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广益
2020/10/14 《印尼新报》
——前言——
“巴城中学屹立南洋为我华侨首创，贤师益友教学相长融融欢乐下堂。
愿我同学努力自强前程万里无量，祝我巴中声教远扬蔚为祖国荣光。”
每当巴中校友在祖国，在印度尼西亚，在香港，或在世界其他各地聚首，唱起这首庄严和谐的巴中校歌时，禁不住心潮澎湃，二三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的往事，好像又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多么熟悉的校舍，多么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的面孔，多么熟悉的声音……好像这一切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
然而，无情的事实是，这所战后由印尼华侨自己出钱出力创办的著名华侨中等学校，1966年被关闭。它的校友仍遍布世界各地，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怀念曾在那里学习过的母校，怀念教育过自己的老师，怀念同窗数载的同学，也怀念巴城中学热爱祖国、热爱母校和互助友爱的良好学风，并以此激发自己“努力自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所以，将这所在印尼雅加达存在了
21年（1945.10－1966.7），并对当地华侨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培育了一代华侨子弟的中学的校史写出来，相信仍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联合中学时期（1945.1——1946.7）已故首任校长司徒赞曾指出，联合中学（巴城中学的前身）的创办，是“爪哇重光后巴城华侨大团结的表现，也是多多年来吾侨理想中的产物。”事实确实如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印尼宣布独立。接着许多著名的华侨教育家陆续从日本的集中营被释放出来，或者从避难地相继返回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这时摆在华侨教育家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是如何迅速创立一所华侨公立的统一中学，以摆脱战前分帮分派办教育的格局！一方面借此以促进华侨社会内部的团结，以适应战后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三年多来由于日本统治期间（1942.3——1945.8）不许华侨办中学而饱尝失学苦楚的华侨子弟能尽快有机会上中学读书。
9月21日，华侨教育界的几位知名人士司徒赞、朱自梅、刘宏谟、刘耀曾和沈珍传等分别代表广仁学校、华侨公学和福建学校，举行第一次座谈会，就上述问题交换意见，决定由三校舍办临时联合中学，暂借广仁学校和华侨公学为联合中学校舍，经费则由广肇、华侨和福建三大侨团平均负担。24日，召开第二次筹委会，决定一切校务由主办的三校各派二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主持，下设教务、训育（后改为教导）和事务（后改为总务）三部，主持校内行政。由刘耀曾任教务主任、刘宏谟任事务主任、赖绍基任训育主任（1947年1月赖氏辞职回国，由李易洪接任）。10月3日，在第四次筹委会上决定校名为“广仁学校、华侨公学、福建学校主办临时联合中学”（简称“联中”）。10月9日，成立校务委员会，司徒赞被推为常务委员。
在联合中学成立的前夕，该校发表了下列启事，以表达华侨教育家们创办此中学的指导思想以及他们理想：“启者：处兹世界大战已告胜利结束之际，我国己跻于世界强国之列，惟文化水准，仍极低下，今后非积极整顿教育，不足以完成建国之大业。过去本吧中学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教学训练，均难臻完善，敝校等深觉我国国民亟应以大国民之气度，放弃过去分帮分派之封建思想，联合一致，集中人力财力，合整个华侨为一体，创办一华侨公立之统一中学，以适应此新时代之要求，而为改良华侨中学教育之始基。惟兹事体大，筹备需时，现为促进实现此中等教育之最高理想起见，暂由敝校等合办一临时联合中学，以显示我华侨统一团结之诚意，一俟我华侨全体公立之统一中学筹备就绪，本校即可归并办理。深望我侨明达，鉴此愚诚，促其实现，是所至祷！”
