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正常管道不管用时
2012/11/08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罗汉洲
为了表达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的意愿，董总宣布举办11‧25请愿大会。
不出所料，马上就引起在朝者谴责，一位位高权重者说华教的情况已大幅改善，但董总太贪心，贪得无厌；一名年轻的华裔政治人物也说华教发展的情况已逐年改善，但董总却把教育课题政治化，把华教当作反政府的工具，为民联搭建反国阵的平台。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2名政治人物犯上了搞不清主题的谬误，董总举办集会的目标是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因此，即使华教的情况果真已大幅改善或逐年改善，但只要一落实这大蓝图的政策，华教的“大幅改善和逐年改善”马上就化为乌有，所以阻止落实这份大蓝图的政策才是维护华教的根本行动，与“大幅改善与逐年改善”毫无关连，这2名政治人物连集会主题都还未搞清楚就严厉谴责，他们的政治水平也就有限。
反政府是严重罪行
说到“反政府的工具”，在民主国家，反政府是平常事，凡遇到人民不满意政府的表现时，他们就可利用选票来反政府，换政府，也可在平时举办集会、游行来表达反政府的意愿，政府也允许人民这样做，这2名政治人物就算不认同董总的立场，但也应尊重董总举办集会的权利。
但在我国，“反政府”似乎是很严重的罪行，政客常把反政府与叛国相等起来，谁要是给打成反政府分子，几乎就等于是叛国分子了，这名年轻政治人物指董总把华教当作反政府工具，是祭出尚方宝剑来了，要斩董总？要斩华教？
在朝者常常劝人用正常的管道来向政府表达意愿，所谓正常的管道就是向政府提呈备忘录，或由代议士代为转达，而游行、示威和集会则给看作是不正常的管道，政府不会接受由不正常管道所表达的意愿。
正常管道常不管用
惟问题是当正常的管道已不管用时，人民该怎么办？即如张念群日前说的，昔加末华社循正常管道申请复办或增办一所独中，申请了26年都无下文；董总提呈了好几分备忘录，包括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备忘录，但“照例”毫无反应。
还有就是要求修改关丹中华中学批文，请用明文指出这所中学是华文独立中学，董事会拥办学的绝对自主权，也同样没有答复。
以上都符合在朝者所说的正常管道，但却不管用了，人民是否只有完全接受政府决策之一途，或无期限地等下去？
不正常管道不叛国
因此，当人民用上“不正常管道”时，那又谁使为之，谁令致之？请那些口口声声说必须用正常管道的政治代表们告诉我们吧。
可见当人民用上“不正常管道”时，那已是别无选择的事，因为正常管道已行不通了，但“不正常”并不等于不合法，更不等于叛国，不同意者仍须尊重这种“不正常”的管道。
至于说“为民联搭建反国阵平台”，这倒也好笑，因为这是彻头彻尾把教育课题政治化的说词，说者却强词夺理指董总把教育课题政治化。
实际上，如果政府快速回应董总的备忘录，也公平地对待华教，那极可能是置民联于死地的平台呢，政府何不善用这契机？
华小活在独立前
2012/11/10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植建成
30年前，当我还是小学生时，班上的同学大多数和我一样，是徒步上学的。那是一个“和同学一起上学”的美好年代，大部分华人还散居在乡镇地区，住家附近多会有一间华小。
后来，大马进入经济腾飞的八、九十年代，但华小却像是存封在时光胶囊一样，任週遭物换星移、人潮流动，华小就像是兀自磐守在时间大河的溪石一样，维持不变。若你去盘点那1000多间华小，有90%以上，是在独立的1957年前就存在了。
这50多年来，大马人口流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立时，城市人口大约只佔全国人口三成，但在2010年，已有71.5%人居住在城市，那些还矗立在乡镇的华小，面对人口流失，慢慢变成微型华小。
市区华小成抢手货
那些少数位于市区的华小，则成了抢手货，家长漏夜排队为子女报读。正式上课后，父母陪同子女6点就起床，避开塞车时段，开半小时车程到“最近”的华小上课。许多城市中的华裔父母，为华小发展的严重滯后，付出庞大的时间、金钱。
