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5/1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正常视野所见是一个立体世界，不正常视野，比如斗鸡眼只能看见一个平面世界，这是因为脑功能把其中部分的映像资讯删除，要不是如此，患者会有重叠映像。这两种视野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前后两者，分别放弃和保留了眼中所见的背景资讯。
李光耀双语之路是平面历史，因为好些相关时代背景被选择性的删除，由于平面历史是一种缺陷，因此，有必要补充个别历史事件过程中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他缺漏，以便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举个例子，书中42页：‘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为华校生开放大学门户。我告诉马来亚大学的副校长，凡是优秀的华文中学毕业生…都让他们进来…’；这种说法有必要进一步验证。实际上，当年有些华校生在中学时，就以私人考生身份考取剑桥9号文凭，所以高三还未毕业，已经具备了剑桥文凭资历。如果是这一类华校生进入马大，那么，为华校生开放大学门户的说法，只是一个以假乱真的忽悠说法，高明的取巧伎俩，不是事实的整个面貌。
李光耀双语之路的目的是自我辩护政策的正当性，进而巩固自己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名誉地位。从新书发布会的宣传重点，可以知道李光耀是通过三个要点来建立自己的论说：坚持自己没有消灭华人语言文化；强调提倡与维护英语文的必要和正当性；以及论证华人语文因为不合时宜注定失败的必然性。
这是李光耀新书的核心思维，因此，应该就从这些要点方向着手去翻翻史册，看看有什么补充资料，有助于更完善的去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
首先，李光耀是从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去建立不会消灭华人语文的论证。何有此说？不得而知，不过，或许，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历史上，只有外族人会消灭本族人的语言文化，没有自己消灭自己文化的先例。因此，理论上来说，除非李光耀打破了先例，要不然，一个是华人的李光耀是不会消灭华人的民族文化。
为此，书中27与28页讲述了这一个心路历程：1950年，刻意塑造华人形象，放弃洋名哈里，把原名哈里光耀李，更正为李光耀：‘为了打开一道通往政治生涯大门的念头。…我作了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从此，Lee Kuan Yew 成为我在公共场合的名字，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后来，每当报纸称呼我Harry Lee 的时候，我总是有点生气。’
话虽如此，但是，这60年来哈里李的称呼，历久常青，长期活跃在国际场合之中。
1996年，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认为这位苏伊士东岸之十足英国人的的哈里李，之所以变成李光耀，是政治本土化的必要过程，因为他必须争取当地社会的政治支持。
1997年3月30日，萨菲尔（William Safire）《哈里李的诽谤》：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就是他的美国崇拜者所熟知的哈里李。
2012年5月8日的一则新闻：询及为何对世界时局发展的诠释比李光耀（88岁）来得悲观，施密特（94岁）幽默地说：“很简单，我的年龄比Harry（哈里是李光耀的洋名）大一点儿。”
由此可见，功利务实思维下，哈里光耀李和李光耀，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身份长期以来都是同时并存，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适时的身份。换言之，正名完全是为了政治利益，并非民族文化认同，华人表象只不过是一个争取华人选票的的重要手段。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李光耀的自我辩护：‘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就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了。另外，不妨想想，李光耀为何会如此在意此事？
其二，李光耀心目中，殖民政府的英文教育是一个高水准的教育体系，书中22页：‘莱佛士学院…教授采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讲课…它考试和成绩分级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国大学还严格…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高水准，才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想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角度来看事物。’
从史料来看，李光耀的这一种观点，正好就是：狭隘，偏见，固执，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角度来看事物。要知道事情真相为何，不妨看看一位加拿大教育学者的学术研究，是如何评价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H W Wilson (1978: 250) ：从研究结果知道政府对实行的教育政策之结果，经常是始料未及，其中一个极为忽略的影响是文化失落，这是学习一个非原有传统之外来语文的必然事实。这一种丢失文化的征象早已经存在，只是历届的政府选择视而不见，不于理会。