10月15日，联合中学在还没有自己校舍的情况下，假广仁学校举行隆重开学典礼，司徒赞主持了这个有800余名师生员工参加的激动人心的开学仪式。于是战后一所新的华侨中等学校正式诞生了，而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以后便被定为巴城中学的校庆日。联合中学创办伊始即录取了717名学生，计编初中一年级7班、二年级4班、三年级1班、高中一年级1班，另开一高中特别班，以适应学生回国升学或走向社会就业等的特殊需要。后来，为了满足从外地闻风而来的求知青年的要求，于10月24日举行第二次入学考试，再录取了
80 余名学生。这样，经缴费注册正式入学的学生共达716人，一举成为战后华侨创办的三大中学之一。开学之初，聘请的教师共27人，他们是：司徒赞、刘耀曾、赖绍基、刘宏谟、何福同、凌汉云、李易洪、王耀西、钟轫程、韦同芳、温湘兴、温鸿琳、刘宏谦、庄传升、陈熙泽、曹燮贤、黄应基、黄诚温、康祖硕、萧范群、张德基、庄劲民、温吉庵、吴民璜、余寿浩、严季将和胡秀英。他们之中不少人战前就已经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华侨教育家，师资阵容，可谓不弱。
联合中学由于还没有自己的校舍，不得不借广仁学校作为该校的行政中心，华侨公学作为第二校，宛朗岸的中华女学校作为第三校；而且，由于物理实验室设在广仁，化学实验室则设在华侨公学，学生们也因此不得不往返奔跑上课。然而，由于教师多抱着牺牲个人安乐的崇高精神，认真教导、循循善诱，学生则勤奋学习，团结友爱，加上得到社会上热心人士的尽力支持，联合中学不但维持下来，而且校务蒸蒸日上，打破了以往先建校舍后才招生上课的办学常规，这确实是华侨办教育史上的奇迹。1946年6月，主办联合中学的三大侨团致函成立不久的中华总会文教部，表示愿意将联中无条件地交出，和其他中学合并，以实现创设华侨公立统一的完全中学的理想。
7月14日，中华总会文教部召集各有关侨团代表商讨此事，决定将联合中学改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并成立由31人组成的筹委会负责接办工作。这些人是：林伟明、谢左舜、李友三、陈永福、郑锦标、区季淮、黄根源、吴树挂、李春鸣、麦爝煊、陈间樵、郭美丞、李金水、陈兴砚、温德玄、温湘兴、徐琚清、许庆娘、刘宏谟、司徒赞、杨新容、蒋时海、赖景星、丘发秀、陈晋棠、章勋义、刘耀曾、郭麟瑞、施文连、林香串、洪渊源。这些人都是巴达维亚华侨工和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虽然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各异，但大家都能够凑合在一起，在当时确实体现了战后初期华侨社会的大团结。
巴城中学时期（1946.8 一
1966.7）1946年8月10日，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第一届董事会的成立，三大侨团正式将联合中学交与依章组织的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第一届董事会接办。14日，在第一次常务董事会议上，推举徐琚清为第一届董事长，区季淮、陈兴砚为副董事长，麦爝煊、林伟明为正副财政，并决定司徒赞为校长，至此，联合中学的改组工作宣告完成。巴城中学成立后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诸如教学经费不足，师资缺乏和设备简陋等，但最严重的还是校舍问题。此问题若不解决，巴中就谈不上进一步发展，也满足不了战后华侨莘莘学子渴望接受中等教育的日益增长的要求。1948年秋，以刘家祺为董事长和陈兴硕，吴树桂为副董事长的第三届董事会成立，校长司徒赞当即与新校童商讨。迫在眉睫的建校大计。刘家棋、刘英鹏、刘宜应和徐育梅首先自动捐赠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位于孟加勿萨（Mangga
Besar）养生医院附近的甲波 加 拉 巴 （ K e b
