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华学校庆祝111週年‧杰出校长培育人才

2012-05-31 印尼星洲日报/专题

首任校长—前清秀才卢桂舫

卢桂舫，福建前清秀才，1896年前往日本横滨大同华侨学校执教中文，恰好新加坡华社领袖林文庆博士与黄乃棠长女黄瑞琼结婚不久，有意在新加坡创办华语培训训练班，组织受英语教育的华人学习华文和儒家思想，就礼聘卢桂舫前来新加坡担任教师。1898年，新加坡第一个华语培训训练班，就在林文庆博士寓所开课，他的朋友和学生17人每星期天就集合一起学习中文，1900年，学生大为增加，林博士就借用“安详山威基利俱乐部”上课，学习华语日显活跃。

恰好吧城中华会馆社长陈金山是林文庆博士的同乡，（都是福建澄海县人），来往密切。1900年底，陈金山来新加坡说明吧城中华会馆决定开办现代中华学校，要求林文庆博士介绍一位校长主持。林博士就推荐卢桂舫前往吧城担当重任，积极筹办，在1901年3月17日创办中华学校，正式开课，成为印尼，也是东南亚第一所现代化中文学校，用普通话（当时称官语）教学。八华学校开始只有35名学生，卢桂舫是校长也是教师，他採用横滨华侨学校课本教学，用粉笔在黑板写字，初期经常受到保守派私塾的教训和家长的攻击，指手画脚表达不满。

1902年中华会馆与义学私塾举行二场学生比赛，中华学校学生远胜保守派的私塾生，使家长和社会人士相信中华学校的优越性，学生大增，使会馆不得不再从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聘请了两位新教师，其中一位就是第二任校长林慧儒。大同学校是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华侨学校。

1903年，玛朗华社领袖陈吉传有意开办中华学校，要求吧城中华会馆派一位校长前往主持，经过协商后，会馆致信玛朗陈先生，说明只要他愿意每月支付薪水100荷元和生活费50荷元，吧城可派卢桂舫前往玛朗，因此，1903年，卢桂舫就前往玛朗筹办学校，一年后再应八玛垄中华学校邀请，主持该校教学工作。到1912年才重新接受中华会馆聘请回来吧城出任八华中学校长，后来因学生不足，中学暂停，卢桂舫就继续留在吧城第二次出任八华学校校长，到1922年因年老而退休。

卢桂舫出身秀才，但他为八华中学和印尼华文教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值得世人致以崇高敬意。

创办人和校长陈金山

陈金山（1873－1939年）原籍福建海澄人，1873年在雅加达出生，小时候在吧城福建私塾读四书五经，后被送到新加坡读英校，因为与大教育家林文庆博士同乡，以后成为了好朋友，林文庆博士关於海外华人要努力学好华文华语和推广孔孟思想的理念，对陈金山成长处世產生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在1900年，他与潘景赫等20位华社贤达创办中华会馆，並因通晓中、英、印尼文而出任会馆秘书，负责在外与林文庆博士等人积极联络，在內协助筹办中华学堂。首任校长卢桂舫正是由陈金山安排前来吧城筹备具体办校工作。

因此，1904年到1916年，陈金山被会馆委任为学校监事长，每日都到学校巡查视事，並主持学校的各种典礼。

1911年，他曾代表中华会馆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马来西亚美以美教会教育会议”，他曾设法为八华学校创办中学部寻找英文教师，但不获成功。1915年，他被委任为八华学校领导经理，主持学校行政和校务工作。因此他一直是八华的核心人物，为领导八华学校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1939年2月24日，陈金山先贤在雅加达仙逝，享寿66岁，中华会馆和八华师生为他举行了庄严的致哀典礼。

著名作家谢佐禹

谢佐禹，1901出生在广东梅县，与谢佐舜是亲兄弟。

谢佐禹在家乡读中小学，辛亥革命后在中国读完大学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国內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教官。大革命时代到印尼雅加达，在1927—1928年出任《新报》主笔，勤奋发表评论，被读者讚扬他“勇毅积极的笔下，主张正义，分清是非，大受各界华侨的拥戴，使《新报》销路激增，抗战期间增至三四万份”。

