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复兴运动与文化认同
王瑞国 赵海立
[摘 要] “独立中学”是由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民间创办并维护的中学，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言，政府则不予补贴。目前，马来西亚共有60所华文独立中学，是政府对华文中学改制而华社则努力维护的结果。上世纪60年代，新独立不久的政府当局要统一教育制度，以“国语”（马来语）取代其它语言（主要是华语、泰米尔语）成为学校唯一的教学媒介用语。为此，政府以打压和利诱的手段迫使其它源流学校改制。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华文学校没有能顶住压力纷纷改制，没有改制的华文中学则成为独立中学。此后的独中面临日益严峻的处境，华社与马来族群的关系也全面紧张。为制止华校的情况继续恶化，华人社会于70年代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不仅把还没有改制的华文中学从灭亡边缘救活并发展起来，而且复办了新的独中。独中复兴运动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强烈传承意识与传统，同时这种意识在运动中得以加强。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人 独立中学 文化认同
[作 者] 王瑞国，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副首席行政主任; 赵海立，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有着较完善的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包括1290余所小学，60所中学，3所高等学府――即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以及韩江新闻学院。而对于这些华文中学，华社则习惯称之为“独立中学”，简称独中，仍受国家教育法令的约束。具体表现在：首先，其教育经费完全来自于华社自身，政府不予津贴；第二，政府目前还没有承认其考试文凭；第三，其课程设置自成体系，政府仅进行有限地干预。当然，华社所创办的这3所大专院校，同样处于“独立”地位。这种情况的形成，与马来西亚政府日益单元化的教育政策有关，也与华人社会的不绝抗争有关。双方的角力也体现在华文中学的存废及改制上。一方面，政府争取在中学以后实现单一的国语（马来语）教育，统一用国语作为教学媒介用语，另一方面，华人社会则开展“独中复兴运动”，不仅护佑独中的存在与发展，而且争办独立大学，以维护母语在高等级教育中的地位。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学者们已经有众多的研究，然而，针对于“独中复兴运动”的讨论却不那么充足。本文拟以霹雳州为中心在这这个方面做一些探讨，分析运动的缘起、进程，并对其意义进行总结。
一、缘起：华文中学的改制
在殖民时期，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战后对华文学校有所限制外，基本上对各族群创办的学校直接干涉较少，更没有统一的教育体系。日本统治的短期，马来亚各类学校损失惨重，仅剩的87所学校且只能以日语教学，其他语文节数减少，并禁止学校教授数学、地理、历史、公民及普通常识的科目，当时有20万本书籍被焚毁，这可说是华文教育面对的浩劫。[1]日本投降后，大部分原有学校复办，但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参见表1）
表1：日治时期前后马来亚各源流学校情况变化
| 学校 | 1941年 | 日治时期 | 1946年 | |||
| 间数 | 学生人数 | 间数 | 学生人数 | 间数 | 学生人数 | |
| 华文学校 | 370 | 38000 | 21 | 2543 | 125 | 46699 |
| 英文学校 | 81 | 27000 | 36 | 5000 | 51 | 23821 |
| 马来学校 | 29 | 5800 | 22 | 4572 | 26 | 5551 |
| 印度学校 | 18 | 11000 | 8 | 789 | 44 | 538 |
资料来源： Shu Yan-Tsiao & Ser-Koon (edited) 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Singapore
然而，随着去殖民化趋势的加强和马来亚独立的临近，英殖民当局开始思索政权移交对象的选择与培养，并规划统一的教育体系。为此，他们委托一些机构展开调研，先后出台一系列的教育报告书与教育法令。[2]它们的倾向很明显，就是要“尽量利用有限的金钱在方言学校插进国民班，使后者慢慢地增加而取代方言学校，成功实现国民学校的计划。”[3]所谓的国民学校，就是以英文及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享受政府津贴。可见，殖民者倾向扶植马来人文化，使之走向统治地位。不过，殖民者的这种企图遭到华人与印度人的强烈反对并没有变成现实。
