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联合中学(巴中）

 

——华校的延申

2020/10/14 《印尼新报》

雅加达联合中学（即后来的巴城中学，简称巴中）的创立和发展可以说是战后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为满足华侨社会对华文教育的需求，著名华侨教育家司徒赞、沈珍传、刘耀曾先生等即主张打破华侨乡籍的藩篱，分别代表广仁学校（广东籍）、福建学校（福建籍）和华侨公学（客家籍），协商合作创建一所华侨公立的华文中学，并将校名暂定为联合中学。

联合中学于1945年10月15日开学时，连校舍也还没有，只能暂时借用广仁学校和华侨公学的教室分散上课。然而，联合中学的创立还是获得了华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支持。

1946年6月，创建联合中学的三个侨团将学校交给雅加达中华总会文教部接办，经费由独立的董事会筹措，学校也改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校长仍由司徒赞先生担任。

1948年，巴中开始兴建自己的校舍，学校规模也迅速扩大，成为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爱国华校之一。巴城中学的成立反映了战后华社发展华文教育积极性的显著增强。巴中不仅获得爱国华侨企业界的财力物力支持，而且拥有一支水平较高和热心教育的教师队伍，包括曾在八华中学和其他华校任教的富有经验的老教师如刘耀曾、刘宏谟、韦同芳、刘宏谦先生等等，以及一些新近从中国和欧美著名高校毕业的学术专才。巴中以其教学水平和良好校风而赢得了华社普遍赞誉，从而吸引了大量来自雅加达以外各地的华校学生。

从各地爱国华校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乃至对华侨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认为我们在观察这个时期一些著名华校的大发展及其教学成绩时，还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第一，直到50年代末，仅雅加达巴中、华中两所学校每年就有上千名毕业生回到中国升学，在当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学生的回国热潮中起了推动的作用。第二，从40年代末开始，为应对爱国华校学生人数激增及其带来的师资短缺问题，巴中、华中等学校每年都安排一些成绩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同时还动员一些毕业生到各地——特别是爪哇岛以外地区——缺乏师资的华校任教。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这些地区华校的教学水平，也向这些华校师生传播了华侨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的精神。

其中一部分青年教师在任教几年后陆续回国升学，但也有不少人坚持在当地执教，直到1966年所有华校被当局勒令关闭为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原有的传统中华会馆学校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雅加达市巴城中学、中华中学、新华中小学以及玛琅市中华中学、三宝垄市华英中学、泗水市中华中学、泗水市新华中学、万隆市华侨中学、巨港市巨港中学、棉兰市华侨中学等5战后创建或改组的华校，10以它们积极向华社宣扬更加激进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作用，已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华学校对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的影响力。

二战结束后，在印度尼西亚大批原有华文学校纷纷恢复教学和新的华校不断创立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华文学校出现了政治立场的明显分化。实际上，当年东南亚各国华文学校都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只是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和当地政治斗争的影响，致使印度尼西亚华文学校的政治分化和对立更为明显突出而已。

中国内战的爆发使印度尼西亚广大华侨感到困惑和沮丧。随着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华侨的政治立场出现了所谓左、右两派的对立和分化，华文教育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日益明显。由于对中国国内两党斗争采取的立场不同，政见相左，一些华校被称为“爱国进步”学校或“左派学校”，另一些则被称为“落后反动”学校或“右派学校”。有些学校的董事会内和教师之间也存在这两派的歧见。如果说，从清朝末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爱国行动是基于民族自救、抗御外敌、共赴国难的同仇敌忾精神的话，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一团结的政治基础开始发生变化。华校以及华侨社团和华文报刊成为左、右两派相互争斗的场所。华文报刊、学生的墙报和各种文艺活动都充斥着两派相互抨击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某些华侨社团在改选领导班子的过程中，两派成员为争夺领导权而抢占会所和抢夺会章而相互争斗的事件不断发生，华校学生则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和环境下，特别在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并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和文化渗透力显著增强。可以说，当时印度尼西亚华校都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为办学宗旨。因此，大多数华文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用以及教学内容都进一步“中国化”和“政治化”，在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教学中，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这自然使人们对华校教学如何面向当地，更好地为当地社会服务的问题有所忽视，从而对华文学校本地化的进程客观上起了延缓的作用。

在战后十几年间，印度尼西亚每年都有大批爱国华校学生争相返回祖国，在六、七月间的雅加达、泗水和三宝垄等地的海港码头上，总是挤满了负笈北上的学子和送行的亲人，成为印尼华侨社会前所未有的充满爱国和革命激情的盛大集会。当年毕业归国的同学和尚未毕业的同学在握手告别时说的同一句话就是：“祖国见！”

