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士春
董总的“325抗议大会”，催生了教育部的有关圆桌会议；董总兴冲冲的参加了，几个回合之后，发觉这个圆桌会议，原来只能在一些技术层面兜来兜去，于是决定退出。
这是一项明智之举，董总做对了。
其实所谓圆桌会议，只是教育部应对“325抗议大会”的急就篇，连局外人都可以看出那是一项志在买时间的权宜之计。我个人认为，董总一开始就犯了定位的技术错误。
“325抗议大会”的四大议决案，在本质上就是教育部和董总之间的事，要谈，就直接由教育部和董总谈，也就是直接磋商或谈判，圆桌会议是多余、累赘，甚至是碍事的，因为受邀出席的其他如教师校长等组织，都是教育部属下的官/雇员，他们凭什么资格可以和号称为华教民间教育部的董总坐在一起讨论政策问题？如果政府教育部因为特殊需要而非要他们出席不可，他们充其量也只能以教育部官/雇员的身份坐在教育部代表的后面，供教育部代表咨询一些内部问题而已，他们凭什么可以和董总代表坐在美其名曰圆桌会议的同一张会议桌？如果可以的话，部门的秘书长和官员，也可以在国会大摇大摆的坐在部长的旁边了。为什么他们只能坐在离部长很远的后座？为什么法庭记者不能坐在律师桌(Bar Table)旁(即使有空位)？这就是定位的问题啊。
明显的，教育部选择以圆桌会议的模式进行，应该是有其技术上的研究和考量的，例如可以很自然的制造“在技术层面兜来兜去”的条件，董总事先没有警惕，就贸贸然的出席，将自己的崇高身份贬到和校长教师的地位，这是定位的技术错误。希望董总在退出圆桌会议之后有所领悟，即使教育部日后再邀出席相关会议，必须先考虑身份的对等问题，坚持对口的教育部--董总直接谈商/判。这是董总大后方的强烈要求，相信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董总既然是统管华教事务的民间唯一最高代表机构，就必须坚持这个定位，不亢不卑，特别是经过“325抗议大会”的全面充电之后，这个定位已更加的明确和无可置疑。
随着董总离开圆桌会议，剩下的其他代表，包括声称仍然会出席会议的教总，都与教育部存在着主仆关系，肯定将是名副其实的教育部内部联席会议；不管桌子是方的还是扁的，总之，应该不可能再是圆的吧。
对董总来说，既然已经退出了圆桌会议，就让教育部继续进行它的内部联席会议，经过内部协调和整合之后，作好具体的准备工作后，再回来和董总谈政策和落实问题，也不为晚，反正几十年都等了；但华小师资严重短缺的问题，仍然是迫切和紧急的，教育部有责任在作了内部协调和统合之后，尽早和董总举行直接的双边对谈，这是民意。
华教问题，就是国家问题；一个民选政府必须有责任听取民意和解决国家问题。难者难，易者易，诚意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正当全世界都在急速的发展中文教育的时候，马来西亚没有理由不利用在董总领导下经过千辛万苦累积的现有华教优势，乘胜追击，赶上世界潮流。
谨此希望教育部和董总早日恢复直接双边会谈，尽快落实“325抗议大会”的四大议决案。(8.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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