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承诺应犹在
2016-03-21星洲日报/柔佛透视
～文：高城人
近来我国的国民型中学一再发生不具备华文资格的教师被委担任副校长职务的事件。
何谓国民型中学？简单地说，它是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从1953年开始至1962年，全国共有55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改制中学最多的是在檳城和霹雳，柔佛州可以说是保存最多独中的州属，迄今只有3所改制中学，即昔华中学、培智中学和培华中学。
当年有关方面为促使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向华文中学董事会传达了“政府给予津贴、董事部不用筹款、学生不用付费、教师薪金由政府支付、给予硬体建设”等好处。当年不少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目的就是要得到这些好处。
华文中学具备浓厚的华文教育氛围，它为华裔生提供了学习华文及推动中华文化的优良环境。而改制后，这些国民型中学在其校园里仍然被允许构塑
“华文氛围”的校园环境。而这些中学的华裔子弟都可以上华文正课（华文是必考科）。校內有华裔老师热心推广华文，学生也热爱中华文化。
当年教育部承诺让改制的国民型中学董事会保留推荐校长的权利。多年来，国民型中学都是由具备华文资格的华裔校长掌校。除了登嘉楼和吉兰丹情况较特殊，其他各州国民型中学的副校长也都是由具备华文资格者担任。
国民型中学的历史对于一般的官员纵然很“陌生”，但是身为教育部主管级的官员，岂能“不知道”历史，罔顾当初对国民型中学的承诺？
所谓“一诺千金”，我们希望教育部高官能够切实履行当年对国民型中学的承诺，不要违背了华社的意愿。（星洲日报‧大柔佛‧柔佛透视‧文：高城人）
大马华校本土化转折──「要马来亚化」，不要「马来化」
2016/3/19 东方日报/谈古论今
～作者：麦翔
「要马来亚化，不要马来化」，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別。话说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夕，马来亚华教经歷了一次歷史性的大转折，在林连玉为首的教总的领导下，华校从原来的「华侨学校」转变为公民学校。这个本土化的转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歷史事件，其深远意义不逊于马来亚转变为独立国。
本文根据林连玉著作《风雨十八年》上册题为〈改编华校教科书〉（页31，以下简称「林连玉文」）一文的史料，梳理出这段歷史真相，让立场坚定，光明正大的林连玉一代人的风范，得以铭刻于史册。
（一）华校教科书改编的提出
华校课本马来亚化是战后华社整个马来亚化（华人公民化及中华文化、华校学制等马来亚化）的一部分。还应当指出，华教马来亚化是英殖民政府给马来亚独立的总部署的一部分，而这个独立是一个由英殖民政府主宰、巫统主导的「螃蟹教子横行」过程。
战后1950年代是英政府全面落实新殖民主义「马来亚独立」的阶段，这个独立与殖民战爭「紧急状態」並行，行將接管紧急状態军事担当的联盟政府，执行了英人將「紧急状態心理战」延伸到被认为產生共產党源头的华校的重要手段。
换句话说，消灭华教是「心理战」的战略目標。1951年本是华校多事之秋。被林连玉誉为「华教之友」的《中国报》记者宋哲湘指出，单单1951年这一年，出炉的教育措施层出不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巴恩报告书》与教科书改编两项，直接关係到华校的存亡接续。
宋哲湘1952年度华教综合报道（宋每年撰写华教综合报道，留下极为珍贵的史料）：「联合邦政府辅政司，于去年（即1951年）2月8日之记者招待会席上正式宣佈，马来亚联合邦境內，擬实行『马来亚化的教育』，可能时（另）设置方言出版局，编印適当之方言书籍与教科书等语。及后政府当局，更由英美两国聘请方言教育专家宾尼斯氏及芬吴两博士来马分別调查华巫文教育概况，结果草擬出巫文与华文两教育报告书。在华文教育报告书中，芬吴二氏建议，目前华校採用之教科书，其內容颇多已失去了时代性，应有改编的必要。」（引文取自网页，原文见《教总33年》）
其中「宾尼斯氏及芬吴两博士」即分別是《巴恩报告书》及《芳吴报告书》的作者。前者是臭名昭著的英殖民者消灭华教的报告书。1951年杪，马来亚大学教授美生氏（Mr.Mason）在新加坡帮腔，胡说华校是「离心力量最重者」的种族主义言论，为消灭华校製造舆论。因此，华社担忧教科书改编將是消灭华校的前奏，並非空穴来风。
但「林连玉文」却记录了负责改编的英人官员路易士的「民主作风」，使华校维护自己的特徵得到尊重。歷史告诉我们，教育官员与英政府之间的矛盾现象，是特殊的权宜之计（或属战后英政府落实政策的摇摆性之一）並非英殖民者的「慈悲」。
取代改编机构
事实是，数年后，即1956年独立前夕，「联盟政府课程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此时的改编机构，消灭华校的步骤全民地、加速地进行，先有1956年檳城钟灵中学的改制和《拉萨报告书》，后有1960年全国华文中学被强行腰斩。此事后话，不赘。
（二）「马来亚化」的前提为「非马来化」