o nKelapa）地皮16，000平方米作为新校校址，刘家祺还另捐3万盾作为建筑教室之首倡。这一年，巴中董事会成立了以刘家棋为主任和刘宜应为副主任的七人建设委员会，切实把建校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建校计划拟分三期完成，其中第一期工程需银50万盾，三期预计共需要银140万盾，这确实是一笔庞大的数目。为了配合和推动建校工作，发扬热爱学校的精神，巴中学生自治会于9月2日也成立了“协助建校委员会”，发动同学走向华侨社会，开展以每人募捐100盾为目标的“百盾运动”。由于学生们的热情奔跑，唤起许多侨胞对巴中建校的同情与赞助。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共募得捐款11.5万多盾，对建校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董事会募集到的建校基金亦达30万盾。
1949年5月22日，巴中新校举行奠基典礼，第一期建校工程进展迅速，到1950年1月，高中部学生终于迁到自己的新校舍上课了。当时师生们心情之激动不言而喻，因为是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家感到一切都是新的，课堂是新的，教材也采用新的（酎情参照祖国教材），到处都呈现新的气息。为了加速完成建校工程，巴中学生会于1950年9月15日，又发动同学进行第二次“百盾运动”，在同学们的热情奔跑下，先后共募得捐款15万多盾，再次有力地促进建校工作的进展。以后，为了解甘孟加勿萨校址受到局限，不能再发展，因而满足不了日益增多的学生的矛盾，1954年春，巴中在昆农沙里（Gunung
Sahari）购置地皮3，000余平方米，并转租公馆地皮约6.000余平方米，合共9.000余平方米。从是年7月兴工，至翌年8月完成，作为巴城中学的分校。
在巴城中学成立十周年（1945.10——1955.10）的时候孟加勿萨正校已拥有教室20间，物理、化学、生物教室及实验室各一间；图书室（是年藏书万多册）、办公室、礼堂和篮球场各一座；昆农沙里分校计有办公室、教室、图书室共20间，师生宿舍一幢，食堂一间。学生人数从办校初期的760人，发展至3,283人。其中初中一年级13班、二年级12班、三年级9班学生共1，971人；高中一年级普通科9班、二年级普通科7班，三年级普通科4班，另有高中—、二、三年级师范科各一班，学生共1，312人。在这10年中，共培养了高中普通科9届，毕业生677人；师范科5届，毕业生16人；商科2届，毕业生47人；初中共11届，毕业生2，068人。教职员工亦由建校初期的27人增至119人。
除创办初期的17名教师、司徒赞（校长）、刘耀曾（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刘宏谟（副教导主任）、曹燮贤、钟韧程、张德基、韦同芳、温鸿淋、凌汉云和黄城温仍留任外，其余17名教师已离任。其他教师是李伟康、邱润民、李锡寰、林苍、凌近征、黄景宏、黄允赋、饶桂美、曹辉贤、徐先佑、张洽宜、李伯巧、卜英明、沈淮清、李香泉、陆并培、何家声、陈裕强、林发娘、丘汀盛、何灼宝、林顺和、钟翠菱、刘鑫茂、温礼祥、温品生、李昭孔、林云龙、林云翔、钟荣茂、温荣士、房凤英、叶贵乡、邝盛达、陈佩玲、赖仁亮、黄玉娘、罗云开、李明、温持祥、李澄、李习生、刘维耀、江蔷薇、陈荣钜、陈光新、梁思泉、叶炎娘、陈顺长、张云昌、李荣彰、温馥玲、萧孟安、高国河、陈玉秀、李云招、曾瑞音、蔡丽珍、饶美珍、陈正添、黄淑华、洪佛保、黄光辉、丘亮云、刘宗伯、丘振亚、杨谦孚、李树军、徐敬能、郑运康、林长奋、关忠良、陈正祥、林霆、王可传、左景瑛、宋赞荣、王温金、李毓华、何敦泉、朱耀光、林邦源、张美玲、谢简诚、陈荣金、徐贤渠、刘进谋、颜莲花、张仰兴、陈勋发、陈平和、黄德兴、薛俊炎、陈汉良等。为了适应小学数量不足的要求，1952年7月，巴中还在宛朗岸分校加办附属小学（包括幼儿园和幼儿班），1955年10月，学生达1，588人，使巴中成为教学体系完整的完全中学。