1955年8月，以巫统、马华公会以及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政党赢得马来亚独立前夕第一届自治政府的选举后，同样重视研拟新的国家教育政策，并于1956年出台《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该报告希望的教育最终目标同样是单一化，即“必须集中各族儿童在一个国家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制度之下，本邦国语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但在此时，巫统认识到力量还有限，不得不在策略上做出让步，故在报告中称“欲达到此项目标，是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4] 虽然如此，该报告仍然受到董教总的反对并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阿都拉萨（Abdul Razak）进行交涉，结果在《1957年教育法令》中单元化倾向并不明显。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1957年国家的独立，1959年联盟党的继续执政，随着马来人执政主导地位的日益稳固，政府决定检讨原有教育政策。于是，就有了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出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1961年教育法令》。它们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负面影响极大。该法令特別强调马来亚必须逐步发展成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还明白规定马来亚只有两种中学，即全津贴中学和独立中学。法令要求过去接受部份津贴的华文学校如果要继续接受政府的津贴就必须接受改制为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中学，教授华文的时间将大幅缩短，并且从1977年起这种以英文教学的全津贴中学将再进一步改为以国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中学。不改制的中学政府将不再补助，成为完全自筹经费的私立学校亦即独立中学。独立中学将可继续使用母语教学。
没有政府的津贴，固然是部分华文中学改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华文中学在设立之初即是自力更生的。另一项更重要的威胁来自它的生源，即华文小学。尽管华小没有停止津贴之忧，但其命运却握在教育部长的手中。因为《1961年教育法令》的第21条第2款授权教育部长于时机成熟或适当的时期內可将国民型小学（华文、英文、淡米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马来文小学）。如果华小改制，将直接威胁独中的生存。此外，从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中学公共考试（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只以官方语文——马来文或英文作为考试媒介，也不可避免地与独中的教学用语产生冲突。
当然，政府为了诱使华文中学改制，也设置了一些过渡措施。如改制的华校可在一定年限内保留有三分之一的教学时间以母语教学；改制后的华校还可以另行注册私立部份，利用下午班进行母语教育。
为了推行改制，政府一方面利用联盟内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进行各种宣传与劝说，强调改制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对于敢于抵制的华教人士进行镇压。如对于坚决反对改制并积极活动的教总主席林连玉，政府当局不仅吊销了他的教师准证，而且褫夺了他的公民权；教总顾问严元章则被永久禁止进入马来亚联邦。
面对这种局面，华文中学一所一所地被改制。仅在1961年间，71所华文中学（包括教会主办的学校）当中，就有54所接受改制，成为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型中学，其后又有1所接受改制，最后，只有16所坚持下来，成为独中。他们是：槟城韩江中学，雪兰莪吉隆坡坤成和循人中学，巴生兴华和滨华中学，森美兰芙蓉中华和波德申中华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柔佛州的居銮中华、麻坡中化、巴株岜辖华仁、永平中学、新山宽柔、新文龙中华等中学以及霹雳州的怡保深斋中学和班台育青中学。[5]
1961年只是华文中学改制的高峰期，其实，早在《拉萨报告书》公布的前后，都有华文中学的改制。早在1955年7月3日 ，槟城州的钟灵中学就自行预先申请改制。1956年8月，钟灵中学正式成为改制的第一所“津贴中学”。1957年9月28日 ，森美兰芙蓉振华中学接受改制，10月柔佛昔加末华侨中学也跟着接受改制。这三所学校的改制，对1961年华文中学的改制起着显著的骨牌效应。