1929年，其兄谢佐舜在中国南京大学毕业重回《新报》任职，就取代谢佐禹出任编辑，谢佐禹则转到《天声日报》，与徐琚清等联手开展反日的舆论工作。他勤奋执笔，每日评论时事，受到各界讚许，1938年，由李裕崇先生（梁李丽英夫人令尊）主持的《时代出版社》曾为他出版专著：《谢佐禹时论选集》，至今还存档在“广东文史”馆內。

谢佐禹一生关注教育，抗战时他在《战斗》杂誌上写专论《抗战与教育》，受到各界重视。日本侵略者印尼期间，他与兄弟隱居在乡下，日军投降后两兄弟復出，谢佐舜参加《新报》编辑，而谢佐禹负责《天声日报》编委。

1949年底，八华学校改组，原校长王正寅离职，董事会聘请谢佐禹博士出任校长，他出面聘请了大批刚离开大陆到印尼的著名学者教课，如丘正欧、郑学稼等，使八华学校在1950年学生多达4068人，佔全印尼华校学生的17%。

谢佐禹掌校仅2年（1950年到1952年）后，他全力负责报业工作。1958年报纸被查封接管，他与许多领导人都被捕，被驱逐居住到台湾。

谢佐禹写得一手好散文和诗词，1975年，他曾写诗祝梁世楨先生令双亲梁锡佑夫妇71、65寿庆如下：

不世英才出岭东，大展宏图爪岛中。
高举大汉天声旗，亦响自由警世钟。
爱国护侨伸正义，抗倭不屈见英风。
人钦岁寒松柏节，我献南山双寿章。

著名心理专家左任侠

左任侠（1901－1997年）八华1936年到1938年校长，是中国著名心理学家，心理学博士、教授，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心理科学通讯》主编，一生著作丰硕，成就杰出。

左任侠，又名左承恩，1901年1月7日生於湖北省武昌，1923年毕业於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5年赴法国留学，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师承福柯教授，1931年在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受到皮耶隆（H.Pieron）等著名心理学家的深刻影响。

1932年回国，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出版二本心理学专著，並在1934年发表影响深远的文章《智力是甚么》，1936年4月15日应聘到雅加达八华学校出任校长，到1938年5月辞职回国。先后在暨南大学分校、復旦大学、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讲学。

新中国成立后，到復旦大学心理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左任侠和同事们一起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心理学研究，与他的研究生李江维一起编写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文选》，对皮亚杰学说作了系统完整的评价。1978年，高考制度恢復，左任侠承担华东师大心理学首批发展心理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后任博士学位授权资格。1983年任《心理科学通讯》第二任主编。他研究工作认真，70多岁还研修了“遗传学”和“生物化学”课程，编写了《遗传与生化基础》等教材，他78岁还每天到校工作，对学生每篇文章还要逐字逐句过目，1997年3月1日在上海病逝，走完人生96个春秋。

重要著作：
1.《中国教育中的测量方法》（1932年，法文）
2.《智力是甚么？》（1934年）
3.《小学儿童的因果推理》（1957年）
4.《教育与心理统计学》（1982年）
5.《略论皮亚杰理论对教育的影响》（1983年）

八华光辉照耀群岛
各地纷纷成立中华学校

中华会馆学校於1901年3月17日在巴城开办后，全印尼各地华人热烈响应，纷纷学习和求助中华会馆，协助在当地创办现代化学校。据记载，到1905年，全国已建立25所，到1908年，总数达50所。这里介绍最早创立的20所中华学校。

一）茂物中华学校：1902年11月2日开学，赵淑宝任校长，陈金山代表巴城中华会馆出席开学典礼，一个月后学生增为40人，再由巴城增派一个教师。

二）泗水中华学校：1903年11月5日设立。

三）玛朗中华学校：1904年1月开学，首任校长是来自巴城的卢桂舫，由陈吉传等创办。

四）丹纳旺中华学校：1904年2月8日开学杨文智任校长，甲必丹林添辉、蔡明良等创办。

五）巴城新巴剎中华学校（新华学校）：1904年3月4日新华学校由赵德和、赵德顺、赵德风等创立，在华人公馆的土地上的简陋课室开学，首任校长为叶清儒，学生83人。

六）三宝垄中华学校：1904年4月16日在三宝垄中街75號开学，郑美全管行政，陆逸君、李铜崖为教师。次年，学生人数激增，教师增六人。

七）东爪巖望中华学校：1904年5月3日创立创办人韩浩东、玛腰郭石宝、顾问为雷珍兰郭鯤凌。

八）万隆中华学校：1904年11月11日开学。由甲必丹陈云龙、陈桂华、杨明简、甘右暇、王定、杨传金、张文帮、王皆德、陈仁义、方添福、吴兴统、陈文良、陈允金诸先生创办，梁旭初任校长。