1870年，一份报告已经指出：年轻人虽然能够讨个生计，大部分却只能读和写，讲一些不正确的英文，他们无法提升自己的文化能力。这种批评持续在往后的报告中出现。
1939年，一个委员会对高等教育进行审批，调查的结果是，委员会无法建议把莱佛士学院提升为大学的地位，最主要的理由是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无法成功的修完伦敦大学的校外文学士文凭。其中原因除了因为学院没有提供一些学科，比如拉丁文之外，更重要的是，学院的学生不具有必要的学识背景，也没有足够的英文能力去充分领会英国文学，或者，西方文明。
虽然如此，由于贸易和商业的吸引力，以及政府的鼓励，还是招来大批毫不知情的年轻人进入，这个会令他们陷入文化孤立的英文教育体系。这些取得经济优势却丢失自己文化的一群人士的出现，立即使他们在由其他语言文化区分的社会里，被孤立和受到排挤。
实质性的文化替代并没有发生，绝大部分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只学习到如何应付学校文凭考试，这是一个经过适度调整的考试，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和同辈英国学生同等的语言文化能力。他们只学习到足以谋生的基本英文水平。这一个过程让他们丢失了自己民族的丰厚文化传统，不论那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文化。
英校教育，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很表面的经验，这也使到他们没有机会好好的学习和领悟，一个完整全面的西方文化和文明传统。这造成了人们在精神上的贫乏干燥，这一些征象可以从新加坡缺乏本土文学和艺术传统的事实中证实。
拿学者的这一段结论来对比，李光耀的论述着实有些贾雨村和甄士隐的风格：过度高估了英校教育的价值，过度低估了英校教育的社会成本。当然，这也证实了李光耀是从政治利益，而非教育下一代，去考量和打造新加坡的教育政策。
回头看看，早年的华教知识分子，留下相当丰富的具有本土南洋特色的文化创造，包括小说，诗作，戏剧，电影，书画，其中的南洋画风更是一种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这更说明了马来亚意识是华人教育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可惜得很，这种本土南洋精神面貌，被李光耀的教育政策彻底清算，荡然无存。
其三，李光耀不认为华校是什么好东西，书中34页：‘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聘用来自中国的教师，以他们原来在广东或福建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教本地学生。’如果李光耀的言外之意是说，华校教师来自落后地方，使用落后的教学方法，那么，这一个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2011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报道詹朝霞所著《鼓浪屿学者》一书，其中对厦门的华英双语教育提供了详细的论述。历史事实是，厦门有相当成功的华英双语教学历史；这一个现象可以从部分的摘录一睹个中究竟。
‘鼓浪屿早期的两个教会学校，创于1881年的寻源书院与创于1898年的英华书院…’当年的这些学校以英文，音乐和足球体育闻名。
‘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老一辈鼓浪屿人比比皆是。今年83岁的原笔山小学校长林世岩，去年接受美国宣明会专访时，全程用的是地道的美式英语。生于1919年的原厦门二中朱昭仪老师，与小她5岁的弟弟朱思明教授，英语应用自如一如母语。’
‘英语，在这座小岛曾是与普通话、闽南话并用的语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鼓浪屿曾经沦为万国租界，十三国领事馆的存在与各国传教士的活跃，构成一种语言环境。’
‘已故国际园艺学家李来荣在他生前的口述回忆中说，他读养元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一二年后就由外国人直接教授。’
‘上海华东理工学院退休教授朱思明…他在英华中学读书的六年中，开设的英语课程就有英语（I）、英语（II）、英语语法、英语朗读、英语作文、英语翻译和英语演讲等…’
‘如果说英语和音乐，让鼓浪屿教育活色生香，那么体育的启蒙与弘扬，则为鼓浪屿教育增彩添光。’
李光耀会知道这些事迹吗？或许，因为这群学生中有帮助李光耀处理日本事务的黄望青，和‘如今在英国剑桥年逾90的朱晓屏教授’，朱教授应该是李光耀在剑桥大学的同期学生。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取得英女皇奖学金的第一人林文庆，在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厦门大学也被称为南迁的北京大学，因为有不少北大的学者先后到厦大任教。可见，中国南方并非什么没有文化的文明荒野地方，来自这些地方的华校教师更不是没有见过世面，没有文化教养的土包子。事实上，南来的中国学者中卧虎藏龙，李光耀从李微尘口中理应知之甚详。
综合来看，平面历史脱离历史真相，绝对不能照单全收，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历史，不能单靠李光耀的论述，读者有必要旁证博引，补充被李光耀忽略和遗漏的资讯。