在极端严重与复杂的华教危机之中，「马来亚化」是对初登华教舞台的林连玉及成立不久的教总的极为严重考验。教总接纳了林连玉的建议：「马来亚化」的前提必须是「非马来化」，这个谨慎的、稳健的立场，维护了华校的特徵与中华文化传统，保证了在实际的改编中不致损及华校制度与內涵，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正確决策。
华校侨民教育性质的制度是20世纪初诞生时与生俱来的，与19世纪南来的华族先民兴学办校的愿望，避免华族子孙「夷化」（英化或巫化）的愿望一脉相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教界、学界认识到，战后「马来亚化」与独立年代华社申请公民权，实是二战期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行动纲领「抗日卫马」方针的延续。教总有原则的接受改编保证了华校体制的延续性。
实际上，英政府从它踏上本土的一刻起，一直耍弄分而治之的策略，构建马来族是「土地之子」（bumiputera）／华人是「外来者」的「英马双头体系」（今天我们经常遇到的「华人回唐山去」的口號与行为，即为这一种族主义的延续）。
教总內部看法不同
战前30年代南来的林连玉，对英政府政策的实质与变化，应心中有数。「林连玉文」排在《风雨十八年》卷首第四篇，表明了林连玉心目中视此为「华文教育大事」（见该书页32），即教总进行的「维护下建设华教」的里程碑式的举措。
当年，教总內部对于改编的看法並非一致，特別对美生氏赤裸裸的单元主义的叫囂感到「深具戒惧，踌躇难决」（林连玉语）。林连玉力排眾议，主张有条件的接纳政府的教科书改编计划，理由是：（一）当年华校用的都是中国编纂、出版的教科书，许多教材脱离本地的现实，教育界人士早已有改编的要求了，现在正好借仗政府的力量予以实现。（二）政府邀请教总参加，可以说是尊重教总，应予以接受。（三）由教总派出委员可以给予適当的指导，使改编工作得以遵循教育原理的正轨。
为使改编工作不致被歪曲，林连玉提出三条原则，先取得教育部的同意，然后才正式派出代表参与改编工作。三原则为「（一）依照教育原理改编华校教科书。（二）尊重华人优良的文化背景，（三）课程及授课时间照旧。」（「林连玉文」，见该书上册页32）。
林连玉的立场与步骤获得教总理事会通过，並被政府中央改编组主席路易士接纳。新加坡华校代表团除了坚持维护华校特徵之外，提出的「八大原则」强调了教科书出版自由，这可能因为两地情况有异之故。
（三）教科书改编的机构及成员
改编工作由吉隆坡英政府教育部召集新马两地华教界共同进行。主其事的机构为「改编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和「改编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前者由18名官方委任的委员组成，主席为英人路易斯（后为培恩氏，教育司长），后者则由10名由教师会推举的纯教师代表组成，主席为郑安崙（新加坡）。
（四）华文教育家的专业风范
改编工作始于1952年3月间。改编的具体工作繁琐耗时，是一场落实维护华校立场的斗爭。工作內容是草擬课程纲要以及审查草案课本。工作开始前，路易斯接纳了华校教师的合理和专业意见，包括官方组应充分尊重人数较少的教师组的专业意见，不以多压少；以及放弃翻译英校地理课本为华文科本，让华教教师自行编撰。华校教师坚持了独立性，在里程碑式的节点上发挥了重大的建设作用，捍卫了华教的本质和特徵。
课纲由两组混合进行，林连玉选择参与华文组课纲小组，主任为王宓文。华校教师態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而出版商提呈上来的纲要水平很低，有被驳回著令重写的，此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其次，性格直率认真的林连玉敢于「犯上」，批评英国官员主持会议方法不当，后者不但不生气，反而表示「感谢」。林连玉同时粉碎了中央组绕过集体审查、直接通过草案课本的企图。
（五）多元教育的前景经马来亚化之后的华教，在正常情况下，在独立之后，在民主、平等的前提下，华校应与马来族、马来亚化的泰米尔族学校相向而行，构成统一的国家多元教育体系，从民主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战后正能量的民族民主潮流的轨道。
但是实际上，为英国人扶持上台的「国民教育」（採用英巫文为媒介的「马来化」单元主义教育）却与多元的、正能量的华教背向而行，结果，反而倒行逆施的「国民教育」压倒了多元的公民教育的华校，原因何在？
得势官僚变调违诺
一言以撇之，因为国民教育背后是握有绝对权力的官僚与他们的主子英殖民者，这伙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欲製造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以致经济、政治与司法。这个事实，史家称之为「螃蟹教子横行」，性质上是官僚阶级的「民族主义」还原为种族主义，是逆时潮而动的行为。
结果，掌权的官僚一经取得独立，变调转枪头，袒护旧主人，对准独立后的友族同袍，实行单元主义专政。官僚的单元主义与以华教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之间的矛盾，构成独立后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宰著马来（西）亚文化教育的发展。
