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03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陈六使和李光耀，分别代表了新加坡华文教育兴亡历史上，两位立场与功过完全相反的关键性人物。在南洋大学历史的这一个部分，1953年陈六使，李光前，连赢州等众多华人领袖，集体领导新马华社兴办东南亚的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南洋大学，1980年李光耀通过大学合并，结束了南洋大学。
这一段新加坡历史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确的，完全不具争议性，历史功过更是一目了然，无需多言。
事实虽然如此，李光耀对这一段历史却另有见解。2011年11月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在第三章有关南洋大学兴衰的文章中，对陈六使着墨甚多，不满之情跃然纸上。
比如，‘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3个孩子送进华校，费了那麽大工夫，我会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吗？
一个以捍卫中华文化自居的英雄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的时候，南大还有甚麽希望？
华社领袖一方面捍卫华语华文，一方面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英校读书，孩子长大了连一句华语也不会说的做法，言行不一致，是我看不起的。
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李光耀在1980年终结了有过百年历史的传统华人教育体系，改以8所特许中学取代；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传承民族文化的教学，从此成为历史，此后，新加坡所有学校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华文沦为一个语文科目。
这一些消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明确历史事迹，岂能是凭借‘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华文，把3个孩子送进华校’的三言两语来开脱？
不妨想想，讲华语运动广告的金毛碧眼小女孩看来不过五六岁，已经说的一口流利的北京腔华语，50年时间学习华文？那是什么意思？
把3个孩子送进华校的李光耀关闭了华校，把孩子送进英校的陈六使却创办了南洋大学，这说明了什么？身为国际橡胶交易商的陈六使具有国际视野，既知道英语文的商业价值，更明白华人必须保留民族文化。反过来看，认为华文教育是一个贬值货币的李光耀，却为何要断送3个孩子的大好前途？那又是什么意思？
南大与东南亚历史洪流背道而驰，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说法，既是荒谬，更是自欺欺人，李光耀只听信美国人的支配，岂能会为了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顾虑而关闭南洋大学？2010年，李光耀在《国家地理》的访问中承认：后悔没有早点关闭南洋大学，而关闭南洋大学也是基于国内因素，和国家外交完全无关。
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华文教育在新加坡之外的东南亚国家欣欣向荣。菲律宾的华文学校共有一百多所，其中比较出名的几家申办了自己的大学部，如，菲律宾中正学院。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有华人大学的存在。新加坡不也设立了孔子学院？明显的，和东南亚历史洪流背道而驰的，不是华文教育，却正是李光耀本人。
1963年李光耀遞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也赢得了对南洋大学的控制权，况且陈六使亦早已作古。即便如此，李光耀对陈六使的厌恶，阴魂不散，李光耀的维护者在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研讨会上借尸还魂，一再清算。为此，可以从媒体报道的两位发言者的讲话，看看有关当局是如何的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其中塑造了什么样的陈六使形象？
其一，‘作为新书《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的作者，利亮时认为陈六使不是个教育家，忽略了未来发展的很多细节，比如他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南大，日后也没有认真解决这一问题。利亮时认为，陈六使对经费筹措考虑不周全，以为办学跟做生意一样，小有小做，大有大做，但恰恰办校需要长远规划。他举例说，林语堂建议的2000万元办学费，直到开学时也只有1400万元，实际到账还不到1000万元，而陈六使在不断呼吁筹款外并没有别的方式，所以在开学后就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一位专题撰写陈六使的作者，尤其是在大学执教的学者，会提出这么一些论述，确实是令对这些历史稍有认识的民众，感到十万分的惊讶。
在传统英制大学写过博士论文的学者都应该知道，第一道工序是对课题范畴的现有文献有充分的全面认识，并以此为基准去反复论证自己要提出的新学术论点，这是论文的基本功，只有坚实的基本功才能有扎实的立论，要不然，其结果必定是无所根据的胡说八道。
从这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来看，如果作者对南洋大学为何必须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华社筹款办学的不明文作业过程是什么，以及大环境的客观现实是什么，等等外在的制约，没有一些必需的基本功认知，就完全没有资格去谈论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历史。
如何定义教育家？李光耀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他是教育家吗？和陈六使一起创办南洋大学的李光前，后来被李光耀任命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他是教育家吗？连赢州在史册上被尊称为教育家，他真的是教育家吗？办学不是上课教书，办学是经营一个企业，能够成功经营国际企业的实业家，为何不可以具有办学术企业的资格？