转载自：《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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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视野所见是一个立体世界，不正常视野，比如斗鸡眼只能看见一个平面世界，这是因为脑功能把其中部分的映像资讯删除，要不是如此，患者会有重叠映像。这两种视野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前后两者，分别放弃和保留了眼中所见的背景资讯。
李光耀双语之路是平面历史，因为好些相关时代背景被选择性的删除，由于平面历史是一种缺陷，因此，有必要补充个别历史事件过程中的时代背景，以及其他缺漏，以便还原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举个例子，书中42页：‘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为华校生开放大学门户。我告诉马来亚大学的副校长，凡是优秀的华文中学毕业生…都让他们进来…’；这种说法有必要进一步验证。实际上，当年有些华校生在中学时，就以私人考生身份考取剑桥9号文凭，所以高三还未毕业，已经具备了剑桥文凭资历。如果是这一类华校生进入马大，那么，为华校生开放大学门户的说法，只是一个以假乱真的忽悠说法，高明的取巧伎俩，不是事实的整个面貌。
李光耀双语之路的目的是自我辩护政策的正当性，进而巩固自己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名誉地位。从新书发布会的宣传重点，可以知道李光耀是通过三个要点来建立自己的论说：坚持自己没有消灭华人语言文化；强调提倡与维护英语文的必要和正当性；以及论证华人语文因为不合时宜注定失败的必然性。
这是李光耀新书的核心思维，因此，应该就从这些要点方向着手去翻翻史册，看看有什么补充资料，有助于更完善的去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
首先，李光耀是从重新找回华人的身份，去建立不会消灭华人语文的论证。何有此说？不得而知，不过，或许，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历史上，只有外族人会消灭本族人的语言文化，没有自己消灭自己文化的先例。因此，理论上来说，除非李光耀打破了先例，要不然，一个是华人的李光耀是不会消灭华人的民族文化。
为此，书中27与28页讲述了这一个心路历程：1950年，刻意塑造华人形象，放弃洋名哈里，把原名哈里光耀李，更正为李光耀：‘为了打开一道通往政治生涯大门的念头。…我作了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从此，Lee Kuan Yew 成为我在公共场合的名字，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后来，每当报纸称呼我Harry Lee 的时候，我总是有点生气。’
话虽如此，但是，这60年来哈里李的称呼，历久常青，长期活跃在国际场合之中。
1996年，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认为这位苏伊士东岸之十足英国人的的哈里李，之所以变成李光耀，是政治本土化的必要过程，因为他必须争取当地社会的政治支持。
1997年3月30日，萨菲尔（William Safire）《哈里李的诽谤》：新加坡独裁者李光耀，就是他的美国崇拜者所熟知的哈里李。
2012年5月8日的一则新闻：询及为何对世界时局发展的诠释比李光耀（88岁）来得悲观，施密特（94岁）幽默地说：“很简单，我的年龄比Harry（哈里是李光耀的洋名）大一点儿。”
由此可见，功利务实思维下，哈里光耀李和李光耀，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身份长期以来都是同时并存，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适时的身份。换言之，正名完全是为了政治利益，并非民族文化认同，华人表象只不过是一个争取华人选票的的重要手段。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李光耀的自我辩护：‘这句话能相信吗？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三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么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就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了。另外，不妨想想，李光耀为何会如此在意此事？
其二，李光耀心目中，殖民政府的英文教育是一个高水准的教育体系，书中22页：‘莱佛士学院…教授采用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讲课…它考试和成绩分级的要求，可能比很多英国大学还严格…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高水准，才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想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角度来看事物。’
