且新加坡也流行时，大马华社领袖也随之接受中文成为教学媒介语。
大马有约1200所华小和525所淡小，分别使用中文和淡米尔文教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使用英语教学的政策，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回响，因为2大族群倾向使用惯用的语言来学习。
马华和国大党成功争取到政府通过《拉萨报告书》承认多源流学校的重要性，他们为学校争取到资金，而教师也可根据学术成绩和专业资格，获得与政府学校教师一样的薪酬。此举旨在实现团结与平等，特别是对教职人员。
目前没有研究显示，多源流学校是各种族之间不团结的肇因。根据教育部课程编排，国民学校和国民型学校的课程大纲是一样的，除了前者以马来文教学，后者分别以中文和淡米尔文教学。
全球都在探讨多元化，以及要如何使各自的教育多样化。在大马，我们很幸运能够拥有丰富多元且多彩的教育体系。这是优势而不是劣势。当然，这也将使人们更加了解种族和同化课题。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吉姆康明斯的一项研究显示，掌握2种或更多语言的孩童，更能了解句子及善于表达，也能发展批判性思维，且有了牢固的母语基础，更能学习其他语言，进而提升读写能力。相反，只掌握一种语言的孩子，在表达需要时，思维较固定，比其他掌握至少2种语言的孩子，缺乏深入使用该语言。
一名前中学职员说，多源流学校通常会灌输和加强学生的人文、宗教和文化价值观，且同样有爱国精神。他们将社区和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对大马的多元文化发挥了作用。
一名来自国小的马来老师则进一步说到，国民学校学生对我国政治结构，和当前的政治海啸，即近年选举导致数个马来政党先后林立，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我们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或试图粉饰太平，一定要深入研究国民型学校的优缺点。如果我们采取政治立场，可能会失去我们以多元语言、宗教、种族、文化国家闻名的基础。
全世界都在了解和学习其他种族和语言，但在大马，我们很幸运已和亚洲2大经济强国并肩生活。
1996年9月1日，时任首相敦马哈迪推介多媒体走廊计划时说，“大马处在东盟中心位置，且与亚洲最大市场的多元文化连接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拥有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多数人说英语，并掌权另一种语言如华语或淡米尔文或马来文，我们怎能忘记中文和淡米尔文对我国带来的经济价值？”
也许是这样的经济价值，让巫裔进入华小就读人数突然攀升。如果我们仅在选举期间才来关注多源流学校课题，等于是在回避它。
为了更加重视和珍惜能在我国掌握多语的机会，让我们将华小和淡小转为全津贴学校。 这无疑将缓解华小和淡小对资金不足的忧虑，从而禁止任何政治人物在选举时，使用这课题成为政治资本。
曾在敦拉萨和敦胡先翁领导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马哈迪，最近指国民学校过度重视伊斯兰，牺牲了现代教育，几乎将每个学生都当成未来宗教司来培养。这是前首相所提出的严重关切，必须予以认真对待。
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国家而言，不论国民学校或国民型学校，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前进，通过教育植入正确价值观。
没有任何孩童被老师教导要憎恨他人。教育从家里开始做起，如果家长在孩子面前，常批评其他种族和宗教，孩子会有样学样。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没有教导仇恨，相反是和谐的。孩子的品格由家里塑造，而不是学校。
我们有很多穆斯林、兴都徒和佛教徒学生就读教会学校，他们表现良好，并没有因此影响原有的宗教信仰。
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措施，例如为每个中一生，上3个月的“国民团结”课程。我们教导每个宗教的教义和习俗、文化节日、食品、成功典故、它们在国家历史、经济和体育上的角色，这将让大家理解对方、彼此相爱和融合。
没做出新尝试，就说我们在国民团结方面的努力失败了，是毫无意义的。教育是国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应善加利用组织良好的教育体系、政策、师范学院、教师、教学器材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变化。
每名孩子的心智从家里开始启蒙，并在学校进一步培养，让我们和孩子从家里开始，专注于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国家。
华小爪夷文變成馬華的燙手山芋
2021/03/20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 ： 郭秋香
希盟执政时期，导致行动党民心大失之一的华小四年级马来文介绍爪夷文课题，去年97.3%的华小拒绝了，教育部依然秉持坚韧不拔的精神，今年再向华小发调查问卷，也再一次挑起华社的神经线。
希盟已经垮台，行动党已经下野，但是这个课题变成了华教的一个棘手课题，每一年可能都要被“引爆”一次。
教育部副部长从张念群变成了马华的马汉顺，结果还是没有改变。马汉顺提出“多元语文齐介绍”取代，但是依然无阻教育部的坚定不移。这个爪夷文介绍，从国阵时代教育部就修订课程，打算在国小、华小和谈小列入马来语的趣味语文教学中。
华社明确的拒绝了爪夷文在这样安排下的强行介绍，教育部却执意每年发问卷，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事到如今，华淡小介绍爪夷文的措施变成彻彻底底的政治。
身处一个马来民族主导的多元种族国家，国阵时代协商与妥协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们维持种族和谐的核心原则。过去一直批评马华当家不当权“越协越伤”的行动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和马华一样的妥协，在当时这也被视为是行动党换取承认统考文凭的妥协。当然最后统考没有被承认，却引发爪夷文风波，向马来社会示放善意的行动党遭千夫所指。
