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小，独中潜隐之危机
2012/12/11 （砂拉越）诗华资讯
～作者：于东
在讨论华小与独中潜隐之危机这一课题时，是要追溯到这个国家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由英殖民者和其追随者，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之所谓“最后目标”。
统治集团在建国五十年来，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相继出台了许多教育报告书，法令和具体措施。诸如：1951巴恩报告书、1956拉萨报告书、1957教育法令、1960年达立报告书、1961年教育法令；在砂拉越有：1955年教育白皮书、1959年麦米伦教育报告书、1961年华文中学十年改制计划和1961年国民中等教育报告书以及马来西亚成立后的1996年教育法令等。除外，不同时期的策略性措施，如：1981年的3M计划、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1995宏愿计划以及不时暗中派遣不谙华语者出任华小高职等。以图逐渐改变华小行政语言和教学媒介语。
从法令上而言，1961年教育法令首先是改制华文中学，随后就择期将所有采用母语教学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即马来文小学。这项法令授权教育部长，在任何适当时候，将华小改制了为马来文小学。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21条(2)。然而到了1996年,就颁布新的1996年教育法令，这项新法令之第17条(1)规定：“任何教育机构都必须以马来西亚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除非得到部长豁免的教育机构。
这就是说，华校命运是操纵在部长手里。一旦部长取消豁免，一瞬间，华校就变为国民学校。所以我们从国家法律和政策上而言，华校与华文教育每时每刻都处于危机之境地。
最近有两个热门话题，一是“教育大蓝图”，二是较早的“关丹独中批文”。这两个话题也突现了统治者念念不忘要实现“最终目标”欲望。
《2013至2025国家教育大蓝图》提出11项教育转型计划。“大蓝图”一出笼，那些迫不及待要讨好“主子”和粉饰当局政策的政客们，就大肆吹捧一翻，企图把水搅混而让人民“上当”。事实是，当中就隐藏着要融化华小的目的。它的要害是美其名曰：提升华小国语水平，从2014年开始，华小四年级起改用国小之国文课本，华小学习国文时间由原来的180分钟增加至270分钟；另外，每周还要增加300分钟国文补习时间。这样每周学习国文时间就达570分钟，约占全部学习时间中之9小时30分。如此，通过这样措施，大大缩减了母语学习时间，无形中让华小国小化了。
与此同时，将中学过渡班取消，明显是冲着华小生而来。我们知道，过渡班设立原目的是为华小生升中学做准备。因为华小生升上中学（国中），马上就面对语文转换，学习往往会出现困难，有了过渡班之一年学习准备与适应，升上中一，语言阻碍问题，相对减弱了。一旦过渡班取消，许多华小生必面对学习困境。为了克服学习困境，华小不得不在语文课程上调整。这就让华小自我设法提升马来文学习时间，以牺牲母语授课时间。
取消过渡班问题引起华社一片反对声音后，教育部长说：可灵活处理，需要者可上三个月或六个月过渡班后升中一。这话不仅幼稚可笑，恐怕是另有“玄机”。试想，上了三个月或六个月过渡班后，再上中一，那么课程、班级和师资等如何安排？这些升上中一学生，已少上的三个月或六个月之时间与课程如何补回？
另一项问题，关丹“独中”批文问题。批文中白纸黑字写着决定一所学校性质的三点关键问题，即：课程、媒介语和考试制度。批文明文规定：课程，采用政府中学综合课程（KBSM）和中学标准课程纲要（KSSM）；媒介语为国语；考试，要参加政府主办的公共考试。至于可以参加独中统考吗？不说！所以，我们从这个办学性质而言，完全是一所国中。所不同的只是由民间出资兴建的私立国中。
在批文出来后，随着相继暴露了华社的严重危机。首先是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美化批文，为讨得“主子欢心”，故意加以歪曲；当批文暴光后，还要诡辩新批的学校是独中,岂非可悲之极乎？现在，这些人又打出:“边建校边争取”，来麻庳华社对危机的意识感。
我们从历史进程来看，政府每出台一项法令，计划和措施，若只从表面上看，是好的，可以使人信以为政府是好意而使国家进步的，特别再加上政客的欺骗性和麻醉性说词。然而，只要我们详读之，就会发现其在华丽包装下，暗藏着“毒药”，华社一不小心就上当了。这里我就此列举一些实例：
1。1961年的改制，教育部长与当时所谓华裔领袖，一再保证，改制后华校拥有三份之一节数与课程用华文为媒介。结果呢，谁都看到了实际情况。
2。1996年教育法令，在定义条文中第二条：只有三种类型学校，即：国民学校（马来文小学）；国民型小学（华小和淡小）；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这就是说，法律上已没有了“国民型中学”（改制中学）。
3。1971年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下，1981年判定独立大学死刑。
4。1996年教育法令公布时，各华裔执政党大肆粉饰说，1961年第廿一条(2)已被取消。但却在新法令中之第17条(1)中设下一个部长的“豁免权”，将华校命运交到部长手中。
另一方面，在谈到华社（自家）内部危机时，危机主要根源在于政治制度，即权势交易和官商勾结。今天我们的华校，不论华小或独中的董事会，大多数的掌控者都是与官场有密切或有某有程度利益关系的。所以他们往往在面对利益威胁时，选择了自身权势和金钱利益。这样华校在面对生死关头时候，一瞬间就“变天”了。这样的历史例子，早在1961年反改制斗争中发生过了。