此时，马来西亚还没有成立，砂拉越和沙巴仍在英殖民当局的统治下。然而，不知是巧合或是有意而为，当局也是于1960年提出《砂拉越中等教育报告书》（《麦里伦报告书》），且在1961年发表《国家中等教育白皮书》，规定中学教育必须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否则从1962年4月1日起 撤销津贴金。这个改制计划以10年为限。沙巴当局同样在1959年就宣布实施华校的改制计划，并在《1961年北婆罗洲教育法令》颁布后，实施统一薪津制度，接受资助的华文中学必须受政府管制。在这种情况下，砂拉越原有的18所华文中学中共有12所接受改制，先改为英文中学后再改为马来文中学。其余6所华文中学则拒绝改制，它们是：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第三中学和第四中学，诗巫光民中学、建兴中学和开智中学。沙巴在1956年时有华文中学5所，学生2200余人，60年代后全部转变为英文学校，改制后这些学校也没有再办华文独中。[6]
二、复兴：动因
在华文中学的改制过程中，董教总及马华公会的朱运兴、杨邦孝、陈世英等有识华教人士、最先改制的三所中学的部分学生及老师等都进行过积极的抗争。为此，在1958年和1959年还召开了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华文教育大会。然而，由于维护华教利益的力量太弱，或者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华社的认知，这种抗争规模和效能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总体上未能阻止当局改制计划的推行。
尽管如此，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当局不仅离“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终极目标仍很遥远，而且华文独中在70年代又得以复兴。更令华社骄傲的是，他们所梦想的“独立大学”也取得不小的进展。独中的复兴正如一句成语所言：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在改制后初期，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来源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根据当时的教育法令，中学的录取率仅有30%，而且把超龄生排除在外。这样，其它70%的适龄中考生、超龄生，再加上众多的初级教育文凭（LCE, 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的落第生就成为独中的重要生源。不仅如此，政府为处理这些改制的后遗症，不得不准许部分已经改制的学校兼办独中，在下午班同一校园上课。（参看表2）
| 表2：改制中学兼办独中且维持至今一览表 | |||
| 州别 | 间 | 兼办独中者 | 改制总数 |
| 吉打 | 3 | 亚罗士打吉华、亚罗士打新民、双溪大年新民 | 3 |
| 槟城 | 4 | 钟灵、槟华、菩提、大山脚日新 | 9 |
| 霹雳 | 7 | 太平华联、江沙崇华、怡保培南、怡保育才、金宝培元、安顺三民、实兆远南华 | 14 |
| 雪兰莪 | 4 | 吉隆坡尊孔、吉隆坡中华、巴生光华、巴生中华 | 7 |
| 森美兰 | 0 | | 3 |
| 马六甲 | 0 | | 3 |
| 柔佛 | 2 | 利丰港培华、笨珍培群 | 4 |
| 彭亨 | 0 | | 8 |
| 丁加奴 | 0 | | 1 |
| 吉兰丹 | 1 | 哥打峇鲁中华 | 2 |
| 共计 | 21 | | 55 |
资料来源：董总提供，2008年。
在砂拉越和沙巴，虽然已经改制中学没再办独中，但在1962年至1968年间，砂拉越新创办了另8所华文独立中学，即诗巫公民中学，诗巫公教中学，美里培民中学，诗巫黄乃裳中学，石角民立中学，美里廉律中学，泗里奎民立中学，西连民众中学。这使得砂拉越的华文独中达到14所。沙巴在1962年至1969年间也新创办了9所华文独立中学，以收容落地生和超龄生，它们是：山打根育源中学、亚庇建国中学、斗湖巴华中学、丹南崇正中学、沙巴崇正中学（位于亚庇）、保佛中学、吧巴中学、拿笃中学以及古达培正中学。
如果情况一直如此，可能就不会有独中复兴运动。复兴运动的兴起与独中陷入绝境有关。逼迫独中陷入绝境的是1965年的教育改革。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废除小学毕业生升中学的会考，华小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初中预备班。这样，自1965年后国民型中学的学生人数大增而华文独中的就学人数则急剧减少。更有部份的独中因为学生来源绝大部份皆是前述的落第生而成为变相的补习学校。
