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柳昆
2020/10/09/《印尼新报》
从1945年印尼独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印尼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印尼华侨在这十多年里，大体上得以安居乐业。1950年4月，印尼与中国建交后，印尼华侨的政治取向立即泾渭分明。
大部分华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小部分华侨则延续新中国成立前的立场，继读支持国民党。于是，全印尼的华侨社会分成两派，红派和蓝派（互相戏谑为红屁股和蓝屁股）。两派各自办有社团、学校和报刋。华侨总会、中华总会、华侨商会或同乡会、联谊会，在印尼各地兴办得轰轰烈烈。据统计，截止1957年，全印尼共开办华侨学校1669所，有学生45万（1957年印尼实施《监督外侨教育条例》后幸存华校650所）。印尼较著名的华校有，如：雅加达的中华学校、巴城中学、八华学校等；苏岛的棉华中学、巨港中学、等；万隆的华侨中学、清华学校等；泗水的新华学校，等等。印尼较有名的中文报刊有，雅加达的新报、生活报、天声时报、觉醒周刊等；泗水的华侨新闻、大公商报、新生活等；棉兰的民主日报、苏门答腊民报、苏岛时报、新中华报等。
印尼和中国，双方高层往来甚密。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尼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后刚一个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1956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北京。那个时期，印尼华侨社会呈现一派太平盛事局面。华侨的政治立场虽有“红”、“蓝”之分，一般都“井水不犯河水”，各办各的事情，各做各的生意，日子过得舒舒坦坦。华侨小商、小贩经营的足迹遍布整个印尼城乡。小到只有一条街的村镇，往往都会有一、两家华侨的店铺。他们与印尼人关系融洽，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们宁愿在偏远的小镇开店，只因竞争者少，生意容易做。在一个小地方，随便开一间“阿弄”店（杂货店），经营得法，勤俭节省，一家七、八口人过安逸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还能供子女读书，读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甚至送回中国继续升学。
当时，我在棉兰读书，感觉棉兰就像中国的某一座城市，中国味很浓，充满中华文化。许多街道都用中文命名，如，北京街、上海街、南京街、广东街、福建街、孙逸生街、关帝庙街，……。十多间电影院多数也取中文名，如，大华、国泰、百代、国大、晨光，等等。走在棉兰的大街小巷，中文招牌赫然在目。
夜晚中文招牌、广告的霓虹灯五光十色。华侨办的学校，在显著的建筑物上，醒目地用中文大字标出校名，如，棉华中学、崇文中学、苏东中学，……。一些社团还组织舞狮队、篮球队、文艺剧团。较出名的球队有“长城篮球队”和“白光篮球队”。“新中国剧艺社”和“崑崙剧团”，演出的节目主题多数与新中国有关。1958年，棉兰华侨的进步剧团演出的大型话剧《五祖庙》，轰动了当地侨界。
《五祖庙》是现代作家巴人（王任叔＜注＞），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的话剧。内容为，当地五位青年华工，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欺凌，为了众多华工的尊严，合力杀害欺压他们的工头。最终，五位华工遭荷兰殖民者杀害，五人平均年龄只有17岁。为纪念五位华工，当地华侨在棉兰建了一座寺庙，取名为五祖庙，五人被视作神祖，世代供奉。棉兰进步剧团还相继演了中国话剧作家曹禺的《雷雨》话剧。本人有幸观看以上这两个话剧，叹为观止。印尼进步华校都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中国）和（中华）民族主义精神为办学宗旨。因此，大多数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用以及教学内容都“中国化”和“政治化”，尤其在中文、历史和地理等科目的教学中更为明显。甚至一些学校的校长和一些教师，是从中国过来的。
从1950年到1958年，整个印尼心系新中国的红派华侨的势力，大大超过亲国民党的蓝派华侨的势力。每逢10月1日中国国庆节或8月17日印尼国庆节，进步华侨家家户户，自觉升起中国国旗和印尼国旗，五星红旗、红白旗在大街小巷飘扬，场面壮观。大城市进步华侨学校的学生，还举着中印（尼）两国国旗上街游行，开展庆祝活动。每个学校的礼堂墙上，堂而皇之挂着苏加诺总统和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照片，以及两国国旗。各进步学校大唱中国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唱祖国》、《我的祖国》、《延安颂》和《团结就是力量》等。电影院大量放映新中国影片，如，《平原游击队》、《董存瑞》、《南征北战》、《女篮五号》、《柳堡的故事》和《祝福》等二、三十部国产影片。许多学校还包场（电影院），组织学生去观看中国影片。放映《上甘岺》时，我所在的棉华中学，就包了几场学校附近的大华影院，组织各班级学生集体去观看。
