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2012-05-24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郑丁贤关丹要办独中，必须要慕尤丁先生高抬贵手；慕先生却说：“我的手被绑紧了”（My hands are tied）。
言下之意，不是我不帮你，是因为教育法令和既有政策的限制，我也无能为力。
进一步解释，道义上是可以的；不过，技术上是做不到的。
大街上，阿婆跌倒，趴地不起；她用期许的眼光看著你，希望你稍微发挥人性一丝的光明，把她扶起。
“道义上，我应该扶你起来，但是，技术上，我做不到；政策上，没有规定我这么做；法律上，如果扶你时造成骨折，反而我要承担责任。”
除非老太婆跌倒时，拍一张照片，证明不是我推的；扶老太婆时，拍第二张照片，证明扶起过程中，没有二度伤害；救护车来到，和护士小姐和老太婆再照一张，记得留下护士小姐的联络电话和地址，作为备用证人，以防老太婆日后诬赖。
或者，也可以上书国会议员，发动签名运动，再组织一场请愿集会，要求立法规定必须搀扶跌倒的老人家，而且保证不追究搀扶而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彻底解决道德和技术问题。
从此，大家才可以放心搀扶跌倒的老人。
当然，这么做太不实际，老婆婆也等不及了。
要不要扶起跌倒的老人，在於有没有这个心；能不能批准关丹办独中，也是同样道理。
如今，政府的態度，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是孟老夫子说的话。他告诉梁惠王：领导国家，在於愿不愿意做，而不是能不能做。
如果要做，又有何不能？
以前只有新山的宽柔中学，后来在古来增加了宽中分校，那是纳吉任教长时“变”出来的，何来政策和法令的限制？
以前没有国际学校，没有私立小学，没有外国大学的分校，现在都有了，这也是“变”出来的；路不转，人就要转，人一转，政策和法令也可以跟著转。
要在关丹办独中，总有办法。以前州內有5间独中，找回资料，恢復註册，借壳上市；或是和国內60所独中合作，设立分校也好，副校也罢。
不但该做，而且要做得漂亮。彭亨州是首相纳吉的家乡州，没有一间独中也不好看。
接纳地方父老的要求，设立华文独中，是替阿Jib哥爭光，也爭取选票。慕先生应该懂得怎么做吧！
教育法令未阻建独中
2012-05-24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赖顺吉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说，由於受限於教育法令和过去的决定，因此他虽身为教育部长，也无法在关丹独中课题上做任何决定。
公平地讲，副首相自称受限於教育法令，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下，作为行政的一分子，他不能改变立法的原则是正確的，不容反驳。问题却是，如果我们翻开1996年教育法令，却找不到明確说明“不可批准增建独中”的条文。
相反的，在第七章关於私立教育机构的第73（1）节是这样写的：“本法令中，没有条文可阐释为禁止私立教育机构的建立及维持。”
也就是说，法令本身其实也表明，教育法令的基本精神是“不阻碍私立教育机构”的建立，而华文独中是属於私立教育机构。
这么一来，关键应该不在於教育法令的规定，而是对於教育法令条文及其精神的阐释。如果是规定，教育部长当然可以堂堂正正拒绝，毕竟，在分权制度下，部长真的不可违反法令的规定。但是，如果是属於条文的阐释问题，在未有明確说明下，一般是教育部长可以进行阐释，教育部长当然可以选择阐释为“不可批准增建独中”，是否能被人民大眾认同就是可以爭议了。
至於说“受限於过去的决定”，那可就更不能服人了。我们都记得，好些“过去的决定”，现在想起来是匪夷所思的，例如“国家文化3大原则”，是单一种族在一个研討会上，没有咨询其他种族的一片起哄情况下就定下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在国民大学召开的教育大会，上台发言的庄迪君校长和李万千先生，被嘘下台，也是一片起哄的大会议决，就成了日后教育政策的主流思想。
以上的“过去决定”，早就成了过去式，因为，今天国阵的决策，也早已否决了这个模式。在剧变的今天，还刻板地用“过去决定”来处理今天的问题，何其不智。
308大海啸说明了“政府都可以改变”，何况是小小的教育法令或过去决定。政府是不是应该“顺应时局”，不要在故步自封，积极求变，以新思维来应对新格局的挑战？对於一所独中的处理，都不能展现新的思维和格局，所谓“政治转型”，能引起认同和共鸣吗？这难道不是当权者要深思的问题吗？
扫除增建独中的障碍
2012-05-24 星洲日报/评论版～作者：林明华
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终於针对关丹独中的诉求作出回应。他说，若政策没有改变，教育法令没有修改，以及受限於过去的决定，国內独中数量只能维持现状，他虽然身为教育部长，也不能做任何决定。
解读慕尤丁的谈话，显然存有迷思。因为，我国联邦宪法里，是有明文阐明国人享有使用、教授、学习母语的权利的。而我们的教育法令里，却没有任何禁止设立华文独中的条文。
既然联邦宪法和教育法令都不能成为理由，那增设华文独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政策”和“过去的决定”这两道围篱了。