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各地华校出现的回国大潮中，每年都有大批华侨学生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离别了父母和家人，放弃了可能获得的财富，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这些早期“海归”们的牺牲精神令人崇敬，他们对祖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功绩也将永留青史。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更多的华校毕业生继续留在印度尼西亚，后来陆续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他们当中有些人升入印度尼西亚的大学，有些人到欧美各国的高等学校深造，许多人后来在印度尼西亚成为工程师、建筑师、律师、会计师、医生等各类专业人才和政府公务员，也有一些人选择从商的道路，成为著名企业家。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局的变化，他们经历过种种挫折和磨难，但都在不同领域为印度尼西亚的建设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华侨社会所谓左、右两派的争斗似乎势不两立，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两派华校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等方面，实际上仍然都是以向华侨后裔传播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化、培养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反对华侨后裔数典忘祖为根本目的。两派学校也始终高举忠于祖国和热爱中华民族的旗帜，而只是在政治观点和政权效忠上存在分歧而已。今天，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来重新审视当年印度尼西亚华校以至整个华侨社会的政治纷争。我认为，我们既要看到这些纷争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也要认识到并非没有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在争斗中发生的一些过激行动，实际上给印度尼西亚华社留下了不利的影响。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化后，昔日的华侨青年已成为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公民，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原来的政治歧见已经从他们的思想中淡出，但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的归侨中似乎还存留某些“后遗症”。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加上“文革”的派性影响，成为某些华校校友会内出现“不团结”现象的历史因素之一。

如果从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作用来观察，有一个现象应该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认真研究，即当年无论在所谓左派或右派华校受过中华民族主义教育和中华文化熏陶的华侨后裔，与只接受过其他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的华侨后裔相比，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都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我认为，今天我们在回顾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史，重新评价当年所谓两派华校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争时，必须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必须以历史的观点，具有新的视野和新的思维方式，才能作出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评价。

华校教学本地化趋势不可逆转战后在华校出现政治上所谓左、右两派的分化和争斗时，华校教学内容本地化的问题确实一度被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华校已不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华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适应当地社会的需求，正是华校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许多华校从战后初期就陆续开办了商科班和师范班，并开始增设印度尼西亚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早在1948年1月，印度尼西亚中华商会联合会就决定创办一所培养现代商业管理人材的华校，定名为印度尼西亚华侨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第二年即招生开学。该校除了开设经济学、工商组织及管理、货币银行、国际贸易、商业法、华文与英文簿记等商业课程外，还规定学生必须学好华文、英文和印度尼西亚文这三种语文。这可以说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三语学校理念的萌芽。这所高级商业学校初创时，在校学生只有91人，到1955年即增加到1265人。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自1952年起又创办了师资讲习班，两年后改为专科师范班，每年招收约50名华校高中毕业生入学，以培养华校青年教师。这些学生经过两年进修后，可在各地华文中学任教。

印度尼西亚政府逐步加强对华文学校的监管，是推动华校教学内容进一步应当地社会需求的外部政治因素。

1952年5月，印度尼西亚当局针对华校情况而颁布了《外侨私立学校条例》，其中规定所有外侨私立学校必须从小学三年级起每周至少讲授4小时的印尼语文课程。1955年1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文教部教育司又颁布新条例，除重申1952年条例内容外 ， 进 一 步 明 确 所 称“外侨私立学校”是指“ 完全由外侨私立的、以外国语文为教学用语的、为适应外国学校而编排课程的学校”。这项条例显然是针对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而制定的。此后，有关当局又发布了若干条例，规定外侨学校校长必须通过印度尼西亚语文考试合格，方得任职，等等。这些法律条例无疑进一步促使华文学校改革原有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如减少中国历史、地理课的教学时间，同时增加印度尼西亚语文、历史、地理课程的教学时间。