从史料来看，李光耀的这一种观点，正好就是：狭隘，偏见，固执，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角度来看事物。要知道事情真相为何，不妨看看一位加拿大教育学者的学术研究，是如何评价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H W Wilson (1978: 250) ：从研究结果知道政府对实行的教育政策之结果，经常是始料未及，其中一个极为忽略的影响是文化失落，这是学习一个非原有传统之外来语文的必然事实。这一种丢失文化的征象早已经存在，只是历届的政府选择视而不见，不于理会。
1870年，一份报告已经指出：年轻人虽然能够讨个生计，大部分却只能读和写，讲一些不正确的英文，他们无法提升自己的文化能力。这种批评持续在往后的报告中出现。
1939年，一个委员会对高等教育进行审批，调查的结果是，委员会无法建议把莱佛士学院提升为大学的地位，最主要的理由是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无法成功的修完伦敦大学的校外文学士文凭。其中原因除了因为学院没有提供一些学科，比如拉丁文之外，更重要的是，学院的学生不具有必要的学识背景，也没有足够的英文能力去充分领会英国文学，或者，西方文明。
虽然如此，由于贸易和商业的吸引力，以及政府的鼓励，还是招来大批毫不知情的年轻人进入，这个会令他们陷入文化孤立的英文教育体系。这些取得经济优势却丢失自己文化的一群人士的出现，立即使他们在由其他语言文化区分的社会里，被孤立和受到排挤。
实质性的文化替代并没有发生，绝大部分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只学习到如何应付学校文凭考试，这是一个经过适度调整的考试，因为他们无法掌握和同辈英国学生同等的语言文化能力。他们只学习到足以谋生的基本英文水平。这一个过程让他们丢失了自己民族的丰厚文化传统，不论那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文化。
英校教育，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很表面的经验，这也使到他们没有机会好好的学习和领悟，一个完整全面的西方文化和文明传统。这造成了人们在精神上的贫乏干燥，这一些征象可以从新加坡缺乏本土文学和艺术传统的事实中证实。
拿学者的这一段结论来对比，李光耀的论述着实有些贾雨村和甄士隐的风格：过度高估了英校教育的价值，过度低估了英校教育的社会成本。当然，这也证实了李光耀是从政治利益，而非教育下一代，去考量和打造新加坡的教育政策。
回头看看，早年的华教知识分子，留下相当丰富的具有本土南洋特色的文化创造，包括小说，诗作，戏剧，电影，书画，其中的南洋画风更是一种时代精神面貌的体现。这更说明了马来亚意识是华人教育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可惜得很，这种本土南洋精神面貌，被李光耀的教育政策彻底清算，荡然无存。
其三，李光耀不认为华校是什么好东西，书中34页：‘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聘用来自中国的教师，以他们原来在广东或福建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教本地学生。’如果李光耀的言外之意是说，华校教师来自落后地方，使用落后的教学方法，那么，这一个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2011年2月23日，香港文汇报报道詹朝霞所著《鼓浪屿学者》一书，其中对厦门的华英双语教育提供了详细的论述。历史事实是，厦门有相当成功的华英双语教学历史；这一个现象可以从部分的摘录一睹个中究竟。
‘鼓浪屿早期的两个教会学校，创于1881年的寻源书院与创于1898年的英华书院…’当年的这些学校以英文，音乐和足球体育闻名。
‘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老一辈鼓浪屿人比比皆是。今年83岁的原笔山小学校长林世岩，去年接受美国宣明会专访时，全程用的是地道的美式英语。生于1919年的原厦门二中朱昭仪老师，与小她5岁的弟弟朱思明教授，英语应用自如一如母语。’
‘英语，在这座小岛曾是与普通话、闽南话并用的语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鼓浪屿曾经沦为万国租界，十三国领事馆的存在与各国传教士的活跃，构成一种语言环境。’
‘已故国际园艺学家李来荣在他生前的口述回忆中说，他读养元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一二年后就由外国人直接教授。’
‘上海华东理工学院退休教授朱思明…他在英华中学读书的六年中，开设的英语课程就有英语（I）、英语（II）、英语语法、英语朗读、英语作文、英语翻译和英语演讲等…’
‘如果说英语和音乐，让鼓浪屿教育活色生香，那么体育的启蒙与弘扬，则为鼓浪屿教育增彩添光。’
李光耀会知道这些事迹吗？或许，因为这群学生中有帮助李光耀处理日本事务的黄望青，和‘如今在英国剑桥年逾90的朱晓屏教授’，朱教授应该是李光耀在剑桥大学的同期学生。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取得英女皇奖学金的第一人林文庆，在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厦门大学也被称为南迁的北京大学，因为有不少北大的学者先后到厦大任教。可见，中国南方并非什么没有文化的文明荒野地方，来自这些地方的华校教师更不是没有见过世面，没有文化教养的土包子。事实上，南来的中国学者中卧虎藏龙，李光耀从李微尘口中理应知之甚详。
综合来看，平面历史脱离历史真相，绝对不能照单全收，因此，要正确理解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历史，不能单靠李光耀的论述，读者有必要旁证博引，补充被李光耀忽略和遗漏的资讯。
转载自：《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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