60年代后期的华文独中被形容为“破碎支离的学校”，其表现主要是：（1）学生人数少，程度又参差不起，根本无法编班；（2）收费过高，家长无法负担；收费少，学校无法维持；（3）因经济困难，待遇较差，好的师资无法长留，或以此为跳板，人皆五日京兆；（4）学生素质差，读书风气无法养成，因而造成各种奇形怪状的乖张行为。[7]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人士和家长开始质疑华文独立中学存在的意义。一些独中无奈之下只好暂时停办。
不仅如此，有些勉强维持的独中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困境，如办学方针迷失，只随政府学校，没有自己的特色；鹊巢鸠占、寄人篱下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谢荣珍说：“经过细心观察和冷静思考，了解到当时独中的弊端所在，既是：独中跟随政府的办学模式，课本采用英文（70年代改为马来文），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或调整，独中就成为惊弓之鸟，诚惶诚恐了，独中的办学方针尾随着政府学校，办不出自己的特色，家长又何必花费把孩子送进华文独中就读。”[8]如霹雳的深斋中学采用的课本基本上以英文为主，尤其是到了高中阶段，除了语文科外其他的科目都以英文作为媒介语，宛如一所英文学校，这不但尾随着政府学校，办不出自己的特色外，还有自我变质之嫌。还有的独中以应付各种考试为准绳，而且各校极不统一，使学生无所适从。另外，对于与国民型中学共用一校的独中而言，其学生体验到的都是屈辱和自卑。这种体验从上课时间（只能是下午班）、教室安排（昏暗潮湿、厕所附近）、设备利用（国中休假或周末）和师资力量等。其实该校舍校园原本是属于独中的，改制后被迫拱手相让。
如果说上述生源、校舍与办学方针危机是复兴运动的表层动力的话，那么它还存在着深层的动力因素。
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由于政府没有兑现对国民型中学的承诺。曾任教总主席的华教知名人士沈慕羽 先生指出：当年政府为实现国民教育的计划，诱导所有华文中学改制。曾说改制的中学将有三分一教授华文的时间，学校的经费全部由政府负责，政府还答应在原校可开办独立中学。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下，好多学校签下了城下之盟，哪知改制后的面目，随日月而非，初期各项课程以英文为主，今则逐渐由国民型而蜕变为国民中学，华文不但从来没有三分一的时间，甚至一星期只有90分钟或120分钟，是一种象征性的语文课吧了。许多人知道上当，可是已后悔莫及。起初还容许独立中学在下午班上课，后来连独立中学也被迫搬家，变成鹊巢鸠占了。[9]
其实，政府毁约的主因在于当局执行的单元种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在政治上以巫统为主导，在经济上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在文化上落实“国家文化政策”以及在教育上执行消灭华文学校和泰米尔学校的“国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在70年代初的全面实施，特别是强制性推行，使得华人社会认识到独中改制决不仅是教育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它威胁着华社族群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华社必须做些什么，以扼制事态的恶化。事情由独中改制起，看样子还必须从独中着手，复兴独中华文教育，维护母语的权利，进而维护华社的根本利益。一来这个问题急待解决，二来华社有着联系紧密的教育系统，容易动员，三是历史经验丰富。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反映政府单元种族政策、促进华社觉醒并在其中得以锻炼的主要有这样几件大事：华社申办独立大学运动、争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513事件”与“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明朗化等。
华社创办独立大学动机主要是解决独中毕业生的出路。因为1967年政府出台禁令，规定只有获得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能出国留学。该禁令1968年开始实施。独中没有资格获得这两种文凭，因此其毕业生想出国深造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自费也不行。为此，华社各界于1967年底到1982年展开一系列的争取创办独立大学活动。活动包括召开筹备会议通过独大宗旨、发动资助、制造舆论、注册独大有限公司等。然而，由于“513事件”，独立大学的筹款活动被迫停止。1971年，国会又通过《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在这法令下，创办大学或学院须获得最高元首的恩准，使得成立独立大学的前景日益渺茫。1977年华团组织向元首请愿，未果之后又向高等法院申诉。1982年，联邦法庭以四比一的比数判决独立大学不能成立，独大运动才暂告一段。