在独中内部，有一股势力在不断的活动，企图改变主要教学媒介语为英语，以重演1961年的华校改制局面，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成功在个别独中实现了改制。改制后的独中，继续挂着独中招牌，招摇撞骗，却获得不少财团鼎力支持；因而，更肆无忌惮地自我陶醉在华社中。
独中数理媒介语之争，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渐渐走向平静，突然于九十年代末在砂拉越发生了一个突破口。随后争争吵吵起伏不断。有了这个突破口，即发生了先例，让人们警惕到，1962年华校改制风潮。例如：马来半岛的钟灵中学和砂拉越的卫理中学，都先后发生在1962年改制风潮前数年和前一年。但，廿一世纪初今天，时代背景与当年不同，那些潜伏在华校中的改制派崇洋媚外分子，是不会轻易现身，但都在待机而动。所以独中潜在危机始终存在。
与此同时，独中面对另一项危机是办学者的对文化传承的觉醒问题。这一方面体现在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是发生在办学决策者中。
独中教师学历，资历，民族意识觉醒参差不齐。如今仅少数人具有民族意识感和教育责任感；多数人如同其他源流学校教师一样，为教书而教书，为谋一份职业而教书。
说到办学决策者，这包括学校行政班子和董事会成员，尤其是首要人物，往往缺乏办学使命感,不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原理。不少董事会成员是沽名钓誉者，“霸着毛坑不拉屎”。所以就谈不上改革和以求进步。
如果我们将危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而言，外部指的是国家法律,政策与各时期策略性措施。内部指是华社，整个华人社会，包括华人政党,各性质民间团体，华校董事会等。但今天社会内外环境下,许多外因往往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有关各项具体策略性行政措施,是否可以获得落实,是取决于内因。例如：3M计划、宏愿学校计划、英文教数理和独中自我改制等。
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能否如愿实现其“最后目标”，华社与人民觉醒程度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关键而决定的。
维护少数民族的语言
2012-12-11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张荣强
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除了华、巫、印，还有许多其他的少数民族，如分佈半岛的各种原住民，东马的卡达山杜顺人、伊班人、摩禄人、伦古斯人、摩拉挠人、比达友人、本南人、卡延人等。每个民族都有本身的母语，而宪法规定马来语是国语和官方用语，但其他民族的语言可自由使用。
自独立以来，政府便大力推广马来语作为国家各领域如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等机构的主要用语，反之，其他民族的语言则被局限于在非官方场合和本身族群内部使用。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时并没明确地制定任何保护和发展少数族群语言的措施，经半世纪的洗礼，这些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的语言正面临走向濒危的处境。
通讯的发达使到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英语作为世界首要通用语及在商业领域广泛使用，使到国人很重视掌握它。在国语和英语为强势语言的冲击下，许多少数民族新生代忽视掌握好母语的重要性，也因大环境的关係，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逐渐地被边缘化，使到我国原有多元化的语言格局正逐步被侵蚀。
然而，政府似乎没重视过这问题，至今仍未有实际的措施来保护少数民族的母语。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现有六千多种语言裡，绝大多数因使用人口不多而面临绝迹，如印地安族原有上百种的语言在缺乏保护措施下，造成现还在使用的所剩无几。这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呼吁各国必须採取措施保护人类这无形的文化遗产。
国际世界语协会说：“语言权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权以他本身的语言来表达，而每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由此可见，政府必须立法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我们不能因为要推广国语而夺剥各族人民选择语言的自由和权力。反之，政府应提供机会和场合给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如在一些官方集会或文件，给于有关语言翻译。政府也应协助少数民族出版以他们本身语言编写的历史、艺术、文学创作等书籍。此外，提供电台广播、影视频道、报纸和杂志出版等便利将大大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率。