九）梭罗中华学校：1904年11月30日创立。

十）八玛垄中华学校：1905年开办，首任校长卢桂舫，学生50多人。

十一）井里汶中会学校：1905年4月7日诞生，甲必丹陈振芝，郭锦荣等创办，学生约50人。

十二）苏甲巫眉中华学校：1905年开办。

十三）戎网中华学校：1905年设立。

十四）南安由中华学校：1905年设立。

十五）普沃格多中华学校：1906年2月6日诞生，陈海星、陈海祥为创办人，首任董事长许汉立，校长陈海祥，首开三个班。

十六）锡江中华学校：1905年设立。

十七）马辰中华学校：1905年开学。

十八）苏西巴东巴雅公务中华学校：1906年开办。

三宝垄中华学校

泗水中华学校

梭罗中华学校

万隆中华学校



玛朗中华学校

新巴刹中华学校

岩望中华学校

茂物中华学校



 转载自：印尼星洲日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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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共赴大同‧八华学校是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先驱

2012-05-30 印尼星洲日报/专题

中华会馆1901年3月17日在巴城八帝贯创办的中华学堂（后称八华学校），不但是印尼歷史上创建华英文学校的先锋，也是东南亚现代化华文教育的先驱，比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领先三到五年。因此，中华学堂（八华学校）在东盟各国的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意义和地位，这里仅提三点说明：

（一）“中华会馆”和“中华学堂”是当时在海內外第一个使用《中华》一词的组织。在此之前，荷印政府把华人称为“支那”（Cina），英国殖民政府也称马华人为“马来由支那”，一直到今天，马来西亚还称华人为“支那”。

1900年巴城（今雅加达）华人贤达决定成立团结组织时，因受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影响，决定使用“中华”一词，成为后来所有华人组织取名的標准，隨后全印尼各地华校都取名“中华学校”，1903年成立“中华运动会”（Tiong Hoa Oen Tong Hwe），1907年成立“中华音乐会”（Tiong Hoa In Gak Hwe），中华基督教会（Tiong HoaKQ Tok Kaw Hwe,现在名GKL）……等等，印尼还有许多组织都使用“中华”

之名，这一贡献，为全球海外各地华人团体的创举，到今天还具有鲜明亮丽、团结族群、振奋人心的巨大魅力。1900年巴城华人贤达的高瞻远瞩，为全球海外华人写下伟大的篇章。

（二）现代化教育的先驱1900年以前，东南亚各地华人子弟都是在“私塾”读书，以方言教导四书五经，真正以“清音”（即北京官方语言）教导中文的绝无仅有。当时印尼巴城和各地的私塾超439间学生7835人，也都以方言和四书五经教学。中华会馆领导人勇敢做出决定，创办中华学堂以中国官方语文（普通话）教学，学习现代化课程和英文，为印尼和东南亚现代化华文教育壮大发展奠定基础，写下“华教先驱”的光辉篇章，这是印尼华侨华人的光荣，也是八华学校的光荣和自豪。

（三）高瞻远瞩，首创华英文和三语教育。中华会馆领导人高瞻远瞩在林文庆博士的推荐下，在中华学堂首创华英文双语教育，让华侨华人子女从小学就学好华英文，隨后又引进印尼文学习，成为印尼三语教育的先锋，为培育优秀的新一代开创广阔和远大的教育园地，这也是东南亚华文学校最为高瞻远瞩和无限潜力的先驱学府。

八华学校开创系列第一，八华校歌高唱“披荆斩棘，建树丰功，发扬光大，还要再上一层高峰……猗歟八华，泱泱大风……大家努力，共赴大同。”浴火重生的八华，董教学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为我国教育事业培英才做出积极而不朽的贡献。