时过境迁，无论是行动党、马华、华社，甚至整个马来西亚，我们都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把它变成我们朝向新马来西亚的宝贵功课。
要改变一甲子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马来同胞被巫统养出来的种族优越与危机意识感，打破马来人和华人的相互猜疑，建立各族间的彼此信任，那是希盟特别是行动党艰巨的挑战，可惜为了自己党利益的土团党还有从公正党出走的阿兹敏，出卖了希盟，没有给行动党足够的时间向华社证明他们的“用心良苦”。
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在马来人和华人因为政治和历史背景建立起的相互防备，需要意识到多元种族、多元文化是马来西亚资产的这一代人，靠着坚定的“我们的马来西亚”信念去打破。无论是华小学习爪夷文、还是国小学习书法，只要展现彼此的诚意，建立了互信，可以通过协商，减化彼此原本的民族性，融合出我们独有的马来西亚文化，这样的壮志才是这一代政治家的抱负。华人的悲情、马来人至上的观念，都要被放下。当然，我知道，这很艰难。
在现在着了魔的马来西亚政治，政治乱象横生，议员跳槽像吃家常便饭，为了首相梦安华可以执迷不悟抛弃所有的原则，欲和被他们谴责逾二十年要打倒的巫统合作。从509希盟昙花一现的执政，到现在靠马来主义上台的国盟政府，这是一个所有马来西亚人要不断学习、自我反省的历史时代。
马来西亚需要重生。
身处这个马来西亚版的战国时代，我们需要意志坚定的领袖，带领我们杀出种族宗教政治的重围，重寻我们的马来西亚梦。身为选民的我们，表达声音最佳的扬声器，是手中的那一张票。
在现在这样浑浊“战乱”的政治下，谈这些好像真的太天真，然而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也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才抵达耶和华应许的迦南地。
给赛沙迪的大马民主联合阵线、达祖丁教授、茜蒂卡欣和黄彦铬的马来西亚司法和团结行动基金会，还有所有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分肤色以马来西亚之名，真正昂首面向世界的这些政治领袖，更多的时间吧！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路，遥远漫长。不过只要怀抱坚定的信念，不看眼前的短暂利益。慢慢走，总有一天，总能走到我们想要的未来。
汉学，中国学与华人学
2021/03/21 东方日报/评论
~作者：孙和声
随著中国与印度等国的崛起，近十多年来，有关中印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研究正成了一门显学，世界各地的许多学术机构如大马的马大均设立中国研究机构。据知只是美国，便有好几千人在搞中国研究。在亚洲日本、台湾、韩国、越南与新加坡等也很热心搞中国研究。这均突显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正在赶超超级大国美国。
中国研究成为热门课题，也可说是时势使然。回想1980-9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世界也盛行过日本研究，连大马也出现了学日本语热潮；只是，随著日本进入失落的20年，这股日本热也趋淡化。人就是那么现实，总是有所为而为，而不是纯为兴趣或学术而热起来。
说起中国的研究，千多年前日本、韩国、越南等便已盛行，且这些国家的价值观与典章制度也颇受传统中国的影响。就西方而言，17与18世纪也曾盛行过中国热。此点是较少人注意到的。其实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中风东渐的现象。
在17与18世纪不少欧洲学人特别是有志于搞改革的先进人物，也曾以中国为例要“托中改制”，认为中国的开明专制可以为欧洲提供政治与文化改革的参考。
这些学人与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透过传教士，特别是耶苏会（Society
of Jesus）教士的介绍，形成了一种汉学（Sinology）。这些传教士主要是在16世纪后期，如1581年便已有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且结交了中国高层人士，也译介了四书五经等中国典籍到西方。
不过，汉学在西方成为一门大专院校的专门科目则最早出现于1812年的法国，后英国、德国等也随著跟进。基本上，从17世纪到二次战时，西方汉学较偏重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学、哲学，特别是语言学，是种注重人文的研究而较少研究中国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动态等。
进入二次战后，出于现实的需要，便有日益多的人研究当代中国的政经课题。这个转向便导致出现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流行。伸言之，汉学可称为传统汉学，较注重人文与旧中国，而现代中国学则较注重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动态等，是较偏向社会学科的一门学问。
在1950-70年代，由于中国被逼封闭，故有关中国学的研究成果较有限，且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研究多具有预设立场，从而常用一种特定的先入为主观点审判中国，且具有很强的自以为是的西方中心倾向。
西方模式弊端逐渐暴露
进入1980年代后，随著中国的改革开放，留学生与经贸旅行，学术交流等的增加，研究范围与题材也趋多元化，客观性也有所增加；只是总的来说，西方学人依然难完全摆脱西方中心论，而倾向于自以为是的或自鸣正义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中国。如从西式自由主义与民主政体为标准来评头论足中国。至于中方则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而不愿意全盘西化，进而引发了不少论争。