华文学校的困境1955年4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后，一部分华侨后裔选择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但原来受华文教育的学生仍继续留在华侨兴办的华文学校就读。这种情况自然引起印度尼西亚当局的不安，并终于导致印尼政府文教部长于1957年11月13日颁布《监督外侨教育执行条13例》，明确规定所有印度尼西亚公民此后均不得在外侨学校学习，并禁止兴办新的外侨学校。根据印度尼西亚政府文教部的统计数字，1957年全国共有1669所华文学校，学生约45万名，其中约25万名已经获得印度尼西亚国籍。《监督外侨教育条例》实施后，这些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的子女不能在华侨兴办的华校继续他们的学业，但许多人又不愿意或因印度尼西亚语文程度不够而不可能转到印尼文学校的同年级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籍学生人数较多的八华学校采取了分校的办法，即八华本校改为印度尼西亚籍华裔学生的学校，同时另外建立一所专门招收华侨学生就读的华校。在某些小城镇里，由于一些华校内的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学生很少，因而不得不关闭停办。结果，自实施1957年《监督外侨教育条例》后，幸存的华校只有650所。这一变化表明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从鼎盛时期开始走向式微。到195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以台湾当局支持印尼某些地方叛乱势力为理由，下令关闭了大约200家被认为 “亲台北” 的华文学校。其中除战后由当地中国国民党人创立的学校外，也包括如雅加达广仁学校、华侨公学等历史悠久的学校。1959年11月，印度尼西亚发布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自1960年起，禁止外侨在省、县和州的首府以外地区经营零售商业，导致大批华侨商人离开原居住地，也使许多华校因失去生源而不得不停办。

1961年以后，有些地方的华校虽然得以恢复招生，在校学生也有所增加。但是，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已经不可能恢复50年代的盛况，而是不可逆转地走向历史的终点。其中原因，首先是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下，印度尼西亚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烈，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成为右翼势力攻击苏加诺政府的重要议题，而政治色彩鲜明的华文学校自然被视为对印度尼西亚 “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当局对华校的管制措施日益严厉。同时，从华校自身的办学条件来说，也面临种种困难。不论是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老华校，还是供印度尼西亚国籍的华人子女就读的华文学校，原有的华文教师都已逐年老化，这些学校既不可能从中国招聘新的教师，原有的青年教师又因相继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升学，或因待遇菲薄而不得不弃教从商，这就使华校必然出现师资匮乏和教学水平下降的问题。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 “九•三0事件 ”后，苏哈托政府下令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华侨社团，禁止在公众场合使用华文华语，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在几经挫折之后，终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三语学校诞生是历史的选择（政府禁绝华文的后果）1966年4月起，印度尼西亚所有的华文学校都被勒令关闭，华校的房屋、教学设备及一切财物都被当局没收。有些校舍被印度尼西亚的国民学校永久占用，有些则改作其他用途。根据印度尼西亚政府文教部1966年4月11日公布的数字，当时在政府注册的华文学校有629所，学生共272,782人，教职员6,468人。

华文校的消失标志着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时代的结束。所有的华校突然被关闭，使大量华裔青少年失学，教师失业，给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在华社一些领导人的要求下，苏哈托总统于1968年颁布第12号法令，批准成立新的侨民私立学校，称为特殊计划国民学校。这类学校可以同时招收外侨及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子女入学，但外侨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40% 。特殊计划国民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普通国民学校基本相同，只是每周可以讲授2节华文课，每节不超过35分钟。1972年，印度尼西亚全国共有25所这类学校，到1974年即增加到50所。特殊计划国民学校的增长速度超出了政府的预料，引起当局的担心和不满。于是，苏哈托政府于1974年1月又下令关闭这类学校。

此后，在印度尼西亚即不存在合法讲授华文的学校。随之出现的是由原华校某些教师所开办的半公开的家式小型华文补习班。由于华裔学生只能在民学校上课之外，用课余时间到补习班学习华文，学习负担重，又因在当地商业和社会交往中使用华文的机会越来越少，大多数学生学习华文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华文补习班的规模都很小，能够坚持补习华文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

与此同时，不少台湾商人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兴办企业并长期居住，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印度尼西亚继续接受华文教育，因此印尼当局特准这些台商在雅加达、泗水等大城市建立若干子弟学校，统称为台北学校。台北学校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均与台湾岛内的学校相同，以便于这些学生日后回到台湾升学。台北学校是专供在印度尼西亚投资设厂的台商的子女就读的外国人学校，并未向印度尼西亚公民或当地华人开放。因此，台北学校的创立显然不能说明印度尼西亚还存在华文教育，它们与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并没有继承关系。

