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能脱离实场
2020/01/25星洲日报/东海岸
~作者：黄先炳博士
博士是学位，教授是职称。我有博士学历，但不是教授，人家称我教授，我会很尴尬。教授薪酬很高，他们是大学的中坚分子，必须遵照大学制定的标准做出学术贡献，例如每年在核心期刊发布多少篇文章，带多少硕博生等。我不符条件，不够资格。
若说本地人因陌生而混淆，中国教育界不可能如此吧？好些中国朋友都称我为教授。澄清后却觉多余，他们是故意的。他们觉得我在高校任教，一边传授教育理论，一边又可以直面儿童，进行教学。这是比较罕见的。我喜欢这样的判断。不是因为帽子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点出教育的真谛：理论和实践必须并重。只说不做和盲从瞎干差别不大，知行合一才是王道。
在南京留学时，同学笑说学了屠龙之术，以后恐无用武之地。所以，回国后我便申请马大教职，希望持续学术工作。事不从人愿后，我安下心来，希望做好我的职责——培训好新一代教师。
这一“安心”可不得了，我百分百投入教育了。我太太失去了陪她逛超市的伴侣，孩子失去了带他们去海边戏水的父亲，他们身边却多了很多活力十足的教职员。从课内到课外，我和学生的话题就是如何把教育工作做得更好。我说、我写，我身先士卒，我和他们一同钻研教材、分析课例、反思教学；我们检讨、也展望，但最终一定化为实践，应用到教育现场去。
虽然偶有机会转换跑道，从事行政或监察的工作，但我都不愿意。总感觉我们的制度会让当官的远离教学实场，离开学生实际的需求更远。
师范学院早期有个制度，讲师要定期回学校教学，体验实况进展。我去过八打灵育才和关丹士满慕执教。这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后来甄选的县教育厅专科培训官员，应该也有这样的要求。管行政的若也有上实体课的经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或许会缩到最小吧？
英才制度与社会公平
2020/10/20 星洲日报/言路
~作者：温思拯
全球的冠病疫情依然不见好转，即使有疫苗即将上市，但是有效性与大量生产分配到各地也需要一段时间。各国经济受到重击，很多人一生的努力因一场瘟疫而化为乌有。我们看到无论是高薪的白领或是低薪的蓝领阶级都无一幸免，很多具有高教背景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士被迫转行从事劳动的工作如送邮递和开Grab等等。
从小学到大学，大多数父母都会告诉子女卓越的学术和课外表现是进入名校和得到更好就业机会的入场券。显然的，名校的学生比普通学校的学生可以得到比较优先和更好的资源与机会。我们奉行的英才制度（Meritocracy）是个相互竞争和排挤的制度，在高竞争的环境下筛选出所谓的“精英”来治理企业。许多国家常规筛选的制度都是较机械化的测验来决定学子的未来，如马来西亚高级学校文凭（STPM）。
为人父母都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于是费尽心思和金钱，盼望把孩子送入最好的学校，希望孩子们可以赢在起跑点。在这样的社会竞争制度下，除了各种各样的补习外，还有各类的课外活动，只为了孩子们可以满足英才制度的筛选期望。不知不觉中，这样的制度抹杀了很多创新的可能性，也导致教育罐头化。
有鉴于此，我们所建立在英才制度对公平狭义的认知只以个人某方面的努力和天分为标准，因此一部分的人得到特别的优势和奖赏。因此，很多人会认为“因为我努力和优越的学术表现，所以我应得进入名校和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可是，却很少有得到特别待遇的人会问“是否我应得这些特别的待遇和奖赏？这样的待遇是否公平？”。
当我们把公平简化为英才制度时，我们有必要问“该体系是否平衡和有效？”。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运作不能只依赖一小部分的人（所谓精英），而是需要全体人民的努力和参与。笔者认为“Merit
is Not Equal to Academic Excellence” （功绩不等于学业卓越）,
所以切莫让扭曲了的社会期待抹杀了其他方面的天赋和功绩。我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阶层隔离政策，那看不见的玻璃窗把许多人隔离在外，深化社会阶层的分裂。
