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日期：2012-11-10
《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作者是黄庭康，华文译者是李宗义，2008年台北出版。从格式与内容来看，应该是一所美国名校的博士论文。
根据推荐序，作者是从殖民政府的两种不同态度来探索香港和新加坡，两个以华人为主要居民，的华文教育的历史发展轨迹。分析是从社会教育学理论，也就是，国家权力形构和霸权的理论概念切入，来解释统治关系与文化形态的发展。
就新加坡这一块来说，后殖民地时代，多元种族文化社会里，统治者是如何，在构建国民意识的身份认同整合社会，对抗权力挑战，以及争取民众支持，的多层政治现实背景下，进行华文教育。
作者在方法论与资料的附录指出：新加坡政府于1948年初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团体，左派报纸的出版至此遭到严重的干扰。不过，如果能够充分的应用书中所列的一些著作，比如，Thomas Bellows，Harold Wilson 等为参考，还是可以掌握一些被统治者，有意或者无意遗漏的历史事实。
书本的第三章，新加坡的国家权力形构，是从新加坡的建国历史过程开始演绎，新加坡华人社会，尤其是华文教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为何，与如何的的发展。这一些历史背景是第五章：华人学校身份认同，与第六章：华校课程去华化的分析基础。
这是一段浓缩的简史，由于依据了主流历史观，所以是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新加坡历史，这和从新加坡人的角度看新加坡历史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反殖民运动不再是颠覆社会的反动行为，而是一种爱国行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必定要从去殖民化的政治观，重新回顾历史。
这是一本学术论文，不具政治动机和目的，因此，新加坡人可以通过第三者的独立视野，回顾一些新加坡人应该熟悉，但却是陌生的历史事迹，从而可以更明确的认识华文教育的被歧视历程，进而可以分辨各种时事论述，尤其是华教议题中的真假虚实。
马来亚公务员的亲马来情意让他们疏远华人，大力阻止华人占据政府职位，1910年，公务员职位被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人垄断。1933年之前华人没有资格申请政府职位，之后，也只有本地出生的海峡华人有资格申请政府职位，通常也是一些技术性的低层职位。新加坡对马来文化的偏袒，限制了它对理解与容纳中华文化的能力。
殖民政府只承认马来人为本地居民，华人，尤其是新来移民，被贬为外来人，因为本地身份不受承认，殖民地华人受清政府的影响。1877年清政府设立领事馆贩卖官衔，之后，改革派和保皇派，分别争取华社支持。1911年，新加坡国民党成立，支部遍及马来半岛。这说明了华人为何，与如何维系了和中国的政治关系。
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产生了一批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中南来的教师提升了华校的政治意识。1920年殖民政府开始对华校进行管制。1923年，政府以财务利益诱使华校放弃华语教学，改用方言教学，改变华校课程，鼓励学生到英校受教育。1937年日本侵华，南洋学生的爱国意识高涨，促使英国人加强对华校的管制。
1948年，政府估计有一半的华校是受到国民党的控制，另一些受中国民主同盟的影响。1949年，政府禁止国民党和民盟在新加坡的活动。
二战后，殖民政府为了避免馬共影响力，原本有意在教育上向华人让步，不过，马来人已经发动了反华人与反华人文化的运动；因为族群文化受到威胁，华人逐步加强保卫华文教育的社会运动。
1947年，中华总商会要求政府增加对华校的补助。1950年，280所华校向政府请愿，希望保证自身的语言文化不受马来人的挑战。作为一个已经定居的族群，华人的诉求都是合情合理。政府否决请愿，反而要求华校必须按照英校模式进行改革。
1950年政府为了消灭华校，压抑华人意识，试图以十年补充计划消灭华校。1951年开始，逼使华校采用政府核准的课程和教科书。1953年，诱使华校改用英语教学。这种压迫性的手法，导致华人更坚决的要捍卫华文教育。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呼吁建立华人的大学，南洋大学。
1955年，非左派的华教组织动员华社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地位，左派组织随即也加入，最后，由中华总商会领导503个华人社团组成华文教育委员会，共同维护华教地位。