中华会馆和八华学校创建人
华人马来语文之父李金福

李金福（1853－1912），原籍中国福建省，1853年11月1日生在西爪哇茂物，幼年受过传统“私塾”华文教育，同荷兰人学会荷文，自修掌握马来文，在1884年出版“巴达维亚马来语”是全印尼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语法书，他后来办学校，搞印刷，协助出版印尼文书报，是最早以马来文撰写作品和办报的华人。

从1853年至1880年的28年间，是他人生旅程的第一个时期。他从一个没有文化的华裔少年，在困境中经过勤奋刻苦的学习，成长为较好地掌握了巽他文、马来文及荷兰文並有一定现代文化知识的新一代华裔青年知识分子。

1880年至1900年的20年间，是他人生旅程的第二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创作及发展时期。期间共出版了25部作品，包括第一部用马来文介绍孔子的《孔夫子传》。

从1890年到1912年是他人生旅程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他无论在政治思想、社会经验及马来文学创作等主面都进入一个新的日臻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他还积极投入了华人社团、华人学校的创办及华人社会的改革等社会工作。

19世纪未叶至20世纪初，李金福自学成才，艰苦奋斗，为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埋头工作，贏得了世人高度的讚誉。他在推动华人马来语、马来文文学的发展方面，在翻译及改编中国古典小说、宣扬中华民族悠久歷史与优秀文化方面，在推动马来文报业的发展方面，在创办印尼第一个华侨社团“巴城中华会馆”及“中华学堂”的事业中，在促进华文教育及华人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发展等方面，都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不少学者都曾讚扬他是印尼“华人马来语之父”。

1912年5月2日，他照常到“中华会馆”、《新报》及《商报》走动及商谈工作，返家后即病倒。经医生诊断为伤寒病，翌日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於5月5日深夜12时逝世，享年59岁。爪哇各地马来文报报导了他不幸病逝的消息，並致沉痛的悼念。雅加达马来文《新报》及《商报》在框有黑边的报导中说：李金福的逝世使“华人社会损失了一位卓越公正的领导人；雅加达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市民；文学及新闻出版界失去了一位最令人敬重的同行。”

为了悼念他的逝世，中华会馆於5月6日昇半旗志哀，並为他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葬礼，建立了坟地及墓碑，同时將李金福的一帧放大遗像悬掛在中华会馆的大厅中，供人瞻仰。

一代教育家和慈善家梁映堂

梁映堂，字辉运，广东鬆口大力村人。梁密庵之父、梁锡佑之祖父、梁世楨之曾祖父。

早在清朝嘉庆年间，梁父梁采臣就胸怀大志，告別鬆口大力村的亲人，与乡人结伴到汕头海港乘坐“大鸡眼”的木帆船，经达七天七夜的飘洋过海，抵达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谋生。后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经营商贸，创设“南茂公司”，主营五金、匯兑、地產等业务，事业有成。

旋返乡创办“敬斋学堂”，培育乡村子弟读书，乡民口碑称颂。绍先德之箕裘，秉承父志，主持“南茂公司”业务，在吧城大南门再开设“德瑞商行”，多財善贾，大振家声。尤其协助同侨同行发展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

清朝光绪年间，梁映堂声名卓著，被侨商推选为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会长，全力为侨商服务。

他於1905年被荷兰东印度殖民地政府委任为“雷珍纳”官职，1913年擢升为巴城“甲必丹”（即华侨领袖），荷印政府將有关华侨事务輒借重华侨领袖相助为理。其时，梅州籍华侨领袖被委任为巴城“甲必丹”或“雷珍纳”者，先后有梁映堂、廖煜光、丘燮亭、黎殷甫等四人。梁映堂担任巴城中华商会会长和“甲必丹”

职务后，办理侨胞事务，勤政爱侨护侨，排难解纷，恤老济贫，不一而足，侨胞均多受惠。

当时，以华侨与阿拉伯侨胞情感有隔阂，每有斗殴之事，甚至聚眾械斗。梁映堂乃游说阿拉伯侨胞之“甲必丹”，痛列得害，极力调停，对方亦感悟，双方侨民遂言归於好，两族能各安其业。