华文教育在这个国度要有所发展，关键在于华文是否拥有官方语文的地位。1954年林连玉担任教总主席后，极力争取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在独立前的1955年1月11日 ，教总代表在马六甲陈祯禄的家曾与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等人会谈，同意教总在大选前暂不谈华文列为官方语文问题，但如果联盟获得执政则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联盟给予肯定的表示。然而，联盟在执政后却相继出台《拉萨报告书》、《达立报告书》和《1961年教育法令》等，反促华校改制。华社没有灰心，又于1964年10月和1965年11月两次组织代表团直接向首相东姑陈情、递交备忘录，表达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期望与理由。政府的立场异常强硬，不仅举办“国语”活动，而且在1967年9月1日 开始实施《国语法令》。该法令明文规定：马来文是唯一的官方语文。华社的多方努力付之东流，只剩下失望与不满，并在“513事件”后中表现出来。
“513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孤立的，它是华巫民族矛盾夹杂意识形态矛盾全面激化的产物，其中当然包括教育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事件的导火索是1969年的大选，而在大选中，语文及教育是主要的竞选课题，在野的民主行动党、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莫不如此。该事件的结果是马来西亚暂停一切“民主”象征的运作而实行极端的军政统治。它证明“马来人主导大马”的理想已经变成现实，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教育与文化的政治性一面，更说明华人幻想通过政府当局解决民族教育与文化传承问题的不现实性。“513事件”非但是马来西亚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分水岭，也是马来西亚教育史上的分水岭。1969年7月，时任教育部长拿督阿都拉曼耶谷宣布，1970年开始，从小学一年级至大学的英文教学媒介，将逐年改为马来文。这个政策的出台是与随后的“新经济政策”一脉相承的。
“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具体落实了马来人特权，特别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优先地位。它通过所谓“社会重组”（restructuring），以各种方式扶持马来人。值得重视的是，政府对大学招生也实行“固打制”，使得华人子女就读本国大专院校的比例日益下降，困难重重，即使是国民中学的华人学生也是如此。据统计，华人子弟的大学生，从1970年的49.2%下降到1983年的26.7%，而马来人大学生从39.7%上升到65%。它不得不使华人思考送子女入国民中学的意义何在。
与“新经济政策”一起把华人族群推向他者彼岸的还有1971年的国家文化政策。1971年马来西亚文化、青年及体育部曾列明塑造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1）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必须以马来西亚土著文化为核心；（2）其他适合的文化因素可被接纳为国家文化因素；（3）伊斯兰教文化是建立国家文化的基础。简言之，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就是以马来群岛原住民及回教文化为主流。文化政策推出后，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不允许华人在公众场合舞狮，工艺大学要毕业生穿著马来传统服装及戴宋谷（马来帽）参加毕业典礼，教育部规定学校的表演活动，必须穿插传统马来舞蹈和马来乐器演奏，政府还规定中文字在招牌上及学生车上的面积，不准在支票上使用中文。这种现象说明，华族文化非但无法在官方场合出现，甚至连自我娱乐都有问题，这种情况和独立以前华社要求将华语作为官方语相比，可以看出华人已是走到瓶颈阶段。[10]
如果说不是“固打制”基本上阻断华人子女受教育前景，如果不是国家文化政策挤压华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如果不是多种诉求方式失败并发展到 “513事件”粗暴截断华社与政府的协商途径，那么单纯的独中困难也许不会使华社静下心来审视华人社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即“我们是谁？将向何处去？”独中复兴运动发生在1973年而非独中陷入困境的1965年就是很好的证明。此时，华社认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处境。基于这样的情势，华人只有一个选择：坚持抗争，保持华人完整的特征与品质。既然文化是族群的核心，而母语教育是族群文化传承的主渠道，就必须重视母语教育。但是，现在母语教育在中学这个重要环节受到严重损伤，面临断裂的危险，那么，独中的修复与接续就成为华社首先要采取的行动。