但事在人为，宪法和法令都是可以修改的，更何况是政策？
这也证明，董总坚持要在政策层面解决华教问题，拒绝在技术点上绕圈子，是有其道理的。
至於“过去的决定”，如果那也可以是一个“死结”的话，我们的疑问是：古来宽中分校的设立，又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教育局在2000年批给“宽柔中学申办分校委员会”的，只是一纸“扩充校舍”（Bangunan Tambahan）的准证，並非“兴建分校”的执照。换言之，在官方的记录中，宽中只是在古来多了一个校园，就好像坐落於士姑来的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在吉隆坡也拥有一个校园一样；所谓宽中古来分校，那是新山华社自己“一厢情愿”的叫法，不过教育当局倒也从未禁止校方使用这个校名。
必须强调的是，儘管“分校”的叫法“名不符实”，但宽中古来分校在实质的操作上，却儼然已是一所分校，因为除了董事会跟新山校本部是一样的之外，其他不管是校舍、教职员（除了校长）和学生，甚至校內考试，她都是完全独立的。不管政府承不承认，自2004年正式启用以来，她一直都扮演著一所独中分校的角色，她的校门上，也堂而皇哉的掛上宽柔中学古来分校的校名，今年的学生人数，更是达到了4千400多人的新高峰！
你可以说，宽中古来分校是政府和华社各得其所的协商產物。名份不是不重要，更重要的，她的诞生，是不是实质上等於国內多了一所作育英才的华文独中？
当然，华社不能满足於宽中古来分校这种模式，因为她毕竟是新山华社在当年时代背景的局限下，委屈求全作出变通的產物。总之，时代不同了，但增设独中的障碍还待扫除，套用句老话：华教还未成功，华社仍须努力！
（星洲日报／云淡风轻‧作者：林明华‧《星洲日报》执行编辑）
谈董总退出圆桌会议
2012/05/24 南洋商报/言论版～作者：罗汉洲
新山县13所华小董事会认为董总退出圆桌会议就如同放弃，且华小也没被关闭，何来“华教救亡”？所以“救亡”的字眼用得不贴切。
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救亡”的注解是:把国家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同书对“危亡”的注解则是: 面临灭亡或死亡。
可见“救亡”并非救“已死亡”的意思，也可见“华教救亡”并不是华小被关闭了才可引用的词汇，华小已面临危亡，“救亡”乃迫切的事。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南洋华侨发起救亡运动，要协助中国抵抗日本，当时的中国也尚未“死”，尚未亡国，若按上述13所华小董事会之逻辑，当日华侨何必“救亡”，救亡岂非多此一举？因为中国还未亡国呀。
党的面子比华教前途重要
华小面对师资短缺、拨款偏低、学校不够、不谙华文教师与正副校长日增，这就是华小的危亡，所以“救亡”的字眼用得贴切，假如华小被关闭了才来“救”，那就不是“救亡”，而是“复办”，就好像我们在关丹、昔加末等地要求复办独中，因为那些独中已关闭了。如果要等到华小被关闭了才来“救亡”，那可太迟了，上述13所华小董事会衮衮诸公应先了解“救亡”的意思。
不过，若从“我国华教政策已改变”、“我国华教已有很大改革”、“全国（华小）只缺392名老师”等等歌舞升平和歌功颂德的谈话来分析，他们抨击董总并不足为奇。有人吁请这13所华小董事会别把董总退出圆桌会议政治化，我认为这可不是政治化，而是政党化，他们把党的面子看得比华教前途更重要，为了要向所拥戴的人表示忠贞，他们宁可罔顾华教的利益。
另一方面，董总退出圆桌会议必然对教育部形成很大的压力，教育部必然会较认真看待董总所提出来的建议，此所以会有“董总退出圆桌会议更容易解决华小师资短缺问题”的结果，他们讲这样的话只不过是“跌落地抓番把沙”而已，实际上是教育部难以承受董总退出后所造成的压力，所以退出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要求华小师资数据遭拒绝
《淮南子》道应训篇中田鸠欲见秦惠王故事，“物故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讲的就这种道理，假若我们“独沽一味”，只懂得协商，恐怕难有“更容易解决”的结果；假如没有3.25救亡集会，也不会了有这个圆桌会议。至于是否真正解决了华小师资荒，以及解除了华小变质的危机则仍有待观察，毕竟我们听过很多口头上给的“好处”了。总之就是请上述13所华小董事会要懂得殊途同归的道理，不可一本通书读到老，更不可为了要替某政党站台而罔顾华教前程。
如果董总不退出会议又如何呢？董总之前要求提供华小师资资料和数据遭拒、要求提供会议记录遭拒、提出的建议变成“没提过”， 可谓人在暗，己在明，任人摆布，董总其实已给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了点缀品而已。
以后，教育部如果“根据圆桌会议的共识”拟订了不利华小师资的条例，或推出足令华小变质的条文的话，教育部就可振振有词地说：你们（董总）有参加会议，有份参与拟订这些条例的呀，为什么当时赞成，现在却来反对？
到时，董总可真正成了华教千古罪人了。
（罗汉洲 时事评论员）
办独中真的很难？