苏哈托统治时期（1966-1998）不仅取缔所有的华文学校，不准在公众场所使用华文华语，还禁止庆祝春节等华人的传统习俗，甚至强制华人放弃原有的汉字姓名及其译音，而改用带有印度尼西亚特征的名字，企图将印尼华人完全 “同化”。结果，在5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华人子女，因为不可能在当地受到华文教育，除个别人曾在新加坡等地学习过华文以外，大都已不谙华文华语，只有少数人因受家长语言习惯影响而略能听懂一些闽、粤方言。苏哈托认为取缔华文教育、禁止传播中华文化，是加速印度尼西亚种族同化，建设共同的民族文化，强化国家统一所必需的，也是与他的反共政策分不开的。本文主旨不是对苏哈托政权的全面评价。但从华人在印度尼西亚长期生活及与当地居民文化交融的历史来看，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已是印度尼西亚社会的现实。事实证明，企图用某项政策的力量来消灭华人的民族文化是徒劳的，也是愚蠢的。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之不可避免走向衰落，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仅仅是苏哈托推行反共政策和同化政策的结果，而必须从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心态，从 “落叶归根”到 “落地生根” 是印度尼西亚华人必作出的选择。华侨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随着来自中国的移民潮的终止，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肯定将由越来越多在当地出生的华人所构成。由于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华文学校是完全面向中国侨民的学校，在绝大多数华侨已相继加入了当地国籍的情况下，原有华侨兴办的华文学校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个或迟或早出现的必然的结局。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印度尼西亚华校作为外侨兴办的教育机构，其明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必然导致当地政府对华文教育性质的疑虑越来越加深，对华校的监管也就越来越严厉。而不再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入境，也使印度尼西亚华校断绝了师资的来源。苏哈托政权在文化上对华裔公民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无疑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苏哈托政权建立后，为挽救处于困境的国民经济而积极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欢迎外国投资，以扩大和巩固其统治基础。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已将英、荷等国拥有的大型企业收归国有，其余的中小企业则多由华商继续经营，因而苏哈托政府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发展本国私营企业的政策不得不依靠华商的资本来实现。绝大多数华侨后裔转变为印度尼西亚公民后，原来的华侨资本自然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内资本或民族资本的一部分，这也恰恰使华商获得了迅速发展的良机。正是在苏哈托统治期间，一些华商企业逐步发展成为跨国大型企业集团。当然，这些 “暴发户” 大多与苏哈托家族相勾结而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这一官商勾结现象一直为社会所诟病，引起中下层民众的强烈不满。而苏哈托家族的专权腐败也成为它最终垮台的直接原因。

苏哈托禁绝华文华语的政策与他支持华商大企业集团的政策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的两面做法，而这些华裔富商也采取两面的应对方法。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往往改用印度尼西亚名字，而在国外又恢复他们原有的汉字姓名，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国内仍保留他们原有的汉字姓名。我们可以在诸如林绍良、彭云鹏、李文正、黄双安、黄奕聪、徐清华、谢建隆等等大企业家族的成员中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就广大中下层华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也没有能力将子女送到其他国家学习华文，结果只能成为华文的 “文盲”，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仍然清楚地认同自己的华人血统。这些事实似乎具有某些讽刺意味，但历史就是如此。

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华裔公民理应享有保留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苏哈托政府将华侨兴办华文学校与华裔公民学习华文的权利混为一谈，是无视印度尼西亚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是对华裔公民的基本人权的践踏，其结果也是损害印度尼西亚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终于逐步放松对使用华文的禁令，直至公开允许在某些学校中讲授华文和公开出版华文报刊，印度尼西亚国家领导人还参加庆祝华人传统节日的活动，这当然是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一个进步现象。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各国对外交往和经济联系日益频繁的今天，相对于东南亚的邻国来说，印度尼西亚显然已出现华文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以至于不得不允

许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聘用华文教师、华文报刊编辑以及企业的华文翻译人才，等等。今天，印度尼西亚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缺乏华文人才已成为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

三语学校诞生并非 “华文教育复兴”经历30多个寒冬之后，华文在印度尼西亚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在印度尼西亚政府逐渐解除使用华文禁令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更促使人们认识到学习华文的重要性。原来的零散的华文补习班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学习华文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后，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原华校校友会一开始恢复活动，首先考虑到的工作就是重新创办可以合法学习华文的学校。这些校友会创办的学校都是 “三语学校” ，但往往仍以原有华校的名称命名，如雅加达市的八华学校、巴中学校、泗水市的新中学校、玛琅市的玛中学校、棉兰市的崇文学校、万隆市的侨中学校等等，玛琅市玛中校友会还创办了一所三语大学，称为玛中大学（UniversitasMaChung）。因此，有些人将三语学校的兴起称为华文学校的 “复校” 运动。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确切的。 “三语学校”的出现受到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广泛欢迎和支持，也符合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三语学校” 的出现并不是某些人所期盼的 “华文教育的复兴” ，也不是 “从华侨教育转型为华人教育” 的结果。