一场疫情把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制度进行大洗牌，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思我们对公平和包容的定义。在疫情来袭前，尽管许多人觉得大马的大环境每况愈下，但只要努力一定“找得到吃”。然而，当今我们面对全球经济动荡和资源不足分配时，大马人的收入差距和社会阶层差异必会日益严重。在这样艰巨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面对减薪和被裁员的挑战，会觉得自己的遭遇不公平。不过，这样的经验更反映出有很多人也是在这样“不平等”的社会期待框架下成为“受害者”。
所谓能者多劳，笔者并没有否认比较努力和有天赋的人应该被重视。然而，一个进步和健全的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和功绩。可惜的是，社会与收入的不平等和被扭曲了的刻板印象就像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它不仅侵略着他人的自由与发展，这种不平等与排他的现象也是导致社会分裂的起点。所以，我认为一个包容的社会是打造一个更公平社会的前提，因为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懂得接纳和欣赏他人的不同；一个和谐的社会定是互相尊重的社会。
选读国中或独中？
2020/10/19 星洲日报/柔佛透视
~作者：罗慷凯
笔者日前带孩子到居銮中华中学报考新生入学试。其实，小学六年级的毕业生家长，都会为
来年让孩子选读国中或独中而费尽思量，近年来也有不少家长把孩子送进私立国际学校就读。
让孩子就读家长信任的中学，不荒废孩子的学业及拥有更广的升学出路，都是家长费心考量因素。
笔者中学时就读国中，国中执教的师长多是友族教师，所读的课本（除了华文与英文）是以国语学习，平日校方举办比赛、庆典或集会也以国语为沟通语言。
因学习的语言环境，笔者很快掌握国语，毕竟语言的掌握在于所处的学习环境。
就读国中也让笔者拥有许多接触友族的机会，从日常学习生活中，更有效了解友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文化；掌握并考好国文让笔者顺利考上政府大学，踏入社会工作时也更容易融入友族交际圈。
当然，独中教学也讲求三语并重，笔者赞赏独中在传承母语教学的同时，也注重英语及国语的应用，而就读独中的学子在追寻知识时，也十分注重德育发展。
笔者的銮中毕业好友告诉我，銮中校训中“礼义廉耻”四训，是他一辈子把持的处事精神，这让笔者深为感动。
此外，独中的数理科及课外活动成绩优异也是大家有目共睹。只要学生肯学，独中教育确实能够做到身、心、智三方面的均衡发展。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选择就读国中或独中，学生都应以正面与正确的态度求知，在教师有教无类的努力执教之余，也要自觉自发的发愤图强。
临教、师训悲歌唱不完
2020/10/17 星洲日报/柔佛透视
~作者：叶知秋
临教的“职位”由来已久，我国独立至今63周年，临教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是必须重视的。
临教是合格教师不足衍生的畸形产物，当学校派来足够的合格教师，临教就必须离职，因此临教是不受保护的一个“服务群体”。
七八十年代，华小临教的凝聚力最强，热爱教育的临教在各州临教公会旗帜下，大家团结一致，据理力争，为华文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记忆中，历任柔州临教公会主席有魏学山、周华章等。彼等为了临教四处奔波，见教育局长，甚至到教育部求见长官，目标只有一个，协助临教能顺利踏入师训门槛。
提升临教的教学能力，也是临教公会衮衮诸公努力的方向，所以大家经常在舞蹈班、汉语拼音研习营、生活营等场合碰面。无他，全力塑造、培训更具说服力的“全能教师“，希望凭著“雄厚”的各种履历（参加证书），辅助自己成功申请师训。
临教公会已在多年前“销声匿迹”，前因后果一言难尽。
如今，临教若有遇上问题，只有自己设法解决。有人说网络时代，求助更加方便和快捷，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毕竟事无绝对，有其利必有其弊。
顺利完成师训，还有一道最令师训生和教育系课程毕业生“忧心忡忡”的便是面试，若面试不及格，有关教师就不是合格教师，不能享有合格教师的福利。
笔者任职教育部期间，曾受促到各校为连续3次面试不过关的教师进行教学评估，给他们另一个机会。
对于这一小撮面试失败者，笔者深感同情，也尽力协助，因为笔者始终认为，单靠面试的几道问题，是不能正确地、客观地评定有关教师的真正实力，也不能就此否定教师几年的师训练，毕竟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态度与能力更为重要，也更有标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