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我论述的迷思──我读《新加坡双语之路》之五
东方日报/名家 2012年4月15日
作者: 陈良
李光耀这位大家长，总是「苦口婆心」要子民听话学习。於是，在自我美好的错觉中，一切的功劳都归功於他的「劝导」。今天再举例解说。
老人家喜欢回忆当年勇，炫耀他曾参与的1956年《立法议院各党派九人委员会华文教育报告书》（以下简称《1956年报告书》），来证明自己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的开明与苦心。这是由各党派出一、二位代表组成的华校调查委员会，李氏代表人民行动党，当时还是反对党。《双语之路》多次提及这份报告书，其中说到：
「……报告书也表示希望南大能够提供马来文这项科目，並向各族开放。」（页76）
言下之意，是委员会向南大的要求（「表示希望」）。但查看《1956年报告书》，是这样写的：「（南大）大学负责计划人员对本会委员保证，有意设立包括巫文之东方学术研究院，此诚可令人鼓舞兴奋。」（中译本，页30）这里並没说是委员会向南大「表示希望」，反倒是南大当局主动表示「有意」要开办马来文课程。至於所谓的要南大「向各族开放」，《1956年报告书》如此写道：
「吾人（委员会）希望，一若南大发起人之意旨（英文版第36页:『It is hoped that, as the sponsors intend』），此间大学及马来亚大学，能同样开放予新嘉坡居住而认本地为其家乡而效忠之各民族。」（中译本，页30）
看，连《1956年报告书》也承认，开放给各族学生为南大发起人原有之「意旨（intend）」（这个「发起人」便是陈六使等人了）。这点可印证於南大其他文献，也符合歷史事实。连自己参与撰写的重要文献，都能这样自我否定，颇有「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精神呵。如此闪避滑过，倒果为因，李氏即巧窃了美名，也把南大宣染成一所极端的沙文主义大学了。
这种宣染论调，持续到1965年变质南大的《王賡武报告书》。对於这份报告书所引发的大学潮，胜利者说：
「报告书（《王賡武报告书》）建议南大向来自各源流学生开放、设立教导不同语言的语言中心及一个马来文系。报告书被认为是要消灭南大华文特色的另一个企图，难免又激怒了一些南大学生……大学开除了超过100名暴动的学生。」（页87）
好一个「激怒了一些南大学生」的话语。但他肯定知道，这个新马学运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学潮，持续了39天之久。而且，全校学生都参与了罢课（包括不少的老师），不管左右派或中立者，同仇敌愾，反对报告书，对抗军警围剿校园，哪像是「一些」人在闹事呀。至於说那些被开除的学生「暴动」，一字贬死，严於斧鉞。当然，在他的「政治正確」来看是没错的。但李氏似乎忘了，他就是因为1954年担任「暴动」华校生的辩护律师，贏得了正义形象而跃上政治舞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政客的自我论述岂能轻信？
选择性记忆和自我神化
再看另一个经典的「黑白讲」。大概是胜利的美好感觉太久了，他竟敢说：「报告书（指《1956年报告书》）出来后……华校生虽然开始学习英文，英校生也学习华文，但都没有考试。」（页37）什么！要在1956后华校生才「开始」学英文、英校生才「开始」学华文？OMG！没看错吧。看他又说：「英殖民地时代，受政府支持的英校，根本不重视华文；而华人社团创办的华校，也排斥英文。」（页112）是的，確定没看错，这原是他的认知。
这话应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是「李氏自恋体」的风格了。他不也称讚了1937年公教学校採用中英並重的教学吗（页112），何以自相矛盾至此？1904年创校的中华学校，课程表中就已列明英文一科了。再看1919年到南洋作教育考察的侯鸿鉴，就明確提到新加坡的启发、祟正等华校的英文课。不仅如此，有些华校的英文课还过重呢，例如檳城时中学校「一年级英文钟点太多，国文（华文）钟点太少」，中华学校更是「趋重英文」（侯氏著《南洋行旅记》，页31、33）。