首先，“三语学校” 与 “华文学校” 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建 “三语学校” 并不意味着要恢复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种华文学校，而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多语言学校（multilingual school），即学生至少要同时学习印度尼西亚文、英文和华文，有的学校可能还学习其他语文。“三语学校” 也不像过去的华校那样只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更确切地说，华文只是 “三语学校” 的一门语言课程。“三语学校”是一种新型的国民学校，它从属于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体系，它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也必须符合当地教育部门的规定。而不是像过去的华校那样游离于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体系之外。

实际上，由于华文在东南亚国家对外交往（特别是商业交往）中的使用逐渐增多，其重要性也日益显现，“三语学校” 的学生并不限于华裔。我曾在玛中大学见到一些非华裔学生，他（她）们学习华语的积极性很高，学习成绩也很好，有的人还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因此，认为 “三语学校” 的诞生就是恢复华文学校，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国内的高等和中等学校几乎都开设英文或其他西方语文课程，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学生学习英文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但是人们并不会将中国这些学校称为英文学校，更不会认为中国在振兴英文教育。同样，仅仅将华文作为一门语言文化课程来讲授，自然也不可能使印度尼西亚的 “三语学校”变成华文学校。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其次，既然在印度尼西亚已不可能重新建立真正的 “华文学校”，当然也不可能有 “华文教育”（Chineseeducation）的复兴。

在 “三语学校” 或其他学校里，只有华文教学（Chinese languageteaching，or Chinesestudy ）问题，而不存在华文教育问题。我想在这里重申一个重要观念，即 “华文教育” 和 “华文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至于有人将一些国家的高校的中文系或汉学系也都作为 “华文教育复兴” 的根据，那就离事实更加遥远了。

在世界许多著名的大学中，都设有中文、梵文、希腊文、拉丁文等课程，难道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大学都在致力于复兴中文教育、梵文教育、希腊文教育或拉丁文教育吗？在华人人口占全国人口大多数，而又年年开展推广华语运动的新加坡，恰恰没有使用 “振兴华文教育” 的概念，只使用 “改进华文教学” 的概念。本文并不准备评论新加坡政府实行的语文政策的是非得失，而只想指出，“改进华文教学”的说法确实符合当前新加坡政府对学校讲授华文的政策，也反映了华文的使用在新加坡的定位和实际情况。在当今东南亚各国，也许只有在马来西亚还存在着完全由华人社会建立的华文独立中小学，以及华文董教总等组织，因此也可以说在那里还存在着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机构。不过，它们的发展前途如何，仍有待观察。

无论如何，在华文华语被禁绝30多年后，印度尼西亚各地“三语学校”的出现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华社所乐见和赞许的。三语学校使印度尼西亚青年一代有更多的人学习华文，了解华人的历史与文化，这对增进华裔与其他族裔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认知与融洽相处，对增进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我认为，华裔公民作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理应拥有保留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传统的权利，同时也应努力摒弃中华文化优越论的狭隘心理。在实际生活中，确实还有不少人不恰当地将 “三语学校” 与 “华文教育” 相提并论。这里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第一，有些人并不真正了解当今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政治生态以及 “三语学校” 的性质，而认为既然有可以讲授华文的学校，它们就等同于华文教育；第二，有些人从 “弘扬中华文” 的良好愿望出发，期盼 “三语学校”的创建将使印度尼西亚昔日华文学校林立、华夏弦歌不绝的盛况得以重现；第三，有些人只是由于一直习惯使用 “华文教育” 这一词语，而未加深究它的确切含义，以及它是否符合当今 “三语学校” 的实际情况。

今天，我们讨论华文教育与华文教学的区别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成立 “三语学校”是印度尼西亚华社适应当今印度尼西亚社会需要的 “新生事物” ，是目前印度尼西亚华人子女学习华文和中华文化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因此，我们不能用旧有的、过时的观念来看待它，而只有清醒地认识当前 “三语学校热” 和 “华文学习的内容和性质，才可能给 “三语学校” 以正确和恰如其分的定位，也才不会使人们对它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或幻想。同时，给 “三语学校” 以正确的定位，才有可能使它获得印度尼西亚有关当局的认可和支持。而所有这些，都是当今印度尼西亚 “三语学校” 得以长期生存和顺利发展的必要前提。

（印尼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