马来（西）亚华教爭取多元平等教育的斗爭与全民爭取民主平等社会的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在客观上，华教的出路依赖于民族矛盾的最后正確解决，依赖于民主平等社会的胜利实现。（东方日报）
华社不够理性？
2016/3/18 东方日报/忠言逆耳
～作者：许万忠
发表独闢蹊径的「华文水平不必太高」论之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新科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又作惊人之言。
他在怡保马来西亚龙岗亲义总会新届理事就职典礼上，发言支持落实教育大蓝图规定华小国语上课时间300分钟的同时，希望华社对华文教育「拥有多一点理性和开发的態度，让教育回归教育，不要存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和民族感情，以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接受更优良和有素质的教育。」
根据报导，他还以重语气强调：「如果不停炒作华教课题，让华教无法获得安寧，造成办学面对困境，那么，下一代所接受的，不再是优秀的华文教育，而是不断被扭曲、误导、煽动、被炒作的华文教育。」
这番话可以从几个层面解读。一是非议华社以非理性姿態看待华文教育；二是华教当前困境，是华社不断炒作华教课题导致的；三是教育回归教育，不要对华教存有太多民族感情。
要人家理性看待问题，就是认为现象背后有更「实在」的本质。人们追求的，应该是这个更实在的东西，不是譁眾取宠，满足个人慾望。
华教方面，华社追求的，不外是公平合理四个字。华教向来得不到平等对待，是人所周知，无可否认的事实。
母语教育是联合国人权宣言明文规定的基本人权，每一个民族都有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是否公平对待国內各民族的母语母文，是施政方针是否开明的考验。
政府虽然拨款给华小，也承担一定数额的行政开销，与其他源流学校比较，数额却是少得可怜。华社多年来不断呼吁政府制度化拨款华小独中，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国阵內的华裔政党，也不敢对「制度化拨款」表明立场。
归咎华社炒作课题
张盛闻这番话的重点，是呼吁华社对华教不要「存有太多民族感情」，他也把华教当前困境，归咎于华社不断炒作华教课题。华社坚持母语教育，因为母语母文是民族的根；华教是华裔血缘与文化的共同体，母语母文不存在了，这个民族就成为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隨波逐流，无所依。
华教无法获得安寧，绝非民族感情作祟，而是另有他因；谁政治化华教问题，华社心知肚明，无需多费唇舌。
我们惯于以「数典忘祖」抨击没有民族感情的人，就是认同民族感情的必要性。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就说过：「民族感情最强烈的时候，是面临强敌入侵、或已经被外族侵佔、正受著外族统治的时候。」
华社向来理性看待华教问题，华社对华教的诉求，都是建立在基本人权与公平合理基础上，根据宪法，理性爭取应得应享权益，从不逾越。
把华教当前困境归咎于华社注入「太多民族感情」，是见树不见林，短视、片面而且存有偏见的看法，是刻意掩饰政府对华教的不公平、不合理制度，伤害华社感情的作为。
认同「华人教育」的张盛闻说这番话，不足为奇。张盛闻不敢正视华社「制度化拨款」合理诉求，把球踢回华社脚下，自以为政治手腕高超，却是左支右吾，自爆其丑。
相煎何太急
2016-03-21星洲日报/大都会
～文：彭慧嫻
对成绩不满而要求重新批改考卷，並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由於今年的大马教育文凭（SPM）华文科整体成绩欠理想，有关方面竟然鼓励学生向考试局提出上诉。如果是单纯的上诉还好，但万万没想到这却成为了一项施压行动。
据了解，学生的上诉除了向考试局表达对成绩的不满，也是对考试局的可信度及有效度的一种质疑，更是对考试局公信力的一种挑战。即使是从不及格上诉成为及格，也是考试局失误的一个证明。
看了相关的报道后，我有点心痛，心痛大家同样身为华人，何苦如此为难华人呢？有关人士的矛头是指向考试局，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负责批改考卷的，其实也是各校的华文老师？要考试局承担失误，是不是也间接地要负责批改的华文老师承认批改出现偏差？
如今要探討的是，SPM华文试卷究竟是批改出现问题，还是出题方面有必要检討呢？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有关当局有必要釐清。
早前一政党副主席因为发表了维护考试局的言论，也成为了眾矢之的。其实，考试局坚持要维护SPM中文水平，也是在配合教育部要与中国高等教育接轨的政策呀！这会儿大家都以政治眼光来看待SPM华文科成绩的事，又有谁好好想想我们的中学生华文水平究竟去到哪儿了？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试局中负责华文考卷的，同样是华人子民，我们何必咄咄逼人呢？当务之急应该是鼓励学生喜爱华文和报考华文，而不是对考获特优与否耿耿於怀啊！（星洲日报‧大都会‧文：彭慧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