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南方──我读《新加坡双语之路》之三
东方日报/名家 2012年4月1日
作者: 陈良李光耀在《新加坡双语之路》推介礼上，谈到「为什么要撰写这本我认为是我最重要的书」时说:
「我开始担任新加坡总理时，国人大多数不会讲英语。他们使用方言、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其他语言，像是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看似在一起但却是分隔开来的。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我把让他们真正和有意义地交往，当成我的任务。」
又是个典型的李式文体──「我把让他们真正和有意义地交往，当成我任务」──这口吻让人想起《圣经》里「巴別塔」的故事。创世纪第11章记载了傲慢的人类心比天高，欲建造一个通往天堂的巴別塔。他们哪来的自信？故事开头就说：「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语。」
李光耀的自信话语，就很像那些以打造巴別通天塔为己任的人。正如他所自詡的：是「我把让」了岛上子民懂得说「真正和有意义」的话语。於是，是他带著说同样话语的子民，走向了幸福的应许之地。
「我把让」句的语言表述，最能反映李光耀的心跡。看来他不只是建国之父，还是新加坡的语言之父。然而，歷史岂能化约成对与错的两端？读者所看到的，多是在「我的任务」的意志凌辱之下，被断章扭曲为己所用的歷史。例如李光耀说在他担任总理时，「他们（华人）使用方言」，正如上期所引证的，华人说著各自的方言，同时也老早通行华语了；又例如他说「各族群彼此孤立，不相往来」，指各族间因没有共通语言而互不往来，然而这是事实吗？
马来语早已是共通语
稍有歷史常识的，都知道南洋一带各族群的中下阶层，老早就以马来语作为共通语了。试看曾於1887年游访叻岛的李钟鈺，在《新加坡风土记》中谈到华人的语言情况时说：
「土人所操巫来由语（马来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习英语。同儕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
看当时华人说什么话来？他们不只讲方言，也懂得马来语，有些更懂英文，你会相信各族群间是「彼此孤立，不相往来」的吗？如果不信，再引证一条更早的史料。撰写於乾隆年间（1791年）的《海岛逸志》，是作者王大海游歷爪哇与马来半岛的见闻，其中记载了马来语的通行：
「无来由（Malayu），种类甚多，散居四处……其言语和兰（荷兰）遵之，以通融华夷，如官音然。」
看当时马来语作为各族的交际语（「以通融华夷」），故说它很像「官话」。可见新马华人老早就已通晓英、巫语了（深浅则是另一回事），各族群交往本来就没有语言隔阂，不必等到李总理的「我把让」才学会讲「真正和有意义」的语言。
当然，在「我的任务」的意志下，李总理「要新加坡人讲道地英语之外，我也决心要新加坡人讲標准华语」（页188），因为在他看来，「就像说新加坡式英语那样，那是极端愚蠢的」（页169）。一个非语言专业的人，却「我也决心」管到老百姓的口语这事来，这个「我」的无处不在，令人不寒而慄。依此判断，早期华人夹杂各方口音或是巴剎式的英、巫语，在他看来大概也不会是「真正和有意义」的语言，是「极端愚蠢的」了。
李体就是以自我想像的歷史，来合理化「我的任务」的论述。歷史上新马本来就是个多语的社会，这是社会基层自然形成的语言生態，而不是上面刻意「我把让」出来的。而目前新加坡华语的滑落，恰是80年代以后原有华语自然生態逐渐瓦解的结果。
方言华语同源互体
语言社会的生態，才是一个语言生命力的保证。简单地说，新加坡华语环境消失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作为第一语言的英语主导了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思维与说话方式，这是第一防线的崩溃。第二防线的崩溃，则是新加坡方言生態的消失。
这里就略谈第二点。在推展「华语运动」以前，华语早就成为族群母语，而且与方言並行不悖。但「华语运动」最大的影响，不是影响更多英文源流的华人讲华语，而是让本具华语能力的华人丟弃了方言。「推扩华语」到头来却斩除掉华语生命的根基，真是讽刺之极呀。