1954年末，总商会在争取华人公民权之外，也要求立法局采取多元语言。多元语言政策遭到马来亚大学，立法会，英化华人领导的进步党，英国公司等亲英势力的坚决反对。
人民行动党在1955年大选前，承诺支持华人争取公民权，采用多元语言，平等对待华文教育。1963年，社阵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赢得32.9%选票，这结果警告李光耀歧视华文教育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1965年10月，新马分家两个月时间，总商会要求李光耀保证华语文的官方语言地位，李光耀警告：不要忘记曾经是大华人沙文主义者的陈六使的命运。
数天后，李光耀提醒民众，不要随意谈论语言与文化，并再次奉劝试图利用语言问题成为英雄的人士要三思而后行。翌日，李光耀大发雷霆：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语言、文化、宗教…。
从这一段历史可以清楚知道，自1819年的开埠以来，华人社会，包括华文教育，就是一个被歧视的族群。英国人在殖民地的去民族意识思维策略，根深蒂固。
英国人的新加坡历史，强调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政治矛盾，但是，长期以来，华人村落和马来人甘榜却是毗邻而居，鸡犬相闻，相安无事。这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上，华巫没有势不两立的对峙。
在澳大利亚的新加坡学者Lily
Z Rahim 之《新加坡的困境：马来社群在政治与教育上的边缘化》从马来人的角度重新演绎马来人的新加坡历史。马来教育只有小学没有中学，因为英国人认为马来人只能从事园丁，车夫，信差等职位；结果是马来人只能到英校念中学。当然，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人，和英化印度人和英化华人一样，会有更佳的谋生之路。
英国人把歧视母语教育的社会分化结果，转嫁为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政治矛盾，也就掩饰了英国人分而治之的策略，以一族群的利益对抗另一族群的利益。英国人在经济上和华人商业相互利用，在政治上却是以马来人的固有传统政治权力，对抗外来的华人人口。英国人处处制造社会矛盾，以谋渔人之利。
英国人的新加坡历史，也过度强调了共产党渗透华校，事实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华人学校，主要还是掌握在反共亲英的右翼国民党华人手上。这种历史观完全忽略了华人维护华人文化教育之民族意识的正当性，转而凸显其中的政治色彩。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本质上，华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语文，去争取华文教育的话语权，不是为了政党利益。另一方面，政党却是为了政治利益，去寻求华校生的支持，当年的李光耀，就是非常积极的争取华校生的政治支持。
华人社会，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组织，受到种种政府政策的歧视和规范，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维护华人民族文化是合情合理的基本社会要求；而这种权力的争取之所以被非议，那是因为违反了英国人的华人去民族意识的政治目的。
历史上，华人教育从来没有试图取代其他，尤其是英语文的既有地位，相反的，华校热衷学习英文，但是，华人语文，却是在一个多元种族语言文化的大环境中，遭受重重的不断打压；从殖民政府到李光耀，始终如此。
华人教育只是逆境中求生存，既没有能力，更没有意愿去垄断新加坡的语言文化话语权。同样的，总商会只是要求在多元的社会里，华人语言可以享有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的语文地位。
明显的，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新加坡向来都没有大华人沙文主义的事迹，事实是，新加坡历史上，只有去在地民族意识的大英文沙文主义，也就是说，政府把殖民主的国家语文：英文，强加于在地的非英国人身上。
从这些新加坡人的历史观来看，如果新加坡确实是有国家建设的政治过程，那么，华人语言文化是被排斥，而不是被包容在建国的文化元素之中。四种语文平等的政策，也完全是虚有其名的空谈，不符事实。这些现实，合理的解释了新加坡为何会是李光耀所谓的卡立索社会，一个丢失母语，和没有民族文化的无根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