如果李光耀还不服气，就看他自己参与的《1956年报告书》吧。报告书附录部分就收录了当年华、英校的课程表，清楚標明华校从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很高比重的英文课，到了中学阶段，英文课还比华文课多出一节（英校小学也有上各族的母语课，中学则无）。说什么华校「排斥英文」，谁能信之？
所谓的「自打嘴巴」，大概就是这回事了。选择性记忆和自我神化从来都是独夫老人的心理特质。唯有如此，才能久假而不归地宣染成是他令华校生学说英语、让英校生学讲华语的伟大假像了。
当《1956年报告书》议会通过后，他又苦口婆心说：「我既然代表人民行动党作为这个委员会的一员，就必须说服讲华语和方言的人接受它。」（页37）看「苦心李」又在好心地「说服」他的子民了。也许他有「劝服」过，但他忘了，华人是很现实的，从来都不会反对学外语的。报告书里不也清楚写到：
「最令人欣慰与惊异者为华校与华文教育者於致吾人之备忘录中所表示者，不但不反对华校教授巫文，甚而进一步强调巫、华、英、淡美四大语文之重要性，並主张应在本邦学校与议会內享同等待遇。」（中译本，页9）
看到华教工作者对其他语言的积极与开明態度吗？以至於连委员会都感到「欣慰和惊异」，这点当时李氏一定也印象深刻的。为了確保多语教学的成功施行，同一页里还记载：
「幸得中华总商会派出陈六使、高德根与连瀛洲三位代表蒞本委员保证可在学校中施行多种语文。本委员会对此不胜感激之至。」（中译本，页9）
陈六使作为当年最孚眾望的华社领袖，是他等人向委员会保证华校的多语教育。「幸得」二字可圈可点，以至於委员会对他们「不胜感激之至」，这点当时李氏一定也包括在內的。没想到多年后，苦心李反过来硬拗成是他「说服」了华人来接受，好笑；更没想到当年的欣慰和感谢，却落个日后的无情打压，可恶。
李光耀强调，他推行「双语政策」是希望能够保存华校的价值观与优良文化，可谓用心良苦，宏恩浩荡。但是华校的教育，第一是教人不说谎言，二是不扭曲事实，三是不骑劫別人的成果。看来苦心李应该以身作则，回去华小好好从头学起了。
天下人亦当记之──我读《新加坡双语之路》之六
东方日报/名家 2012年4月22日
作者: 陈良
在《新加坡双语之路》里，李光耀挟《1956报告书》以自威，却弄巧反拙抖出自身的齷齪。原来，反倒是陈六使等人对多元教育做了背书。
其实，1956年年初新加坡立法议会已通过採用英、华、巫、印语为立院通用语言；1957年又通过公民权法令，使到22万华人获得公民权。
这些成果都与中华总商会的爭取与施压有关，陈六使便是其中重要的推手。前者奠下《1956年报告书》的基调与语文平等局面，后者则促成这批22万新公民的合格选民，臂助了李光耀贏得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
换言之，是陈六使间接催生了李光耀，没想到代价是被他剥夺掉公民权与关闭南大。政治之无情无义，莫甚於此了。
李氏痛恨陈六使，或与反共政治有关，而他决定剷除陈六使的导火线，竟是这样的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还以顏色，他在1960年1月委任被关进监牢的亲共的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博士为南大副校长。」（页77）他在回忆录里，也同样重笔记了此事，后面並加一句：「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
陈六使「亲共」？
是的，仅仅是「亲共」而已，李氏也绝不容忍，绝不手软。记仇与疑忌，从来都是雄猜之主的心理特质。他会记仇一辈子，等到最后以胜利姿態写进回忆录与钦定史书里。
李氏很喜欢给人扣红帽，但可信度有多高，没人知道。从他诬告谢太宝是马共份子却拿不出证据来看，对其指责都要存疑。不信的话，再看《双语》这段抹黑：「在（南大）学生会任职的一些马共和亲马共学生，在1956年10月暴动期间组织的反政府活动上扮演了领导的角色。」（页79）
这里指「中学联」被迫解散后的学生暴动事件，是发生在1956年10月没错。然而，被指责为马共外围组织的南大学生会，却是成立於1958年4月呀！要污衊人家也得有个谱，以为隨口栽赃，便可一手掩天下人耳目，如此自恋狂大，举世少见！
对於陈六使，李氏將他列为黑名单的榜首，连林清祥都没有此「荣殊」。李氏指责说：「亲共组织和受这些组织所操控的陈六使等成功商人，担心南大会因此受到政府监控，南大的亲共势力也会被剷除。」（页73）
