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民族歧视
2012/12/10 东方日报/名家
～作者: 陈良
──林连玉向联合国申诉记
华教的问题，不仅是母语教育的问题，也是个基本人权的问题。
林连玉领导华社向政府抗爭，爭取母语教育的地位，这点大家都知道。但他曾向联合国申诉，指控英殖民政府打压华族的基本权利，这点就较少人记得了。
上世纪50年代初，独立号角响起，局势一片混乱，建国议程却早已排妥。从1950年《荷格报告书》到1951年《巴恩报告书》，再结穴于《1952年教育法令》上，无不图谋暗渡陈仓，逐步根除华、印学校。「最终目標」成了一把倒悬在华社头上的克利斯之剑，隨时线断劈下。
值此存亡之际，教总、董总先后应时成立，以统合华社来反对不利政策。林连玉先生適时而出，奔走疾呼，统筹组织，代表全马华团发文告、开大会、见显要，曲通各种管道，声嘶力竭，据理力爭，以期挽狂澜于既倒。
捍卫全体华人的公意
1954年8月，恰逢联合国大会主席潘迪（Vijaya
Lakshm iPandit）造访马来亚，林连玉见机不可失，逐向联合国上书。这篇名为《呈联合国大会主席潘迪夫人备忘录》的「告状书」（以下简称《备忘录》，中文版收入《华文教育呼吁录》），由教总正副主席林连玉与沙渊如署名。全文洋洋洒洒，义正辞严，力陈《1952年教育法令》的通过，是对当时「占总人口的半数」的华族的歧视——「这是一个极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
在这之前，林连玉已多次將华教问题抬至民族权利的层次上。但这份《备忘录》的意义在于，所投诉的对象是以维护人类基本权利及遏制民族歧视为宗旨的联合国，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备忘录》的前半部，歷数从1951至1953年期间华社的抗议声浪，以证明「马来亚联合邦的政府对于全体华人的公意，是心存蔑视而未曾予以应有的尊重的」。何以说这是「全体华人的公意」？因为林连玉作为教总的主席，是「代表本邦1200多间华校，教师7300多位，学生26万多人」来致呈的。如此的教育规模，足以堪比那个年代许多新兴的国家。
《备忘录》后半部则一条条申述华社的具体意见。从权利与义务的关係、教育公平的原则、质疑官委立法院的代表性、华裔人口的比数、华族的文化需求等，並且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11章第73节：「非自治政府（按：指殖民政府）应尊重各民族文化及予各民族平等待遇。」据此来指控马来亚政府所推行的教育法令，是明显「违背联合国的宪章」的！
这段控辞，高高举起大义，严声厉色；来到结尾，却轻轻放下，转以感性屈笔，痛诉华社的百般无奈：
「我们华人在本邦政治的地位处于劣势，我们的公意已经无法于议会中表现出来，我们的要求又不为当局所尊重，我们遭受严重的不平，我们实在觉得无处可以呼诉，因此不得不提呈此项备忘录，请求联合国大会予以深切的注意，以保障本邦华人应享的权利。」
连下5句「我们」每况愈下的困境，句句入扣，渲曳之极，却肆而不滥，意气勤恳，读来让人动容，显然是林连玉一贯的手笔。
彰显人权发展的意义
通观《备忘录》全文，可谓辞严义正，却是慍而不怒，怒而不张；论说有理有节，刊落枝节，直抉本源，將华教论述提升到一个制高点上，为后来林晃昇时代的母语基本人权论奠下基础。
然而，《备忘录》的意义不仅于此。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到1948年始发《世界人权宣言》，后6年而有《备忘录》之诉申，可说是初期少数能以平等宪章向联合国申诉的民间团体；至1960年联合国再发《反对教育歧视公约》以倡议教育平等，《备忘录》却早已先行于6年，放诸世界人权发展潮流里，其意义至为彰显。
回顾歷史，在很多国家尚未独立的50年代，在国家正义观念还未普及以前，《备忘录》已较早地提出立国应有之义（平等、权利与义务），这便是林连玉的歷史地位，也是大马华教在世界史里的应有之义。
《1952年教育法令》最终在林连玉的带领反对下被搁置了，这份《备忘录》是否起了一些作用，我们无从而知。但这次的成功让林连玉名声大噪，以致时人喻他为「联合邦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陈修信语）。然而，取代之的却是更为严峻的《拉萨报告书》以及《1961教育法令》，林连玉也遭受对付，这是后话了。
这份1954年的《备忘录》，还可与同为林连玉撰写的1955年《呈英殖民部大臣波靄爵士备忘录》及1956年《呈李特勋爵宪制调查团备忘录》共同合读。这3份性质相同的文献，均代表了华社向国际最高代表单位投诉马来亚的立国政策，反映了当时非巫裔普遍上对新宪制的保留，以及对国家建制的不信任感。很不幸的，日后的建国蓝图却是沿著这个方向前进的。
马来西亚迄今仍然没有签署一些保障普世价值的国际公约。何以如此，也许华教课题是其中一个考量，此可从林连玉呈书联合国《备忘录》一事看出端倪。只是林先生可能没想到，今天这个「民族歧视」已由教育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甚至是身份歧视上了。
也许未来有一天华教被连根拔起了，但华教运动史將是一个极大的意义与启示，它是人类文化的珍贵遗產之一，也是大马建国史中无法迴避的重要一页。