巴城中华会馆提倡中华文化教育，提高华侨地位，为社会培育人才，梁映堂协同潘景赫、丘燮亭、翁秀章、李兴廉、陈金山、丘绍荣、丘香平、许南章、蔡有得、黄玉昆、黄昆兴、许金安、李金福、陈公达、潘立斋、陈天成、胡朝瑞、胡先清、温亚松共20位华社贤达，於1901年3月17日在巴城八帝贯中华会馆內创办“中华学堂”（后改称为“八华学校”），当时荷印时代第一间华语学校。

1903年．维新领袖康有为因“戊戌变法”失败躲避清廷追捕，辗转南来抵达巴城，受到梁映堂等华社贤达迎接。康有为力陈维新之说，並涉及华侨教育事宜，还於当年9月20日访问“中华学堂”，欣然题写楹联於校门：“冠冕南极，砥柱中流。”

不久，梁映堂又与潘景赫等倡办“义成学堂”，以巴城石桥头“客属总义祠”为校舍，祠堂门楼有梅州籍侨贤钟鼎元撰写之楹联：“义举千秋在，祠成百氏安。”

创设“中华学堂”和“义成学堂”之目的，在於教育华侨子弟，有教无类，兴学育才。梁映堂从1905－1915年担任中华会馆副会长十年，为教育贡献巨大。

1907年，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开设“暨南学堂”，招收印尼“中华学堂”毕业生前往留学深造。梁映堂以中华会馆副会长身份领导“遴选委员会”，负责考选来自印尼各在的第一批二十一名印尼学生前往南京“暨南学堂”留学。1908年10月5日，梁映堂由巴城亲送“中华学堂”第二批毕业生38人至南京入学，此事在侨社传为美谈。

晚清名士丘逢甲（梅州蕉岭人）曾在梁映堂率领印尼华侨学生到南京“暨南学堂”入学的合照相处中题诗：“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时领导人。”诗句语重心长，勉励有加。

梁映堂在巴城商界运筹有策，事业辉煌，鼎力襄助文教事业。他不但为巴城“中华学堂”捐助办学经费，还为万隆市筹建万隆大学工学院出任“筹建委员会”的十三名委员之一，负责筹款五十万大洋。晚年在原乡梅县鬆口大力村兴建三堂四横近三千平方米的两层客家围龙屋“承德楼”，以颐养天年及裔孙溯源寻根、追远问祖。

中华会馆和中华学堂首任会长
潘景赫不朽贡献

中华会馆和中华学堂首任会长潘景赫（Phoa Ken g Hek 1857-1937），是印尼华人第一个现代社团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创办人，连任会馆主席24届（1900－1923），领导全国华人社群开展华文教育和社会服务活动超过30年，是20世纪初我国最杰出的华社领袖，为改革华社陋习，弘扬儒家思想和发展华文教育作出不朽贡献。

潘景赫是一位土生华人，在茂物出生成长，是福建闽南人在印尼的第六代华裔，父亲和兄长都是甲必丹，自小仅学习福建话私塾，后转到展玉教会学校学荷文和在茂物教会学校学马来文。岳父是巴城一位华人雷珍纳（官员），因此移居巴城后在荷兰官场与华人上层积极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地位。20世纪前夕，在中华民族主义觉醒和社会陋习猖行时代，他领导巴城华人做出系列重要工作，最突出的有下列四项：

（一）改革华社陋习。19世纪未，巴城华人区赌风盛行，影响极坏，潘景赫就直接上书荷兰总督，要求荷殖政府关闭赌馆，而由他承担上缴赌馆应付的税金。此举深获华人社会讚许。后来通过中华会馆，他又大力领导华人社会用孔孟儒家思想改革婚丧陋习，取得各界响应支持和积极成果。

（二）打坡华人帮派，推进华社团结。当时巴城华人社群，“闽人也，客人也，广人也，恆格格不相入，除货物交易外，老死不相往来。秦越肥瘠，绝不关心。”潘景赫领导20位各帮各属知名贤达成立中华会馆，实现打破帮派、血缘、地缘份化界限，为华社团结合作奠定基础，即使在21世纪今天，仍有鲜明的意义。