说陈六使「亲中」这没问题，但他是大资本家，他会「亲共」吗？据解禁的英国档案，当年殖民政府的密查结果：「还没有证据显示南大赞助人受到共產主义的影响。」再看，1950年陈六使的益和胶厂不幸遭人纵火，损失惨重，半世纪后马共总书记陈平接受採访，承认了那把大火是他们放的（《星洲日报》1998/9/26）。
只是陈平话锋一转，认为陈六使的贡献极大，后人应该为他立一座纪念碑。是的，陈平不会记仇一辈子，一笑泯恩仇的风度，想是受过华校的陶冶所致。这种胸襟岂是记仇苦心李所能比擬？
为了打击陈六使，李氏使出了道德绝杀，指陈六使没將子女送进华校读书，並透过南大生何家良的口说：「陈六使承诺捐出500万元，却还拖欠250万元。」（页88）李氏说他看不起这样言行不一的人。
我们承认陈六使这个缺失，但这点无法掩瑜他的贡献与伟大。比起那些誓言旦旦绝不关闭南大而后食言的无情无义之人，谁会更让人看不起？
至於说陈六使拖欠250万，李光耀忘了1963年陈六使被他剥夺了公民权，待罪之身，动輒得咎呀！他也忘了1964年时，他的政府已接管了南大。既使如此，当1966年陈六使听闻李政权所赞助的南大礼堂经费不敷时，他私下通过別的名义捐出50多万。这事被南大校友郑奋兴形容为「陈六使老先生给南大的最后一份礼物，而且是一个很大和及时的礼物」。
接下的故事，如眾所知。南大被关了，鳩佔鹊巢，当局採取「灭跡行动」（郑奋兴语），將南大特有景物一一剷除。陈六使塑像被藏起来，捐献南大的名录牌匾被拆下来，连那份陈六使最后的贵珍礼物也被夷平了。
是非功过应由后人评述
为何李政权如此仇视南大及陈六使？天威难测，外人无法揣度。不过，有些线索令人玩味。《双语》说到：
「（五一三事件）开始了我对华校生世界的认识。他们个个生龙活虎，是理想主义者，不自私，准备为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完全献身於革命事业，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世界，他们积极奋进的心態，使我对他们刮目相看。」（页33）
「我相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加入我的阵营，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们这群受英文教育者的朋友，那我们的事业永远不会成功。」（页34）
这两段文字很重要，李光耀的回忆录也同样出现。第一段吐露了他对华校生的畏惧，第二段更是露骨表白：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要收拾华校生，为他所用，决不手软。
往后的故事，如眾所知。他是胜利者，他笑到最后。甚至到最后，是「毕业於南大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如庄日昆及何家良，同意在南大情况进一步恶化前急须出手干预」（页91），这段文字同样在他的回忆录里反覆出现。这是最快意酣畅的时刻了──不是「我」要关闭南大，而是你们自己要求「我」来关闭。
所以，当南大生为李光耀的关闭南大背书、夸美华语运动的英明神武时，一点都不让人惊讶，反倒让我想起一句话。当年，唐太宗看到进士鱼贯步出时，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
但请別误会，我不是拿李光耀来和唐太宗相比，他差得远呢。专制时代尚有法度，歷史得由史官来撰写，皇帝不会也不敢自写歷史，以示公平。不仅於此，唐太宗曾恳求要看当朝国史，却被褚遂良断然拒绝。褚氏还说，若皇上做了坏事，史官將据实直书，在旁的刘洎插嘴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人亦当记之。」太宗点头称是。
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第三外语学来的华文很难明白这道理。其实，西方文明也一样，政治人物决不会钦定自身的歷史，回忆录也仅是私人的回忆吧了。一切是非功过，且交由后人去评述，居位者应该避嫌。在歷史前面，人要懂得谦虚，这是文明人的基本修养。
所以，无论李光耀有多大的成就，潘翎教授早已对他盖棺论定了：「但是，许多华人对他的傲慢无礼表示疑问，仍然认为他是野蛮人。」（《炎黄子孙》，页294）
转载自：东方日报/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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