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05 《印尼新报》
——张 茂 荣
“巴中” 的前身是椰城广府、福建和客属三个华人社团，于1945年日本一投降就建立的“联合中学”，还没有自己的校舍，让学生分别在暂借的“广仁学校”、“华侨学校”和位于宛朗岸（Blandongan）的“中华女学校”三处上课。初中一、二年级我在宛朗岸的巴中上课，母亲也在位于宛朗岸的“自强学校”执教。每天早上和母亲从Tangki的家里出发，跨过“芝里翁”河水关（Pintu
air），越过“摩连弗列”东、西街（Molenvliet
oosten and west，後改名为Jl.
Hayam Wuruk 和Gajah
Mada）进入“芒果巷”（Gg.Mangga）一路走到“庙街”（Gg.
Klenteng）的“金德院”门口转到“宛朗岸”，先抵达“自强”再到“巴中”。我帮母亲一路提着她批改好的大叠学生作业本，一起进入自强学校内放在母亲的办公桌上。母亲的同事看到我就会用客家话亲热地说：“啊呀，锺老师的儿子！”。我向她们鞠躬，然後走出自强到相隔不远的宛朗岸巴中。
有一天，在自强看到一位陌生的年轻男教师，母亲告诉我他是新从中国来的廖建老师，是梅州石扇人，为人很和气。他用带浓重客家口音的“国语”问我几岁？在巴中读几年级？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廖建先生，时维1948年。
自强学校是印尼“洪义顺公会”旗下的华校，公会会员和学校教师主要是客家人，学生也多为客家子弟。自新中国成立後，华人华侨社团分裂成两派而争斗不休。原来由章勋义和徐育梅两人主持的“洪义顺公会”，也因章、徐两人政治立场日益分歧而分裂。“自强学校”的校长原为吴其峰先生，1948年吴到“巴中”任全职教师，由刘崇文先生接替，而从中国出来不久的廖建先生任教导主任。
1951年，在国际东、西方冷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华人社会两派分歧愈演愈烈，洪义顺公会亲台湾一派占领了“自强”，另一派师生被迫出走，先是借宛朗岸“巴中”的空地和教室上课，不久又搬到“加渣玛达”(Gajah
Mada)大街“新明会” （SinMing
Hoei）大厦上课，几天后又分成两部份：一部份在Tangki的“中华妇女协会”会所；另一部份在“孟加勿杀”(Mangga
Besar)的“培青学校”上课。师生处于“流亡”的状态。实际上，当时“广肇会馆”办的“广仁学校” 、“华侨公会”办的“华侨一、二、三校”等，也相继发生同样的事件，华校正经历一场大震荡！
后来，以“洪义顺公会”“大哥”之一的徐育梅先生(“梅伯”)为首的部份董事，决心找地方新建校舍以摆脱流亡的困境。幸运的是，获得当时华人办的“养生医院”（YangSeng
Ie）董事会的支持，同意将该院在“淡曼沙利”(Taman
Sari)的分院让出改建成学校，条件是在该院总院后侧一块相同面积的土地上建一栋病房给该院作为交换。改建工程很快完成，从而为解决师生流亡的困境赢得了时间，已疲于奔命的流亡师生闻讯群情振奋，决心“振作图强”，就把“振强”作为校名，正式委任廖建先生为校长、黄清林先生为教导主任、徐育梅先生为校董会主席。在1952年7月13日举行成立和开学典礼，并把该日定为校庆日。振强开创之初就开办成人夜校，聘请林载诚先生为夜校部主任，以满足日占时期许多曾经失学并已进入社会迫切想进修的一批职业青年的要求。
1952年6月，我读完高中二年级，开始放假就思考着明年毕业後的前途问题，当时多数同学打算回国升学，准备“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为了筹集回国的经费，我响应振强夜校的招聘，成为夜校的一名事务员，从此成为廖建先生的同事。我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快毕业，都在中午放学後卖报半工半读，因此感到晚上当个事务员要比在街头卖报轻松得多。没想到不久廖建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兼任夜校新开办的初中班化学教师。他的鼓励和信任使我无法推辞，也在他的鼓励下把课讲好，获得年龄比我大的成人学员认可，从而不断提高当一名教师的信心。看到华校教师严重缺员的情况，我决定放弃回中国升学的打算，留下教书支援华校面临的教师荒，接受廖建校长的聘书，于1953年高中毕业後成为振强日、夜校的全职教师。
很欣赏廖建校长待人诚恳和平易近人，振强日夜校在他的领导之下发展迅速，教职员团结一心搞好教学工作，校风良好，振强很快成为椰城有名的华校之一，华人子弟争相报名入学。因教室紧张，日校学生分上、下午班上课。