三、复兴：进程
独中复兴运动1973年起源于霹雳州，然后很快席卷全国。它把全国仅存的60所华文独中从灭亡边缘救活并发展起来。
其实在此之前，华社已经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如1971年马华公会领导人主持召开的华人团结大会，分别在吉隆坡（2月7日 ）、怡保（2月18日 ）、芙蓉（3月14日 ）以及槟城（4月15日 ）举行，同时力邀董教总人士参与并出席演讲。团结大会的召开意味着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随后，1971年12月4日 ，董总、教总及马华公会教育委员会在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全国华校董教大会”，这是继1969年董教总和马华因独大问题闹分裂后的重新合作。会议通过了“全国华校董教大会宣言”，达成对母语教育重要性认知的共识。更为重要的，三机构又于1972年7月2日 在教总大厦召开“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董教代表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维护及振兴华文独中课题。出席单位有34个，有百余人出席会议。教总代表沈慕羽主持会议，他在会上作出下列四点建议：（1）全马独立中学成立一个联络总机构，并定期开会，以共同研究保护华文独立中学的办法；（2）华文独立中学除了教授一般课程外，应注重职业及实用技术教育，使毕业生有更广的出路；（3）华文独立中学应成立一个基金会，以此基金进行企业投资，并以其盈利作为独中的经费；（4）独中教师应有为华教牺牲的精神，使独中生成绩及品德皆优于其他学校，从而确立家长对独立中学的信心。[11]沈慕羽这一番言论，除了为华文独中的未来描绘了前景外，也为独中应有自己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这种主张首先在霹雳得以实践并加以完善。在那里，华教各界统一了对独中复兴的认识，建立了机构，制订了方针，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华社的资助。
在1972年的下半年，怡保培南独中董事长曾敦化与沈亭 老师，经过奔波，联络、接洽和筹备，终于在该年的11月25日 和12月15日 ，举办了两次全霹雳九所华文独中校长的聚餐会。第二次宴会的参加者还包括了九校的董事长。通过这两次聚会，大家就致力于独中复兴达成共识，交换如何办好独中的意见，并决定在1973年4月1日 ，召开第三次聚会。
为贯彻这些原则，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在9月30日 的会议上决定：授权霹雳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席谢荣珍为“拟定华文独中统一课程小组”主任，配备若干成员，并要求“小组”在两个月内完成拟定“华文独中的统一课程纲要”。小组经过了研究与探讨，认为华文独中必须建立自己的体系。即：办学方针、教学媒介、课程设计等等，走自己的民族教育道路，从头做起（从初一开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体系，不再做国中的附庸。12月29日 ，他们向霹雳华校董联会提呈《霹雳华文独中统一课程建议书》并就相关重大问题进行汇报。董联会对建议书相当满意予以批准，并交独中工委会遵照执行。1974年12月1日 ，九校校长及课程小组联席会议召开，决定于1975年推行及落实课程小组建议。
独中百万发展基金的筹募活动得到霹雳华社的大力支持，全州华人展开“义”字头的各项活动：义卖、义演、义展、义工、义剃……，各行各业都积极参与进来。刚开始时华人上层有观望态度，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也给予积极扶助。这样，到1974年4月就已经超额完成目标要求。
霹雳的独中复兴运动一开始就得到董教总的支持。同时，董教总在吸收霹雳经验的基础上，也在推动全国性的复兴运动。1973年12月16日 ，董教总召开全国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大会通过成立由董总主导的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运动工委会，推动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并提出编写《华文独中建议书》。 同年12月30日 ，董总在吉隆坡召开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议，决定设立以黄润岳为召集人的“统一课程及考试小组”，成员为白纯瑜、张业隆（张一倩）、谢荣珍和宋世猷。小组成立后就以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于1974年2月24日 完成的《华文独中建议书》为指南，着手拟定办出独中的特色，领引独中发展的课程和考试等任务。《华文独中建议书》是一份指导华文独中发展方向的重要文献，它指引全国华文独立中学进人全面的教改阶段，稳定了独中的发展，也为日后的飞跃奠下了扎实的基础。经过不断的奋斗和建设，独中工委会在推动独中办学的历程中，无论在课本编纂、举办考试、师资培训、技职教育、学生活动、升学辅导、出版业务、资讯收集、基金筹募、奖贷学金等方面均做出重大贡献。