其实，随著中国势力的壮大与自信的提高，以及近30年来西方模式本身弊端逐渐暴露，好为人师的西方已难令人盲从。不止中国，连印度或土耳其等国也日趋重视本国的特色，要重振传统复兴兴都文明或伊斯兰文明。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与执政或土耳其具有伊斯兰色彩政党成功执政，便足以证明西方那一套价值与制度，并不那么吸引人。
实事求是地说，日台韩新在崛起时期（1950-80年代）走的也是各具特色的政经体制，而不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台韩在1980年代崛起后才快速转入西方所欲的民主化阶段。新加坡则是崛起后，依然维持其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政经体制。中国与越南最终会否步上台韩式的转型，则只能由时间来证明。只是即便中国进入台韩式的民主化也可能如印度、土耳其一样变得更民粹与难以相处，甚至是比现阶段的威权体制更危险，令近邻国家更担心。
这是因为选举民主会逼使政治人物为迎合民众而变得更激进，更强调民族主义或民粹化，而不是更务实理性。伸言之，与周边国家更难理性相处。印巴的长期对立便是一例。美国会出现好斗的特朗普也是一例。选举民主其实是一把双面刃，可以善也可以恶，如希特勒便是民选出来的好战者。
在当代中国学中，有关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也是中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本身也在1980年代后投入很多资源与人力去研究华侨华人，成果颇丰。可以说华侨华人研究本身也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华人学。早在二次战后，英美澳洲等国，便有人专门研究海外华人，特别是总人口有约3000多万的东南亚华人。近年来，来自1980年代后出国的新华侨或新侨也是颇受注目的课题。
就大马言，最早有系统研究华族学者为巴素（Victor
Purcell）。他曾在1920-30年代，于马来亚任职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他在1948年出版的《马来亚华人》（The
Chinese inMalaya）是部华人学的经典之作。此书内容含盖华社的多方面，如移民史、教育、宗教、劳工、私会党、政党、社会问题等，是一本综合性的单本著作。
东南亚华人成研究重点
迄今，华社还看不到一本类似的当代版中文本的马来西亚华族（如当代大马华族史类的通俗单行本）。巴素在1965年更进一步出版了《东南亚华人》一书（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也是最早有系统地研究东南亚华人的经典之作。
2000年，历史学者李锦兴与人类学者陈志明曾合编一本英文本的《Chinese
in Malaysia》（马来西亚华人）内容包含政经文教，文学、沙华与砂华，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华族学著作。李锦兴还曾编了本英文本的大马华族人物辞典，华社研究中心也出版了多本有关华族研究的书。惜，迄今尚看不到一本通俗本的大马华族史，中国反而有人出版了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史》的书。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会趋密切；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不少东南亚国家又希望能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成为依附国，甚至希望有外来势力能平衡中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人的作用，自也成了研究重点。
笑问客从何处来
2021/03/20 星洲日报/花城观点
~作者：作者 ： 丘丽莹
站在百年老店强中药行门前，我看到老师周厚荣只身坐在店内，我呼唤老师，老师抬头见到我，惊喜的说：“是丽莹啊！”
周老师没想到我会回到知知港，出现在他的店门前。我也确是很久没有回乡了，在家乡我已没有亲人，也因为少小离家朋友不多，许多儿时的回忆只能在梦里追寻，回去还真的近乡情怯。
周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著名的文史工作者。数十年来，他守着祖传老店，坚持文史研究，出版了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1
和2，格拉米拉米河的恋歌共3本书。周老师年迈了，但他目前仍在撰写第四本著作，精神可嘉，令我十分钦佩。
师生俩欢喜相见，老师畅谈知知港的人文历史，畅谈家乡的往事。我听着听着，无限神往，不禁感慨。
周老师也说起他目前的生活，早上起床后打气功做运动，用过早餐就开门做生意，除了上门买中药的顾客，同龄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
老师说这是因为村中人口更迭变动，像老师这一辈人应该只有10%，再小一点比如我这一辈也许有20%，三四十岁以下的全是他不认识的年轻人。
我惊讶，如果连留守在家乡的老师也这么说，那我这个小学毕业后就到异地求学、工作的游子呢，我还是知知港人吗？
岁序转移，韶光飞逝，家乡的年轻一代我都没见过面，也不认识。我乡音无改，客家话依然说得十分纯正流利，但村民相见不相识，还以为我是游客。
这时，我深切体会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写得多么悲切。
小时候读“回乡偶书”，我一直把自己当成诗中的儿童，幻想着有一天，在街头看到一个两鬓斑白的陌生人，我上前问他可是个旅人，从哪里到来做客？
那陌生人说：“孩子啊，这里是我的家乡，我经历沧桑之后回来，这里却没有认识我的人。”
曾几何时，幻想中的人物变了，小小的孩童已长大，也离开了家乡，多年以后再回来，竟成了村民眼中的客人，笑问客从何处来。我心中难过，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