巴城中学能在10年内发展成为一所具有较大规模、设备较为齐全、具有完整体系、并成为印尼颇有影响的华侨中等学校之一，诚如校长司徒赞在“纪念巴中十周年”一文中所指出的：“是由于广大爱国侨胞的爱护，历届校董的热心支持，全体教师的努力教导，全校同学的热爱母校专心学习”。在此尚需补充指出的其他因素是：一、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华侨办学的热 情， 战 后 初 期（1946-1948）各阶层和各帮派华侨的大团结，发展文教事业，是当时的一股社会潮流和趋势，而这又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密切关系。二、日本投降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新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忙于从荷人手中夺取和巩固政权，二者都无暇顾及华侨问题，对华侨和华裔实行比较宽容的政策。华侨教育在这期间（1945－1949）得以依靠自身的努力，逐步发展。三、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印（尼）两国便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5月），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进步华校的发展没有受到太多的干预。四、进步教师的队伍不断得到自祖国南来的学有专长的教师不断补充。他们任劳任怨，不甚计较报酬，认真教导，赢得学生的尊敬，而学生则勤奋学习，热爱学校，互助互爱，蔚为风气，因而赢得华侨社会对巴中的尊重。五、巴城中学的办校宗旨——“参酌祖国教育设施及当地实际需要以及发展青年身心，充实其生活知能及发展祖国文化”——得到华侨社会的拥护。
从联中创办初期至50年代中期，巴城中学的毕业生有的经商或在工厂工作，有的考上当地的大学，如印尼大学、医学院和工学院；有的赴澳洲或欧美各大学继续深造，为当地社会服务。但多数毕业生在新中国的感召下，像百川归海那样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据估计，自1946年至1966年的20年间，每年以200人计，先后约有4000余名学生返国，他们绝大部分继续学习，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自1952年起，印尼政府开始对华侨学校采取严格管制的政策，颁布了《外侨学校监督条例》，规定所有外侨学校必须依法办理登记，接受文教部外侨教育监督司的监督，巴城中学当然不例外，但这一措施并未对巴中的发展带来影响。1955年1月，印尼文教部又颁布《外侨私立学校监督条例》，其中有项规定，华文学校应以印尼文为必修课，并规定必须设置印尼历史和地理等课程。
对此巴中严格依照条例执行，初高中除一律每周授四节印尼语以外，每周还酌授印尼史地，并认为提高学生的印尼语文程度和学习印尼史地知识，有利于促进中印（尼）两族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而且50年代中期以来，巴中的毕业生除部分回国升学以外，大部分仍留在当地工作，一部分投考印尼的高等院校，故对学好印尼语和印尼史地尤感必要。因此，此条例颁布和贯彻执行，亦未对巴中的发展带来影响。1957年11月，印尼政府进一步颁布《监督外侨教育军事条例》，其中规定“从本条例开始实施起，不再发准字给新设立的外侨学校”，并规定外侨学校不准招收印尼籍学生。这项带有转折性的重要条例的颁布，使华文学校从1957年的1，800所和拥有42.5万名学生，锐减为1958年7月的850所和15万名学生（全为华侨学生）。印尼籍华人学生退出巴中后，由于仍然有华侨子弟不断转人巴中，所以，据巴中有关教师回忆，进人60年代初，巴中学生仍维持在3.000名以上的水平，最高时达到3，700人。
1960年，为顺应时代潮流，巴城中学易名为雅加达中学（简称“雅中”），但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巴城中学。是年初司徒赞校长回国在广州定居后，巴城中学校长一职由刘耀曾接任。刘耀曾出任巴中校长后，为维持这所中学，他与全校教职员工一道，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但巴中建校工作已不可能有所发展。
1965年印尼发生了众所周知事件后，印尼的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刘耀曾返国后，学校行政工作由刘宏谦副校长负责，艰苦支撑了半年有余。次年5月，印尼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在印尼尚存的外侨学校（约有600余所华校），于是创办了近21年的印尼最大的华侨中学之一的巴城中学于1966年7月停办。
（印尼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