大马巫、华、印3种小学，半个世纪以来，华小是最跟不上时代的，约有35%的华小，是面临学生来源凋零的微型学校。另外近10%的华小，则面对招生爆棚的失衡情况。最in、最跟上时代的，当然是国小了。独立后，国小隨著城市一同发展，兴建了3000多间，每年平均增加五、六十间。
华小呢？2008年，政府敲锣打鼓说要增建6间华小，颁了模擬支票，也挥锄奠基了，但4年下来，只有一间正式招生，这算不算是唬弄选民啊？再回望最近新建的4间华小，都是在2007和2008年才招生，那都是大选年前发生的事。今年也是大选年啊，为何连应酬选民之事也懒得做了呢？
別再说“政府没有不兴建华小的政策”，数字证明，政府也没有兴建华小的政策，单单看国际学校的增长率，就比华小快多了。拉一条100年的时间长轴，你会发现，华小增长最快速的时代，其实是英殖民地时代。这不是很滑稽吗？
华语语系与南洋大学
2012/11/11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苏颖欣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王德威教授日前到新加坡演讲，配合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逝世40週年纪念，带给新加坡华语社群一个华语语系的人文思考经验，颇具意义。当天除了有专题演讲，还有几本南洋大学研究的新书发表，以及「陈六使与南洋大学」小型研討会。
这是新加坡首次举办大型的纪念陈六使活动，也大概是第一次这么公开地（而非于学术研討会上）討论当年的南洋大学。放眼望去，座上近乎都是年过半百的长辈，大概都是和当年的南洋大学一起成长的老南大人。
这是一场以华语进行的活动，论及南洋大学歷史，又请来了哈佛大学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早前就刊登了一系列的宣传报导，令人引颈期盼。
陈六使是个被褫夺公民权的人，南洋大学是一所被政府关闭的学校，这场活动的张力一开始就展开了。首先，唯一官方代表竟是不諳华语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財政部长尚达曼。副总理长长的讲稿相信是有备而来，对于这样一场特別的纪念活动，他也不让人失望地说了几句华语，讚扬了陈六使的功绩，再（以不是教育部长的身份）重述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尚达曼很赏脸的听完了王德威教授近两个小时的中文演讲才离开，这倒令我十分意外。
更有趣的是，问答环节中有位勇敢的老先生，劈头就问「为什么陈六使会被褫夺公民权？」我忍不住望向副总理，心里妄想著他要是会听华语，到底要怎么回应。后来王德威教授把问题拋给主持人李元瑾回答，新马华人研究专家李教授重述了当年的状况，巧妙的回答也迴避了这个问题的延伸可能。
华语生產后继有人？
王德威教授的演讲贏得满堂喝采，掌声不断。用外来人的视角，他以「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10个关键词」为讲题，选出了10个代表新加坡的关键词，分別是：1《叻报》 薛有礼、叶季允、2 儒教 林文庆、3 汉诗 邱菽园、4 《新华百年史》 宋旺相、5 南洋大学 陈六使、6 南洋华人文学 方修、7 多语剧场 郭宝崑、8 越界创作 陈瑞献、英培安、潘受、9 「孤岛遗民」 希尼尔兄弟：谢惠平、谢裕民、10 新谣 梁文福。
歷史一摊开，在场的新加坡人发现原来还有外国人把这些名字记得比自己还清楚。新加坡的华语景观，符合美国加州大学史书美教授和王德威等人近年思考的「华语语系」场域。半世纪以来，中国以外的「海外」文学和文化发展以不能简单的用「中国」或「中文」来反映其驳杂现象，于是史、王等人提出「华语语系」的概念，以界定在中国中心以外的边境人文生產。台湾、东南亚及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大都属于这范畴（学者们各有不同定义与表述，这里不详提。）新加坡的华语语系景观发展可用王德威提出的10个关键词顺序作为观察：从一开始的海外华侨心態到落地生根，从「中文」到当地化的「华文」，再从跨语跨族群的文化生產到寻找自我价值的「新加坡派」（梁文福词），新加坡丰富的人文景观是华语语系论述的重要资產。