李光耀很鄙视厌恶方言，其实他不懂语文教育，不懂语言学，更不懂汉语。他用很李光耀式的工具理性来看待方言：「方言……是导致两种语文（华英）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页142）竟然把双语的失败归诸於方言。为什么呢？他用很科学的数据说：「（我一直告诉人民）不要再讲方言，而只需要学习华文、华语。你不可能学英语与华语，而同时又在家里讲方言──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佔据更多脑里的空间，使用更多头脑里的「『兆字节』（megabytes）……」（《学语致用》，页15）
连说了两次「不可能」！他总把语言看成「零和游戏」（页143），將方言和华语对立起来。却不知道方言与华语是同源互体，相辅相成的，会方言的人学起华语其实更容易入手。还有，方言既是家乡话，小孩从小自然而习得，根本不须要怎样刻意的学习。李光耀却错把他在成人阶段学福建话的痛苦经验套用在小孩的语言教育上。
李光耀的另一偏见，是认为「新加坡福建话却是粗俗，是没有文字的」（页140），这是外行话，不屑一晒。他根本不知道闽粤等方言保留了最多古汉语的雅言。语言的粗俗与否不在於语种本身，而在於说话內容与说话者。例如一个人用华语或英语鄙骂新式英语是「极端愚蠢的」，这是一种语言暴力，听在有文化人的耳里，也是极度不雅和极端愚蠢的。
李光耀举了红遍大中华圈的歌手孙燕姿作为双语政策的成功榜样（页224），殊不知孙燕姿说得很清楚，她的华语是「只因吴宗宪的一句话」而在台湾学成的（页325-327）。看来吴宗宪的影响可比李光耀更大呵。何以如此，就如上面所说的，新加坡的华语生態已经不復已往了。十多年前南来新马观察的中国作家王安忆就已说过，这里可是那失语的南方呀。
人类总在搭建自认为「真正和有意义」的巴別塔。《圣经》记载，结果上帝出来了，「混乱了全地所有的人的语言，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黑白顛倒南大史──我读《新加坡双语之路》之四
东方日报/名家 2012年4月8日
作者: 陈良
李光耀谈语文问题，就不能不谈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双语之路》花了一大章来谈南大，一开头便下结论说：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歷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页70）
「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很李光耀的口吻，还首尾重述，前后包抄，要她翻身无日。类似的话语，李氏在不同场合说过很多次。在这本他自许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里，再来一记重拳狠狠揍去，得意地以为南大可以就此结案了。
由此看来，南洋大学，始终是李光耀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卡，是横阻在他心中的一座大山。因为这关係到他的歷史清名，还悠关到他语文政策的正当性。为了剷除这座大山的阴影，他就必须不断地罪名化南大，而且这一次，还將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拖出来狠狠鞭尸一顿。
南大主张效忠马来亚
南大，是李光耀打压异己的最好课题。他不断宣染南大是所种族沙文主义的大学，含有政治议程。例如书中记载他曾於1959年「首次以总理身份到南大演讲」时，质问南大同学「究竟认为自己是马来亚公民还是倾向於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页78）
这真是个莫须有的偽命题，是对南大最大的侮辱。恰恰相反，南大的创立，象徵了从华侨身份到本土化的转变。早在1950年，陈六使就己宣告「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因此）非从速办一大学於中心地点新加坡不可」。所以当1953年倡议马华大学（后改称南大）声起时，《南洋商报》隨即发表了一篇意义深长的社论：
「今日华人……视此为第一故乡了；过去为中国兴学，今日转为马来亚兴学了。我们愿以马来亚为国家，『使长入带，泰山如礪，国永寧，爰及苗裔』。於是，华人领袖倡办马华大学，这是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1953/1/26）