新中国成立后，全印尼每年都有大批爱国华侨学生回国升学。每年6、7月间，雅加达、泗水、三宝垄和棉兰等地的海港码头上，挤满了北上的学子和送行的亲人，成了印尼华侨社会，前所未有的充满爱国的盛大集会。这些学生大多是高中毕业准备回国读大学的，因印尼没有中文大学。也有部分是小学、初中生，因爱国热情所激发，也决定回国继续升学。这一股回国热潮，牵动着千家万户，子女回国升学的意愿，得到了许多家庭的支持。这些莘莘学子，自费买船票，离别父母、亲人，放弃可能获得的财富，誓为归国学成后建设祖国。据统计，1950年至1958年，回国升学的侨生超过五万人。
1958年，印尼发生了令蓝派势力几乎崩毁的一件事。那年，台湾当局卷入美国策划的试图推翻印尼政府的叛乱活动，为反叛者提供后勤物资。在反叛者被镇压后，印尼政府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进行了大规模整肃。抓捕国民党华侨的代表人物，封闭国民党在印尼的党部，关闭亲国民党的华侨学校、华侨社团，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实行人身控制，没收他们企业的资产。这一猛烈的打击措施，使印尼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急剧衰亡。1958年，全印尼被关闭的亲国民党的华侨学校约有200所，许多学生就只好转学到进步学校。我当时就读的棉华中学，一时间学生人数猛增。课室不够用，就把三层楼的学生宿舍的底层宿舍改为课室，住宿生被调整到二、三楼住宿。
然而，到了1959年下半年起，印尼红派华侨的大好时光嘎然结束。从此，印尼掀起的反华排华活动，一发不可收拾。苏加诺的施政，从左转向右，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从历史渊源上看，印尼华人并非生来就和印尼原住民有什么冤仇。
在1945年印尼独立前，荷兰人统治印尼达365年。期间，殖民者有意挑拨原住民与华侨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的做法，比如，让原住民和华侨分开住，有意突显华侨优越的居住条件，坐车坐船也分开。荷兰殖民者还给予华侨经营酒庄、鸦片馆、当铺、和贩盐等特权。由此，使印尼原住民眼中，华侨成了“剥削者”，民族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加诺等一批民族主义革命者，成为独立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以提高与振兴印尼人的经济政治地位为己任，把民族主义奉为至高无尚的真理 ，在其建国五项原则中，民族主义被列为首位。苏加诺等人把民族主义当成法宝，其结果必然产生排外倾向。华侨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俭的品德，又善于商业经营，经济积累日益丰厚。1950年后，印尼出现了许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富豪。苏加诺等一批民族主义者，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 视华侨经济为“殖民时代的残余”，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从1956年起，陆续出台了限制华侨经济的30多种的政策。1959年，为了打击富裕华侨，印尼政府将大面值钞票进行贬值，即将500盾和1000盾的纸币，分别贬值为50盾和100盾，在侨界称为“剪纸币”。当时，我在棉兰，手上存有一张500盾的纸币，准备买一部约200盾的单车，结果，剪纸币后只剩50盾，买单车的愿望破灭。印尼政府还规定，在银行的存款如超过2.5万盾，冻结90％。这些做法，使相对富裕的华侨，经济损失惨重。
1959年6月，印尼颁布《总统第10号令》，禁止县以下的外侨从事商业零售，以扫除殖民经济残余的姿态，掀起了一波大规模排华运动。导致印尼全国约50万华侨的生计受到影响。中国派接侨船撤侨约10万。应该说，从印尼独立后至1959年，十多年时间，印尼华侨的日子，基本上还算是比较安定的。
（注）王任叔，笔名：巴人（1901—1972），淅江省奉化县人。1941年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法西斯斗争。1942年2月，飘泊到印尼苏门答腊，辗转先达、棉兰等地，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进周刊》、印尼文《民主日报》，写成大型话剧《五祖庙》。1947年10月回国。1950年任中国驻印尼首任大使。1952年卸任回国。
(海南兴隆张柳昆供稿/江门黄抵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