（三）发展华文教育，创办第一间现代中华学校。並全力在群岛推广，八华学校为印尼和全东南亚华文教育和平民化三语学校，树立光辉榜样，潘景赫先贤功不可没，流芳百世。

（四）高瞻远瞩，推广华英印三语教育和创办女生学校。潘景赫虽精通荷文，但他认为中华学校应鼓励华人子弟学好华文，英文和印尼文，才能有更大视野和更好发展前途。他还积极推动创办女校，让华人儿女均可学到儒家思想和生活技艺。这高瞻远瞩的先驱看法和行动，到今天还有积极意义，比许多当前侨生领袖更为优秀。（印尼星洲日报）

转载自：印尼星洲日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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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寿汉：1995年教育草案协议·国阵成员党典当华教

邹寿汉：提呈1995年教育草案时达致‧“契约典当华教利益”

2012/05/31 星洲日报/国内新闻

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中）

（雪兰莪‧加影30日讯）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指出，国阵成员党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在提呈1995年教育草桉时，达致了一项典当华教利益的契约，导致多年来华教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马华应负起责任他说，他有理由相信该契约内容包括规定60间独中及华小师资等；因此，他认为马华应该对此事负起责任。

他说，这项消息是摘录自教育部一名策划官员志期2010年的信函；该信函并不是寄至董总，他是从其他的渠道获得的。

他不愿透露从谁的手中及何时获得有关信函。

他今日为“2012年华文独中主任培训班”主持开幕礼后，向记者发表谈话，并向记者展示有关教育官员发出的信函内容。

以下为信函部分的内容 ：

ii）承认统一考试文凭

教育部告示：

国阵成员党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在提呈1995年教育草案时，已基于团结原则达致协议，决定维持现状。

当时马华公会相关领导已同意接受“独中学生统一考试事宜维持现状”。因此，如果催促政府承认统考文凭，那麽必须公平地重新审视当初所有达致的契约，包括撤销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之2，即“取消教育部长该表华小和淡小，成为国民学校的权利。”

首相在2010年6月10提呈第10大马计划时，已清楚列明“为满足华小和国小学习华语的需求，让拥有大马教育文凭独中统考文凭持有者接受华文师训。”这足以表明政府对统考文凭生进入华文师训的规定作了通融与让步。

慕尤丁所指“过去决定”· “应该就是契约”

邹寿汉认为，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早前所谓的被绑紧，受限于教育法令和过去的决定，应该就是1995年教育草桉所达致的契约所致。

他说，该告示所指的相关非政府组织，让人觉得非常暧昧。

董总曾参与《1990年教育法案》，不过，他们并没有参与《1995年教育法案》的讨论，为此，有关契约在1995年订下时，他们也不知此事。

他说，这显然是政党间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典当了华教的权益。

他也说，当年撤销了1961年教育法令21条之2之后，新的1996年教育法令21条之2即阐明所有的学校都必须以国文作主要媒介语，除了澹小、华小及独中，这显然是换汤不换药。

邹寿汉透露，较早前有关当局也曾建议董总在关丹设立国民型中学或国际学校，替代设立独中的决定。

讨论围绕数据问题· 董总暂不回圆桌会议

邹寿汉说，教总说圆桌会议有效，那是他们（教总）的感受，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不便评论。

他说，董总暂时不会重回圆桌会议，因为该会议一直围绕在数据的问题，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他说，身为教育部副部长兼特委会圆桌会议主席的拿督魏家祥，较早前通过两次施压才获得华小师资的数据，导致他们对该会议更加没信心。

“不过，有了这些数据，并不代表着就能解决华小多年师资短缺的问题，因为这并没有触及政策。”

“全国共有5千829间国小，约220万名学生，教师达20万人，但却从未发生国小学生爆满及进行筹款活动，这都有赖于制度化；反观全国共有1千294间华小，师资3万7千人，共有60万名学生，却拥有种种的问题。”

“为此，我国的官员们早已拥有技术及经验处理问题，但他们为甚麽不对华小进行同样的管理？”

他也说，董总不愿被政治因素所捆绑，仅谈技术的层面，根本无法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华小增国文节数· 派不具中文资格教师

针对教育部悄悄增加华小国文节数一事，他认为，这说明了教育部要增加师资，并把不具中文资格的教师派往华小。

他说，华社要求的是华小从一至六年级使用双语教法，即拥有华文资格的老师教授学生。

他也说，他们不是从种族的观点，或看低国文，也不存在任何的种族主义，主要在于顾全华小学生的学习。

培训独中教师专业资格

邹寿汉呼吁尚未具备专业资格的独中老师报读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并希望在5年内，培训90%的独中教师都具备教育专业资格。