在教育方面，各民族语文教育的发展权利应得到尊重和保证，从学前至高等教育都应给各民族语文足够的学习空间。因此，政府应为少数民族提供完整的民族语文教育体系，例如：根据需求开设各民族语言的学校，如果环境不允许，应在现有的国民学校裡设立使用少数民族语授课的班级，或至少增设有关语言的科目。当然，编译和出版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课本、参考书和阅读刊物也必须同时进行。
此外，政府也应在大专设立民族语文科系和研究院来栽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家，这将能满足社会各部门对民族语文专才和学校师资的需求。许多西马原住民和东马的少数民族依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政府必须为他们的口语创製简便易用的新文字，并协助有关语文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它注入生命力元素。
总的来说，为了阻止少数民族语言继续陷入濒危的处境，政府必须为少数民族提供协助和空间发展他们的语言，满足他们的语言利益诉求。维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多元化格局，符合当前世界对语言多样性的普遍诉求及尊重人权的做法。让世界语，官方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并存不但能确保社会安宁，也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012年华教节特稿）（星洲日报／言路‧作者：张荣强‧马来亚大学社会学博士）
保证有甚么用？
2012/12/10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罗汉洲
行动方略联盟主席陈友信直言教育部违诺，没有遵守当年对华社许下负担国民型中学一切开销的承诺，也没有遵守保持华文中学特征的诺言。
由行动方略公佈的数据可以看到，政府对国民中学似乎只负担教师的薪金，其他如软硬体设施、修葺校舍的费用则须董事会和家教协会自己“搞定”，董事会与家协每年所负担的开销几乎与政府相等，当年许下的“董事会再也不必为经费烦恼”承诺已“不知所终”。
至于保持华文中学特征这点，行动方略的调查指出有27%国民型中学校长不具华文资格，教育部不时派遣不諳华语者掌校，近30%学校没限定只收华小毕业生。这是国民型中学渐失华文中学特征的“前奏曲”。
难乎其难
由于有资格（符合华社要求）的校长难求（相信是有意造成此现象），可预见不具华文资格以至不諳华语者出掌国民型中学校长职之事，必日渐增加，也必有更多国民型中学被迫召收非华小毕业生，国民型中学要保护华文中学（其实这地位早已受质疑）特征，更难乎其难。
此外，我们早已知道一些国民型中学没把华文列为必修必考科，一些只有区区两节华文课，一些把华文课列为课外补习，据知还有完全没有华文课的国民型“华文”中学。
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当日在国会拍胸膛，保证国民型中学有三分一时间学习华文、董事会不必为经费烦恼的人，为什么不出来据理力爭？保证有何可信？
当日在电台竭力劝请华文中学改制的人，为什么不出来讲话？已“蒙主宠召”或已登上“西方极乐世界”的可不谈，尚在世上面团团做富家翁的，为什么也不讲话？
难怪有人不肯相信教育部，甚至政府的口头保证。
道歉能了事吗？
2012/12/11 （砂拉越）联合日报
～作者：吴嘉豪
巫统主席日前低声下气向人民道歉，这是破天荒之举，抑或是为了选票，才委屈求全之策，升斗小民心照不宣。
道歉难道能够了事吗？看一看巫统在这一届任期里，做了多少让人民反感的事，就晓得道歉的意义有没有用了。
国内的主流媒体沦为执政党的宣传工具，人民的心声唯有通过网络媒体才能传达出来。关丹人民从今伊始，每日必须提心吊胆面对辐射问题。交通部的新措施表面上惩罚超速驾驶者，实则捞取外快。边加兰民众苦恼家园被污染，东马子民抱怨电流供应不良，试问道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要一所独中，却变成一所变相国中。华小“国小化”，是不是教育部不达“最终目标”就不罢休呢？师资短缺，任由华小董事会去烦恼，教育部是不是打算让华小自生自灭？独中文凭受国际承认，政府坚持到底，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华社在无奈之际，马华公会，又为华社做了什么？
选举舞弊、贪污腐败、提高税务、国债如山等等问题，巫统说一声对不起，就能对得起纳税人？拜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高官显要真的了解民间疾苦吗？派发援助金予21岁低收入人士，是可怜他们吃饭时捞汁，为何不想办法让他们有更好的加薪机制呢？
高教基金贷款的文件乱七八糟，行政错误百出，政府在大选来临前，使出有还贷款者有折扣这一招。请问大人，对于那些已经还清贷款抑或还了大部分贷款的人士，这项折扣会不会迟了点呢？什么以民为本、绩效为先，这种口号是不是喊一喊就算了呢？
国内的公共交通系统，有没有改善？倘若要解决交通阻塞问题，政府为什么没有提供更多津贴予公共交通业者呢？为何政府只把公共交通公司的执照发给朋党呢？连执照都要以走后门的方式获得，做生意就谈不上自由竞争了，根本就是由政府说了算。
伊斯兰刑法的施行，巫统有怎样的立场，不得而知。巫统难道又在争议性的宗教课题当中，以道歉来应万变吗？假若一句对不起能够解决问题，宗教问题就不会是敏感课题了。
在拖拖拉拉声中，外资不知不觉中，已经远走高飞，巫统难道又说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迟迟不举行全国大选的错误？拜托巫统大官们，请想一想，荣华富贵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为何放不下呢？容或巫统可以在政党轮替上，为国贡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