2012-05-24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陈慧娇关丹要復办独中，真的很难！教育部长慕尤丁一句“受限於教育法令和过去的决定”，就让520关丹復办独中大集会的诉求碰了钉。言下之意，现存60所独中，只有递减而不再有增加的任何可能。
或者可以这么解读：独中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是前人定法留下来的问题；时空转至现今，即便是手握变更法令大权的国会议员、民意代表、甚至是身负相关部门重责的部长，一概无力就相关不合时宜、不符民意期待的法令进行任何修订。
实情真是这样吗？要真是如此，国家不需花费公帑津贴议员，不需要每四五年耗费鉅资、动用庞大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全国选举。
我们――无论是人民或是受委的那方，都应该要搞清楚，议员存在的目的和本质是甚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有个关於立法者的论调，一针见血：“立法者（议员）为公民培养正確习惯，使其向善，这是立法者都有的愿望，做不到就是有亏职守，好体制之不同於坏体制，正是在此。”
其次，来研究独中存在的目的和本质。
多年来，作为非主流教育体制的独立华文中学，除了课堂教授语言以华语为主之外，学校没有教授国语吗？学校强迫学生不准参加政府考试了吗？或是学校不断灌输学生违背国家宪法、种族和谐共处的理念，以致造成国家动盪不安？没有，从来就没这回事！
60所独中虽存有地域及校训差异，但任意选取探究其办学目的，不外乎都是要从德、智、体、群、美5大方向来教育学生向上向善。至於在这片国土存在的这些年来，独中有没有为国家培养人才？关於这一点你我有目共睹。
而独中存在的本质，就是以教育为先。再套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这里的“先”指的是“功能、目的之先”。掌握国家教育发展的部长，应该比任何人更瞭解这一点才是。
总结以上所论，独中存在的目的和本质並没有违背任何办学方式的宗旨，其存在性在“教育为先”的框架下，是毋庸置疑的；至於关丹无法复办独中的关键，既然经已一目了然――是受限於“过去决定”，难道现任政府成员就只能无力望之兴嘆，而不能真正聆听、正视民意，针对相关法令进行修订吗？
（星洲日报／言路‧作者：陈慧娇）
关不住，丹心昭日月
2012/05/24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沈小珍
绿色、黄色和红色，你爱哪一种颜色？
绿潮、黄潮和红潮，你拥护哪一类民意浪潮？
5.20是有爱的日子。龙溪人在“我来自新村”嘉年华慈善晚宴上，激情的对另一半、家人或师生高喊“我爱你”，那是小爱；另一厢，各地有志之士齐聚关丹，勇敢的用红潮昭示拥护华教的热血澎湃。那是大爱。
绿黄红潮汇关丹
关丹红了，绿潮、黄潮、红潮都曾汇集于此，全国各地也此起彼落，一波接一波，大浪小浪，波涛汹涌，百川归海。
当绿色的反公害诉求遇上黄色的净选举诉求，再遇上红色的爱华教诉求，这个大选前的调色盘，最终会调出什么颜色？
2012年2月26日绿色盛会2.0，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一场反公害集会，由民间团体发起，在彭亨州关丹举行，出席人数估计达1万5千人以上。
4月28日：黄绿大合流，净选盟3.0和绿色盛会3.0同步举行，声势浩大，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场面，连执行任务的媒体人也遭池鱼之殃，导致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媒体人成了自家报章的新闻头条。
据悉4·28大集会除了国内11个城镇响应，全世界35个国家的85个城市也隔岸相呼应，而台湾媒体的不公允报道，引发小插曲。
当时台湾华视新闻断章取义，将4.28形容为"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延烧"，引起数百名留台大马生联署抗议，要华视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出面澄清，向大马人民公开道歉。
维护丹中不遗余力
5月28日：又一波民意浪潮在关丹掀起，5000人穿红衣到场支持，争取关丹复办独中。尽管这项诉求并非头一遭，无论成与败，红潮是最能引起我共鸣的，因为华教课题一直是华社胸口永远的痛，而东海岸三州唯一的一间独中，跟《南洋商报》有悠久的渊源。
1987年5月1日《南洋商报》主办“五一南洋行”，带动华社为吉兰丹中华独中筹得20万令吉建校基金。翌年4月《南洋商报》再度配合东海岸三州华社举办“十大歌星慈善义演”，为丹中筹获17万令吉；1990年3月丹中再办“十大歌星义演”，义款突破58万令吉；接着陆续办了6场义演。
在十大义演26年的历史上，丹中承办8场的纪录，是筹办次数最多的单位，并且11度成为十大义演受惠单位，足见东海岸华社维护硕果仅存的独中不遗余力。
无论是绿潮、黄潮、红潮，民意是王道，谈潮色变、无法力挽狂澜的极可能痛失王朝。谈环保、公平公正的选举以及华文教育，都是人民心中彩色鲜明的壁垒，坚不可摧。听不听，悉听尊便。反正关不住的，是一片丹心昭日月。
（沈小珍 媒体人）
转载自：本地报刊/评论版
～赤道论坛/时事述评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