从庄希泉到林连玉
2012-12-10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麦翔
独中復兴40年，今年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新景象，新生爆满，或增班或增聘教师。其次，华教今年进入百年华诞的第6个年头，从居首的吉隆坡尊孔独中（1906）至今年霹雳金宝培元和柔佛麻坡中化不下10所。百年华诞与欣欣向荣有何联繫？本文要说明的是贯穿百年的生命线及其意义。
话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来亚胶锡经济迅猛发展，华人人口迅速增长；大小城镇以两个锡矿区巴生河流域与近打河流域为中心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公路、铁路、电讯现代设施纵横其间，从南到北形成网络。现代华校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政治火把点燃，便应运而生。这个政治因素便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华校的影响。华校是本土现代经济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產物。
漫漫华校百年史有两个转折，一是20世纪头10年的新旧转折，从封建旧书塾转化为现代华校；二是50年代独立前夕由侨民学校转变为公民学校。庄希泉是前一转折的概括性代表人物，林连玉则是后一转折的代表人物。瀏览华教百年史，深藏於压迫之后的是民主主义这条主线。
现代华校的创办，一般说，与维新、民主时潮直接间接有关。庄希泉是新加坡百货商，因应反对首个《1920年学校註册条例》而登上华教的舞台。中国封建王朝是早期华教人物反对的对象；庄希泉则是第一波华教运动的领导人，反对主要的是英殖民统治者。第一波运动与殖民地总督的会谈中喊出“人民要开口＂的口号，它不但是一场华教斗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华社反殖的政治斗爭，带有强烈的本地色彩。
在斗爭中得到锻炼与提昇的华教与民主精神，中经1930年新型社运，及其嗣后推动的华社反法西斯斗爭（抗日运动），民主之花在华校大绽放。此阶段主导力量的士工农商群眾与领袖人物以及价值观与华校有密切的渊源。至关重要的是，浴血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华人（及各族人民）在战火中萌发了“抗日卫马＂的意识，为战后独立前夕转化为公民教育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战后我国走上了种族主义轨道，华教机智地区別“马来亚化＂与“马来化＂两个本质不同的挑战，接受前者，严拒后者，公民教育得以不失时的实现过渡。这种与时並进、勇於接受挑战的表现，是新型社运意识的折射，是以林连玉为首的一代华教运动里程碑性的贡献。这里应当著重指出的是，以“不受压迫，反对压迫；不怕牺牲，避免牺牲＂为核心价值观的林连玉精神，概括了从庄希泉以来华教在本土奋斗的经验，是华教（乃至於华社）的宝贵精神財富。林连玉主张“合法、合理、坚决態度＂行动原则；70年代復兴运动勇於团结自救的精神；林晃升时期突出人权思维，进一步充实扩大了实践，给我们留下1980年代两波参政的教训与经验。眼前，华教高潮迭起，正在验证“策略乃实现立场政策的决定因素＂的道理。
综上所述，华教；历代先贤用血汗锻造了植根於华教內部的主线—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是在中华文化的园圃上孕育与发展的。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是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產物。我国与別国不同，多元民族与文化拥有自己的个性，它与国家的共性辩证地融合。语文並不仅仅是工具那么简单，失去话语权，就失去传统与权力。历史也是如此。不知道昨天，你就失去传统赋予你在今天的使命与权力，更无从创新。这就是每年举办华教节之意义所在。
（2012年华教节特稿）（星洲日报／言路‧作者：麦翔‧华教工作者）
华社宜多关注国民型中学
2012/12/09 南洋商报/ 言论版
～作者：庞萱
国民型中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改制前，是属于华社所办的华文中学，改制后称为改制华文中学。改制时政府承诺可保留三分一的华文教学时数、承担所有行政和发展开销、校园内行政媒介语也可使用华语文、校长须具华文资格。
半世纪以来，国民型中学在我国中等教育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它始终受到政府不同时期所推行的教育法令和政策的羁绊和影响，政府当年的承诺并无法兑现，令华社感到不解和遗憾。
三分一华语文教学时数
国民型中学改制前，文史地及其它科目用华语教学，所占授课时数比率大。改制以后，史地科全用国语授课，只剩下华文科用华语教学而已！根据大马行动方略改制中学发展委员会刚公布的《国民型中学初步调查报告》显示，全国78所国民型中学中，至少有16所学校每周华文科的上课节数不足5节，与承诺的三分一华语文教学时数大有出入！不唯如是，更有12所学校（占总数21.82%）并无将华文科列为必修必考科！
