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23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
翻开 7月21日国际日报寒川组稿新加坡篇，《东盟文艺》第333期，赫然一个醒目的标题“华文文艺的末路”，大大触动了笔者的心。文章是由新加坡资深著名海南作家莫河撰写。莫河在新加坡华文文坛是个举足轻重的前辈作家，个人著作甚丰，善写散文与小说。他是新加坡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负责人，对保存征集海南作家作品做了不懈的努力，立下汗马功劳，为此主编的著作有《海南文学之梦》、《已故琼籍作家合集》、《新马台海南作家作品选集》、《海南民谣俚语》等。可以说他是新加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
如今莫河竟然为新加坡的华文前景发出可悲的哀叹，深深为之痛心疾首，他在“华文文艺的末路”里感慨不安地写道：
“时至今日，由于教育政策的剧变，英文为一，华文为二，华文作品读者锐减，影响深远。没有书商考虑要出版华文著作，开书店不但是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一谈起出版华文著作，人人都‘谈虎色变’，还是避之为吉也！华文文艺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硬着头皮。坚持地说，华文文艺前景是乐观的，有前途的，是‘井底蛙’，眸子被‘尿’蒙住双眼，瞧不见社会进展变迁之一般，这是昧着良心说瞎话，也许还在睡梦里说痴话呢……华文文艺穷途末路，是没有人有能力力挽狂澜，起死回生的！华文文艺的春天，只能够在睡梦里寻觅了。是的，往事只能回味了。”
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哀叹啊！那曾经在东盟国家里盛极一时的新加坡华文文坛与华文文艺，缘何竟会让莫河老作家发出如此悲观的哀叹的呢？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苏岛一带，尤其是廖属群岛的华人，几乎每天都会收听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如华语新闻、话剧、地方戏剧与文学作品的广播等，每天还有广东话、海南话、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的方言广播。天天播放的华语流行歌曲与地方戏剧，使我们从小都能耳熟能详，铭记心里。可以说新加坡国际华语广播电台，对苏岛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老一辈华人都会首肯认同。当时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唯一的一所华文高等学府，许多印尼华人子弟都会到新加坡留学，学习华文华语。此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创作水准，更是亚细安国家里公认的处于数一数二巅峰期。
可是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不久就听说李光耀政权把“南洋大学”封闭，合并入“新加坡大学”里，以英语教学为主，华文降为其次，甚至逐步被边缘化了。再不久，连新加坡华语国际广播电台也被当局勒令取消停播了，从此华语广播成了绝响。这个时候，也正当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上台，全面实施封禁华文的排华政策。笔者还清楚记得，在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停播之前，广播电台当局还曾与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共同举办了四届“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并把获奖作品在电台里广播。当时笔者以《清明时雨落失魂》、夏之云以《父亲与瓷花碗》、周福源（于尔凡）的《书》、庄淑贞的《面》等印尼写作者，参加了第三届的国际散文比赛，并都获得优胜奖。新加坡作家寒川与李成利，还特地驾临巴厘岛为笔者和夏之云颁发奖状与奖金，莫河作家也把获奖作品主编结集成《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总集》，并特珍重邮寄送给了我们。同时还向我们征集印尼海南作家作品，笔者是海南人，当时也着手收集了莫名妙、阿蕉、张运秉等海南作家的作品，寄到新加坡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去。这个时候，正是新加坡华文文坛的鼎盛期。
可是不堪回首啊！笔者把印尼海南作家作品寄出去以后，却久久不见下文，没有被结集成书，未知何故？心里颇感纳闷。如今看到莫河的“华文文艺的末路”，才恍然大悟，原来新加坡那时正面临着华文被严重边缘化的可悲现状，出版华文书籍已变成“谈虎色变”、“血本无归”的窘境，“往事不能回味”，只能在“睡梦里寻觅”了！在李家父子政权亲西方、边缘化、不重视华文教学的政策打压下，华文的发展空间被人为缩小，终于使得新加坡的华文教学陷入全面式微，以至于不幸出现“华文文艺的末路”了。莫河作家的痛心哀叹，不正道出了许许多多新加坡老一辈华人无奈的内心悲哀的吗？
对比于新加坡，我们印尼算是幸运多了。自从印尼民主开放后，印尼华人获得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华文华语解禁了，三语学校、华文报纷纷创办起来，印尼华文写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表作品的空间，许多华文报都增设副刊版，文学作品喜见报端，文友们也纷纷结集成书，好多企业家也热心赞助文友们出书，形成了印华文学难得的兴起复苏期。另一方面，印华文艺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各地的文艺团体与三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印华作协与各地的文学团体以及三语学校，还有众多的华人寺庙，年年都举办春节或中秋联欢和庙会表演，华族传统文艺节目多姿多彩，华语对白的歌舞话剧，以及华语歌唱比赛，舞龙舞狮，在各地公开献演，比比皆是，形成了一个华文文艺亮丽的春天。
但也无可否认，一些所谓的三语学校，所注重的只是英文而非华文教学，华文被人为摆在次要的边缘地位，造成“学与教”都乏善可呈，可有可无，“三语学校”成为徒有其名，华文教学只停留在原地踏步，谈不上整体教学的提高。此一可悲的事实偏差，实应予以改变。新加坡不重视华文教育引发的“恶果”后遗症，是必须引起有关的印尼三语学校，领导当局三思反省，如若没有摆正华文为主的教学地位，重英不重华，华文水准永远难于突破瓶颈，难于相应提高。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客观公正地看到，事实上还有好一些三语学校的华文教学水准是一流的，例如棉兰的亚洲国际学院（简称亚院）、崇文三语中小学、新培英三语学校等，其华文教学水准是足可称道的，尤其是“亚院”，那里学生的毕业论文，都能以华文书写，也都能达到标准的可喜水平。因此“亚院”能够够成功培养了无数的本土化华文人才，提供给了各地所需的华文师资需要。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竖起大拇指向苏用发、黄两承创办与主持的“亚院”点赞，他们确实办得好！树立了印尼华文教学的优良典范！
各地的三语学校，理应虚心借鉴“亚院”的成功经验，避免重蹈新加坡把华文教学边缘化，造成“华文文艺末路”的可悲恶果，深信印尼的华文教学，必能恢复以往的教学辉煌，迎来一个印度尼西亚华文教学的灿烂春天。
（文：意如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