和廖校长是亦师亦友的同事，一起工作，一起和学生搞各种课外活动。校内有一间供单身教师住宿的房间，廖校长未婚时就住宿在这房间里，我上夜校的课上晚了也会在那里住宿，以便赶上次日上午班的第一节课。因此，常常有机会和他作长夜谈，听他讲为人处世之道，和他讨论振强的发展。我兼任中学部的训导主任後，还共同讨论教师队伍的发展和各人的特长，学生成绩和品行的优劣，以及评价教学效果等，每每受到他的启发和指点，获益良多！
後来振强夜校开办摄影班注，请“华中”教师温昌良先生授课，课程包括摄影的化学原理、相机光圈和速度的选择、构图原理，以及冲印、放大等原理和技术，还介绍各种照相机的性能和应用，各种感光胶卷和感光纸的选用等等，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知识。廖校长带头和鼓动我们几位年轻的教师报名参加摄影班，为此我们每人都先後买了架德国照相机，并陆续添置了闪光灯、测光表、三脚架等。廖校长在学校附近自己租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把其中一室改造成关上门後不透光的暗房，购置一台放大机和各种冲洗放大工具，供大家随时使用。我有时利用星期六晚上用他的暗房和设备放大照片时，他会带进他拍的胶卷和我一起在暗房里一面工作、一面探讨冲洗和放大技术，或聊家常直至天亮，他曾小小声告我，来印尼前他曾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在香港达德学院学习。当时我不知道“达德”是一间什么样的学院。
廖校长积极参与椰城中华侨团总会的工作，并被选为侨总负责文教部的工委，常常看到他到侨总开会和穿戴着西装领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主办侨总文教部出版的期刊《印华教育》，鼓励我写些教学方面的文章投稿。我投的文章发表後，廖校长会高兴地带本刚出版的给我，并鼓励我再接再厉。
转眼在振强教了五年书，我于1957年以回中国升学的理由向廖建校长请辞，他语重情长地鼓励我读好书，将来为国家服务，他还一再感谢我五年来几次敢于临危受命，帮助振强解燃眉之急，以及五年来对振强的奉献。并在学校礼堂为我举行有日夜校师生出席的欢送会。
随後我考进上海的大学。大概1959年，他和他的新婚夫人到上海，我们在上海华侨饭店又作了一次长谈：我向他汇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告诉我我离开後振强的情况和发展，他说振强正在计划在Tangki建振强第二校。我说Tangki是我的“老根据地”，是我住了十多年的地方。他还说将来还要建专为开办高中部的振强第三校。
时间很快到了1989年，我和妻彩英于回国30多年後从香港重返印尼，惊见印尼华社的巨大变化，侨团、华文报和华文学校已全部被迫关张，年轻的华人已不懂中文、不会讲汉语。
我们到Taman Sari远远地观望和默默地凭吊已被印尼政府没收的振强校舍。当时，骇人听闻烧、抢华人住宅、商店和奸杀华人的严重排华事件刚发生不久，但振强师生仍然以各种“合法”的聚会形式欢迎我们。我们特地去拜访廖建校长，促膝倾谈多时，说不尽30多年来对故土、故人的思念。可惜的是他的夫人已离开他跟了别人，他和大儿子一起住在椰城的郊区。
後来听说他年老多病，苏哈托政权倒台後，我们每次去印尼都一定专程访他，每次相见都觉得他比上一次见到时衰老。
大概是2013年，当我们在新加坡探亲时，看到印尼出版的华文报上一则椰城振强校友会刊载关于廖建校长逝世的讣告，不胜惊愕。急忙连夜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发到印尼《印华日报》，该报于次日刊出，正赶上当天举行的廖建校长追悼会和出殡日。振强校友会把该日报纸分发给出席的亲朋好友。
斯人已逝。廖建先生平易近人和诚恳待人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存心中。他是印尼于1965年发生930事件後坚持留在椰城和广大华人共渡时艰的侨领，当时他本可以出走回到中国，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处变不惊不顾个人安危敢以直面危机的精神境界，以及多年来竭尽全力为华校作出的贡献，堪称高山仰止，太值得侨界人士敬重和怀念！
注：当年数码相机远未出现，摄影是应用还原银盐原理的黑白感光胶卷。二战结束初期多由美国柯达公司(Kodak)生产。
（2020年8月21日一稿/ 26日二稿 于香港蜗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