他说，董总独中工委会教师教育委员会一项非常关注独中教师的培养培训与教师队伍建设的工作。

在去年年底，董总决定给予参加新纪元学院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独中教师，赞助每人1千令吉，获得了全国各地独中的响应。

他说，目前正报读教专课程计划的独中，包括吉隆坡独中、宽柔中学、滨华中学、亚罗士达新民独中等，受惠的教师人数已达154人。

他也说，此次的培训班共有47位华文独中老师积极参加今天西马站的班主培训课程。他们当中有来自西马16所独中，以及2所来自东马美里培民中学和山打根育源中学；东马站也有38位来自东马8所独中的老师参加。

邹寿汉：1995年教育草案协议·国阵成员党典当华教

2012/05/31 中国报/国内新闻 

　（吉隆坡30日讯）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今日出示教育部教育策划及研究小组主任致函的部分內容，说明国阵成员党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在提呈1995年教育草案时曾经达成的协议中，有者已经典当华教权益。

　这包括在討论修改教育法令事宜上，有附带“交换条件”可能性，如限制60间独中发展与建分校。

　有关信函內容如下：

　“国阵成员党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在提呈年教育草案时，基于团结原则达致协议，决定维持现状。当时马华公会相关领导已同意接受“独中统考文凭事宜维持现状”（即不承认）。

　如要催促政府承认独中统考，必须公平地重新审视当初达致契约，包括同意撤销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即取消教育部长改变华小和淡小，成为国民学校权力。”

　邹氏说，他不知道信中提及“契约”是指什么，唯当年政治人物会否典当华教权益？若是附带交换条件，包括限制60间独中，所有学校保留地祇限国民中小学，而不包括华小？否则，华小也没有今天面对单元教育政策的不公平对待了。

与国小差距大

　“同样的，若今天要求政府承认独中统考，是否要恢復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即在需要时，教育部长有权將华小和淡小改为国民学校？”

　邹寿汉今日为2012年华文独中班主任培训班主持开幕礼后向媒体出示信件时说，教育法令修改后，华小课题不断发生。

　“国小有5829所，学生有220万人，教师近20万，华小仅有3万7000多名教师，学生才60万人，仅1294所；两者差距很大，但从来没听国小师资短缺或国小爆满问题。国小生也不需要向外筹款建校。”

　他重申，连教育部长慕尤丁也被（政策）绑手绑脚，自认没权力决定关丹兴建独中。

圆桌会议未必达成效

邹寿汉说，华小师资特委会圆桌会议仍在討论数据和个案，不见得能达到预期成效，更不能实质解决华小师资问题，所以董总暂不会重回圆桌会议。

　他指出，贵为教育部副部长的魏家祥也声称，要在2次镇压后才取得3份数据资格，分別是2008年至2012年华小师资短缺人数下降至1874人，第2份是2012年至2017年估计华小填补教师有3万7000多人，第3份是2012年至2017年每年退休及填补的教师人数。

　他说，不过是图表和假设性数据，也曾在报章发表，堂堂副部长且是內阁指派担任特委会主席，还要亲自镇压，这么辛苦才拿到这些资料，这令董总更没信心。

　“这是政策问题。魏家祥和马华总会长蔡细歷也声明，该特委会没有权力谈论政策，祇能从技术和个案来谈问题。

　他（魏家祥）也一直强调没有职权，若是这样，教育部已有足够官员、经验和智慧解决，问题早就解决了。”

　他说，华小问题不能解决，主要没从政策著手。然而，公务员是根据政策或法令办事，政府实施的单元教育政策也左右官员发挥。

　他强调，董总是负责任团体，乐意在体制內或体制外协商，祇不愿像在几个月圆桌会议，被捆绑在里面，又不能取得具体效果。若重回圆桌也没有意义了。

培训教师具专业资格

邹寿汉致词时说，董总期冀在5年內，培训90%独中教师具备教育专业资格。他吁请未具教育专业资格的教师尽快申请报读，受训成为合格专业教师。

　他说，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教师教育委员会，向来关注独中教师的培养、培训与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董总去年决定对参加新纪元学院教育专业文凭课程的独中教师，每人赞助1000令吉。