曾真实存在的南大
当然，不少人也注意到，除了最后几个关键词的代表人物之外，其他都是已逝去的人了（有些连墓地都早已被徵用。）有人提问，如果以南洋大学被关闭的80年代作为一个分界线，新加坡的华语生產是不是已到了后继无人的状况？王教授的回答当然是乐观的，大家也都如此「期待」著。我想起有一回到英培安先生开的草根书室去，问起英先生同样的问题，他也同意：似乎到了梁文福之后，已想不起还有什么名字。我只希望是自己孤陋寡闻。
之后的「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研討会，由3位70后的年轻学者（利亮时、周兆呈、游俊豪）发表相关论文，3人就陈六使的办学方针和老南大的经营走向提出看法。其中，南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游俊豪（即马华诗人游以飘）在论文结语和大家分享在蒐集资料时发现的一张1962年南大会计系毕业班的纪念书籤。书籤上的「南洋大学」牌坊至今在裕廊西的某处耸立，彷彿荒凉无主的孤魂。然而，书籤上系著的红色细绳却依然艳红，彷彿在经歷了半世纪的风雨后，却还能让人相信，这片土地曾经有爱。
游老师说到这里，全场报以感动的掌声，我看见身后的老南大人用手背擦掉眼泪。他们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告诉自己，南大曾经真实的存在过，而且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我现在处的南大，虽然早已不是那个南洋大学，但却因为也在云南园，也刚好叫南大，彷彿容易时光交错，彷彿自己也参与了什么一样。我常常在大兴土木的校园里，想像半世纪以前脚踩在这片土地的人们，那么热情，那么勇敢的，建立起真实的乌托邦。
校本评估华而不实
2012/11/08 （砂拉越）诗华资讯网
～作者：吴嘉豪
近期再次传出教育部将检讨校本评估制度（PBS）被指加重教师工作负担的问题。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一项华而不实的教育制度，因为除了实施时问题一篓篓，还因为传达执行讯息上的误差，造成老师们不懂该如何执行。
教育部在近年来所施行的新政策，通常都还没经过深入研究，就仓促推行。校本评估制度的原意是减少考试，可是执行了近一年，教师的工作和薪资同样上升，造成教师不能享受到加薪的利益，反而缺少了时间。
相信读者们都会异口同声同意，时下有越来越多的教师抱怨，抱怨他们真正的工作不是教书，反而是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校本评估制度美其名是减少考试，可是教师在出题时，得根据每个等级出题，还得考虑学生是否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试问教师们还有时间做好教学的工作吗？
校本评估（PBS）学生评价报告是一项令教师们厌烦的工作。打印了报告，倘若学生不满意，教师反而会被质问。当教师当到被学生质问，请问教师们会不会把教书当成一种谋生工作，而不是育人的伟大事业呢？这个政策既然有那么多问题，可是教育部依然一意孤行，继续执行下去。
说来说去，教育部在评估一所学校时，就会以绩效指标为标准。当教育成了追逐分数的事业时，教育已经丧失了其开导性，反而增添了几分功利性。教育部有责任纠正这种思维。校本评估到底能够带给学生多少教育价值，是否仅是要学生根据等级一步一步学习课本内容，抑或追逐等级，这些问题，教育部官员有必要向普罗大众做出交待。
其实，校本评估施行了那么久，教师们都感觉到教育部只是换汤不换药。因为校本评估根本就没有减少考试，反而加了许多评估的考卷。教师们还得记录每一位学生的每一个等级的分数，这种工作，与高级书记有何不同？教师的工作不是在记录学生成绩，是把学生教成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们得深思，为何当今的教师们在教书了一段日子后，逐渐对教学工作失去了兴趣？就是因为教育部所设下的工作范围，与教师们的原意有很大的出入。教师的工作就是教好学生，如今却是如何做好文书工作。这样的师资团队，我国的教育如何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