把陈六使定位为不是教育家，来评介南洋大学的发展，是颠覆了大学体制本身的重要性，尤其是完全忽略了李光前，连赢州等等华社领袖，在南洋大学的办学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另外，这种说法也忽略了外在政治大环境，对南洋大学整体发展的严重制约性，比如，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南大，就是一个有效解决政府政策围堵的最佳务实方案。
说实在的，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南大，并非大学创办人的无知，相反的，这正是最高智慧的具体展现；没有这一个方案，也就不会有南洋大学。千万不要忘记，陈六使，李光前，连赢州等人都是在非常恶劣的逆境中，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个别都有非凡的智慧和胆识。
林语堂对南洋大学的发展是一个大祸害。南洋大学是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建立的一所贫穷的人民大学，林语堂索取305223元的庞大遗散费，无异于在乞丐兜里掏钱。在当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以一间店屋1万元的价格来算，那可是可以购买一条街的店屋的价值。此外，林语堂扬言要把南洋大学打造为一所反共堡垒，是不当的挑逗了新加坡华社的内在矛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显而易见，林语堂的离开对整体新加坡华社而言，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其二，周兆呈‘指出，以张天泽为首的行政委员会没有实权，使得他最后也跟陈六使矛盾爆发。张天泽离开南大时，曾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玉麟告状，指“陈六使一目不识丁之商人，一手操作大学教育，任用一中学程度之潘国渠（潘受）为秘书长，结党营私，把持校政，致令捐款中断，校誉低落”。他认为，林语堂主张以优渥条件从国外聘请学者在今天是可行的，但却时空错位，林语堂跟陈六使在当年其实是专业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
相关的历史文献另有说法，张天泽是愧疚于受人误导而引狼入室，也就是建议设立白里斯葛评议会，原本以为有利大学，却没想到反而使到南洋大学从此蒙上了不白之冤。按这一说法，张天泽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江东父老而引咎辞职。
一篇有学术和社会价值的论文，是澄清和解释社会真象，而不是模糊，更不是扭曲社会真象，当然，也不会引用一些无法核实的资料，更不会引用具有歧视和污蔑的言词；也就是说，写学术性评述，不同于写含血喷人的大字报。这种缺德的大字报文化是舶来的不良品种，不利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稳定和平，李显龙有必要对此类文风进行最严厉的批判，以杜绝这种败坏风气的滋生和蔓延。
有没有学历和有没有智慧是两回事；只要翻翻东南亚的橡胶经济历史，就可以知道陈六使是一个什么货色，同样的，只要看看坊间的有关潘受的著述，也可以知道潘受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陈六使和潘受，德高望重，岂能是目不识丁和中学程度的描绘所能诋毁？
说潘受‘结党营私，把持校政’是不实的指控，历史上，结党营私，把持校政的是林语堂的一家三口；‘致令捐款中断，校誉低落’那是因为李光耀压抑南洋大学的必然结果，不是政策受害者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一家只能靠血汗钱建立的人民大学，却妄想要支付比美英还要高的大学教职员薪金，这种作为借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是要把的脑袋拿去检查。这不是林语堂的专业主义，而是不自量力的天真主义，是脱离现实的幼稚思维。
‘行动党政府在有了明确建国目标…’是吗？果真有其事？历史上，李光耀只有要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没有建国的目标；这就是为何新加坡人只是一个概念，为何新加坡国不为国的真正原由。
‘马绍尔政府被视为跟南大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南大却没利用这一点意识去争取学位承认’，这种指责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个人主观。历史上，马绍尔是泥菩萨过江；英国人为了羞辱马绍尔，只给了他一个原本是储物室当首席部长办公室，愤怒的马绍尔扬言要把桌子搬到大树下办公，之后，英国人才提供了一间像样的部长办公室。另外，在野的李光耀从英国人手上得到比首席部长更多的机密信息，也就是说，李光耀才是英国人的亲信。更重要的是，行政实权是在反对华文教育的英国人手上。如果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是不可能，更不会得出如此不实际的历史判断。
盖棺论定，先贤陈六使是新马民族文化教育功臣的历史地位早已确定，八风吹不动，岂能会为了外来的毁誉而动摇？试图篡改历史必定徒劳无功，诋毁陈六使无助提升他人的历史地位。逝者已矣，《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无需对陈六使歌功颂德，却也没有必要对无法回应的已故者，落井下石，枉作小人。
李光耀有自己的功过，历史必然会就事论事，给予公正的历史地位评价，种瓜得瓜，这是李光耀个人的业障，和他人无关。实质上，李光耀有足够的资源处理自己的历史问题，要为李光耀解围？除非自认比李光耀更有政治智慧。
李光耀剥夺谢太宝人生自由共32年，谢太宝对如此不人道待遇的回应是：并无对任何人怀恨在心，包括当年囚禁他的李光耀及那些残酷对待他的人；斗争非反对任何个人，而是反对不公正的政策与制度。相信新马的华校生，都会以同样的心态思维看待李光耀的历史；李光耀的贡献必须受到肯定和赞扬，李光耀的祸害必须受到制止和谴责。这种豁达和宽恕的美德，就是传统华文教育留给新加坡的最佳文化遗产。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好了就了，了了就好。人生不过是一场红楼春梦，去去就来，来了还要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