目前，政府给予国民型中学的拨款，除了人力开销的行政拨款（主要是教职员薪津）外，并没提供足够非人力行政拨款（如水电、排污及小规模维修费等）。国民型中学需要额外的财力资源支付行政开销及硬体建设，因此需向华社征求赞助和筹款，增加华社的负担！
校长必须具有华文资格
国民型中学校长若不具华文资格，肯定无法推行原本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校园文化，也无法在行政运作上以华语文作为媒介语，这对欲保留或维护原有的华裔文化特征的努力，肯定是莫大的打击！
因此，除了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家协以及校友会须据理力争应有的权益外，华社必须大力支持和配合，尽一切努力争取改善国民型中学的软硬体建设和正常的发展！
先贤遗风 继往开来
2012/12/10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君明
“先贤遗风继往开来”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工委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晚宴日前圆满举办，获得了社会各界支持，成了华社一大盛事。
晚宴上，几位致词嘉宾当然免不了又把陈嘉庚先生生平功绩夸奖一番：办校强国、组织南侨机工救国、发展企业富国……陈嘉庚始终贯彻无私奉献的精神，生时倾资兴学，死后财产悉数捐国，不留子孙一分一毫，尽其一生开拓慈善之风，把之传于后世。
如今，先贤遗风是有了，但今人继往开来了吗？在这个贫富悬殊的资本主义年代，有钱的人是很多，但愿不愿意奉献却是另外一回事。
钱财无法填满欲望黑洞
时代进步了，世上充满着各种物质诱惑，再多的钱也填不满欲望的黑洞，有钱的一般都会认为钱是我辛苦赚来，应当由我本人去享乐纵欲。陈嘉庚早在大半世纪前对这些人就作了回应：“人生在世，不要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而要为国家民族奋斗”；“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
有的富人既不懂得享乐，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不过他们欠缺了广阔胸襟与视野，也偏不信“富不过三代”，把金山银山留给子孙，以为能万世昌隆。陈嘉庚似乎不太认同这样的做法：“人谁不爱子，惟必以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德之爱。
且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非爱之也。”；“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单纯看重钱。我的钱是学校的钱，是国家的财富，我的钱不能留给子孙后代。”
还有的富人始终放不下“以钱赚钱”这本来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虽然他也有一定的社会使命感，不过却选择先赚后捐，惜就是不知迟至何时何日。陈嘉庚对此亦有见解：“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
林连玉传承陈嘉庚精神
笔者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伟人，对自己一生是否有所交待，就尽在舍与不舍之间。换句话说，他奉献的程度到哪里，越是舍得，越是无私，其名就将被传颂得更久更远。我们熟悉的孙中山、陈嘉庚、李光前、林连玉等都是具有博爱精神，愿意无私奉献的伟人。
被我国华社称为“族魂”的林连玉一生为华教不惜“批龙甲，搏虎头”，但很多人不知道，林连玉曾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学习与任教六年，对一生为国民教育而尽瘁的陈嘉庚崇敬有加，是学习陈嘉庚精神的典范之一。
前教师总会主席陆庭谕曾说：“读过《南侨回忆录》与《陈嘉庚年谱》之后，（认识到）陈嘉庚的高大形象，完全是优秀的中华民族的化身。从集美师范出身的林连玉与陈嘉庚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月前，柔佛华教界名人郭鹤尧仙逝，阅及其生平简介，发现他曾在李光前的南益公司工作，因此可说与陈嘉庚颇有渊源。
郭老曾说“富贵不过三代，留钱做什么？如果我的子孙比我強，不必我留钱；如果他們不如我，留钱给他们也沒用。与其后代争遗产，不如把钱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这与陈嘉庚所说的如出一辙，这也正是华社这么拥护郭老的原因。
至少，从林连玉和郭老的身上，我们还是看到有人继往开来，惜两者俱往矣，试问将来还会有谁传承这遗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