这才是当时人的想法，也是南洋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华人决心以马来亚为国家之表现」！正因如此，《南大创校宣言》中的建校四大理由中，才有一条是「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材」。《宣言》更指出南大的两大特质：一为沟通东西文化，二为发展马来亚文化。可见南大为塑造马来亚文化而立，这样的宗旨怎会教育学生去效忠中国呢？
《双语》也引述到《创校宣言》的建校理由（页76），却故意刪去最具意义的「发展马来亚文化」不谈，显然是避重就轻，存心误导。南大象徵了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李光耀却质疑南大生的国家效忠，这难道是华校生的「原罪」？
1958年南大学生会成发表《成立宣言》时，写明宗旨是「引导南大同学走上为星马忠诚服务的道路」，大声宣誓「我们愿把青春献给祖国」，这个「祖国」当然是指马来亚。翻开当时南大的学生刊物，充满了马来亚意识与文化等各类课题的討论，这绝非英文至上的马来亚大学所能堪比的，有兴趣者可参看雷澥的《南大春秋》，此不详敘。然而华校生的报国孤心，却换来如《成立宣言》所申诉的结果：「儘管我们表示赤胆忠心，冷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你们是沙文主义者，国家並不需要你们。』」
南大也重视英文及国文
诚然，当时反对南大的人都持有与李光耀同相的意见，我们只能说这是不同族群对於建国的认知有所差距，那就让各族群去各自表述吧。虽然这场独立前后的拉锯战最终以单元国族的建构获得胜利，却不能就此而隨意扭曲当年华族的公眾意志，甚至乱套罪名，这是歷史的大是大非，我们不能不辩！
李光耀善於用绝对式的表述，来煽动读者对南大的反感情绪。且看他说：「儘管我苦口婆心，南大理事会还是坚持以华文为为唯一媒介语。」（页84）好一个「我苦口婆心」的口吻呵！但请问南大什么时候「坚持以华文为唯一媒介语」了？没有，从没有这回事！《南大创校宣言》说得很清楚：「马来亚大学重英文，而南洋大学则兼重中英巫各语文，以应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对於学生的招收，更主张「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这哪像是李氏虚构下的原教主义学府？
我们只能说，南大是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但也仅就其原则与精神而言。在教学上她其实双语並重，英文被列为必修课，学生更积极学习国语。当时除了中文系外，教育系、歷史系、地理系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多是英文本，且有不少非华裔教师完全以英语来教学。1960年行动党通过其党报攻击南大是沙文主义者，有同学在《大学论坛》上反驳：
「事实上，南大虽然是一间华文大学，但它同时兼用英文，並且大力鼓励学习国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可学习国语』、『沙文主义』等等的指责，实在离题太远了。」（引自《南大春秋》，页283）
这才是真正的实况呀。如果还不服气，再看当年他的教育部长王邦文的讲话：
「事实上南大许多学系自创办以来既多数是採用英文课本和英文教学，改组后的南大也继续如此。」（《星洲日报》1965/10/10）
这是才衷心之言呀。虽然李、王同属一阵线，但王氏毕竟是毕业於尊孔的华校生，所以良知未泯，不会一派谎言。
当年在南大任教的国际著名作家韩素音家，也曾撰文驳斥，列举事实来证明南大生最具马来亚意识。对於南大学习国语的盛况，以及学生会出版高水平的马来刊物Mimbar Universiti，连《马来前锋报》都高度讚扬。据庄华兴的研究，南大实为华社学习国语的发韧地。至於被李氏痛批为「马共干部」的第一任学生会会长林焕文，更是一位马来语专家。早在行动党定马来语为国语的前两年（1957年），他就己编订出第一本的马华双语字典，同年他还和杨贵谊等南大生受马来精英的邀请，以「特別观察员」身份出席马来语文大会。这些肯定都不是李总理「苦口婆心」所「劝导」出来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尤其对胜利者的说辞，便要有所保留。《双语》中黑白顛倒的例子太多了，下期再为各位剖析。
转载自：东方日报/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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