　他很高兴全国各地独中响应，目前参与课程计划独中有吉隆坡中华独中、宽柔独中、巴生滨华中学、亚罗士打新民独中等，受惠教师有154人。

　他说，班主任是学生保姆和一线老师，一位优秀主任要比其他教师学习更多、思考和实践，並要深入学生学习过程，瞭解学生心理成长和思想状况，给予学生关心指导，责任重大，也令人敬佩。

　“2012年华文独中班主任培训班”是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联办，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教师教育委员会承办，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齐学红及北京实验中学卢明老师授课，全马共47名独中教师参加。

 

华教发展列政纲建议·朝野领袖没正面確认

2012/05/29 中国报/国内新闻

报导：林爱珊

 （吉隆坡28日讯）朝野政党虽然认可董总吁政党把华教发展政策与看法，列入政纲与竞选宣言的建议，可是並没有正面確认会这么做。

　朝野政党领袖认为，他们所属的政党，多年来一直都有为华教贡献，即使未被列入政纲內，可是发展华教的工作从未停止。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林祥才接受《中国报》访问指出，马华过去多年来，一直都有著手发展华教的工作。

　“至于董总的建议，我们会认真討论此事。”

　儘管如此，他说，每逢全国大选，马华也会告诉选民该党在华教发展上，做了哪些工作。

　民政党署理主席拿督郑可扬在受访时则说，民政党向来采取开放、自由的策略。

　“自从1980年代开始，我们就多次配合董教总，以完成该组织在发展华教方面的意愿。”

　他阐明，民政党会把董总的建议，带到国阵会议中提出。

　他说，各族的文化、语言及教育，都应该得到政府支持。

　此外，民主行动党署理主席陈胜尧时则指出，民联政府过去都非常关注华教发展，而雪兰莪、吉兰丹及檳城民联州政府，每年也固定拨款给华校。

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

　“我们向来提倡母语教语，而且也鼓励教育发展工作…也许我们应该考虑，更明確地让选民记得我们曾做过的事。”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说，该党一直以来，都把华教发展政策及看法，列入政纲中。

　他说，公正党向来主张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及各种族的母语教育。

　“我们不只会在政纲內提出华教发展政策，我们也会提出其他源流教育的发展政策。” 

 

邹寿汉：看不到预期效果 董总无意回圆桌会议

2012/05/31 南洋商报/ 全国版

（加影30日）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说，因看不到预期的效果，董总暂时仍不准备重返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委会圆桌会议。

他也批评马华前领导层在国阵成员党提呈1995年教育草案时，同意接受“独中统考文凭事宜维持现状”，作为政府取消1961年教育法令第二十一（二)条文的交换条件，以致停办的独中不能复办。

邹寿汉今日受记者询及教总主席王超群指有关圆桌会议越来越好，回应说，董总有本身的看法，看不到预期效果，董总对其没有信心，不会重返会议。

他说，教育部提供给教总的资料或图表也不全面，而且数字一直在变。

他说，今天华小师资及校地等问题，独中发展受限制及统考文凭继续不受承认，与当初马华接受所谓的契约，有密切关系，马华须为当年的政治交换负起全责。

邹寿汉今天为“2012年华文独中班主任培训班”主持开幕后，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所获得教育部于2010年发岀的有关资料显示，有关的契约是确实存在的。

圆桌会议无法解决政策问题

邹寿汉说，他有理由相信副首相兼教育长丹斯里慕尤丁日前就关丹不能申办独中，是因受契约所限，指的就是这份契约。

“既然我们看到有关圆桌会议不可能解决政策方面的问题，董总若仍留在里面等于被捆绑，因此，我们仍无重返会议的打算。”

据他说，1990年至1991期间董教总等华团曾参与政府设立的《1990年教育法案》协商理事会会议，但这项法案后来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1995年教育法案》，但董教则没有参与讨论。

5年培训90%专业教师

邹寿汉在致词时说，董总期望在5年内，培训90%的获得中教师具备教育专业资格。

他促请还未具备教育专业的独中教师尽快提岀申请，接受培训，以成为合格专业教师。

转载自：本地报刊/国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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