在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的指导下，全国其它各州的独中复兴运动稳步发展。其发展形态与霹雳基本类似，只是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已。（参看表3）
表3：马来半岛华文中学改制与复兴年份与概况
（以创办年份循序排列）
| 校名 | 创办 | 改制 | 复兴 |
| 1.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 1906（后考证为1907） | 1962年，独中与国中同校分下午、上午班上课。 | 1965年，政府实行小学自动升级制使独中生源短缺，1970年仅剩学生300余名，教师纷纷转业；同时遭教育局施压迁出。董事部当机立断，抗拒迁校，在原地建新校舍。1972年3层新校舍落成启用，学生人数回升。1973年，乘霹雳州复兴运动，学生回升至近千名。 |
| 2. 霹雳怡保育才独立中学 | 1908 | 1963年，独中与国中共用同校园上课。 | 1972年学生人数降只剩175名。1974年复办初中一年级，新生逐年增加。 1978 年，加速复兴的进程，1985年迁校怡保九洞育龙岗新校园。 |
| 3. 吉隆坡坤成女子中学 | 1908 | 1962年议决拒绝改制 | 不详 |
| 4.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 1911 | 1962年，另设独中收容超龄生。1963年，奉命把原名“华侨中学”改为吉华中学，以示效忠。 | 不详 |
| 5. 霹雳江沙崇华独立中学 | 1911 | 1962年，独中国中在同校，下午上课。 | 1969年学生回升至259人，复兴运动一改颓风，1974年复办独中，学生日增。1975年购置新校地，1983年新校舍工程动工，1985年新校舍启用，学生达502名。 |
| 6. 柔佛麻坡中化独立中学 | 1912 | 1960年议决拒绝改制，学生千余名 | 不详 |
| 7. 霹雳金宝培元独中 | 1912 | 1962年，与国中同校上课 | 1968年初中停办。1969年减低学费至5元、免费借贷课本，到附近新村进行家访，得复办初中，初一新生170余名，为霹雳州家访招生最早的独中之一。1972年面临停办厄运，1973年有所改进。 |
| 8. 雪兰莪巴生中华独中 | 1912 | 1962年，独中在同校下午上课 | 1973年第三学期全校仅得男女生各一，被令停办，董事会决定进行复兴。1974年修建校舍，获得华社热烈响应。1985年，学生562人。 |
| 9. 吉打双溪大年新民中学 | 1912 | 1957年建校完成，初中部开课。1965年赞助人大会议决改制 | 1966年两校同校上课。但校舍设备大部为国中占有，学生日渐减少，教育部几度来函迫迁，几至停办。1972年迁入市区学堂路新民老校舍上课，校务渐上轨道，学生日增。 |
| 10. 森美兰芙蓉中华独中 | 1913 | 1962年议决拒绝改制 | 不详 |
| 11. 马六甲培风独中 | 1913 | 1961年议决拒绝改制，延续独中体制。 | 1968年拆除旧校舍改建五楼宫殿式综合用途行政大厦。1975年，全校1526名学生。 |
| 12. 柔佛新山宽柔独中 | 1913 | 1958年议决小学改制（标准型小学，为国民型小学前身），中学拒绝改制，延续独中体制。后高中改为华英双轨制。 | 1963年高中文理分流，1975年设高级商科班，1976年学生近3000名，为全国独中之冠。 |
| 13. 森美兰波德申中华独中 | 1914 | 1962年听取波县华人公意拒绝改制 | 不详 |
| 14. 吉隆坡循人中学 | 1914 | 拒绝改制，并增办高中。 | 不详 |
| 15. 槟城钟灵独中 | 1917 | 1956年改为英语媒介“符合标准”的中学，开华校制的先例。 | 钟灵独中迟至1961年复办，但并未脱离国民型中学的影响，成为收容超龄生的补习中学。90年代，有复兴的迹象。 |
| 16. 霹雳怡保培南独中 | 1917 | 1962年改制 | 1963年另组独中董事会，开办高中部， 1970年学生剧降至最低点85人，1971 招收百名新生，初现生机 。1975年4月怡保孟加兰第一期新校舍落成，乃霹雳州最早迁校复兴的独中。1976年学生增至800名，学制完整。后实行双轨制（精英班，与英国教育连接）。 |
| 17. 柔佛居銮中华独中 | 1918 | 1961年议决拒绝改制，延续体制。 | 1961年，董事会举办两年一度筹款，充实学校基金，与国中竞争。1976年获“非营利有限公司”注册，稳健发展。 |
| 18. 威省大山脚日新独中 | 1918 | 1962年改制 | 1975年复办初中，学生人数直线上升。1984年贯彻董总独中办学路线，1985年全校915名学生。 |
| 19. 吉兰丹中华独中 | 1918 | 1962年独中在下午上课 | 1983年全校仅得49人，华族8人。1985年成立“复兴委员会”，复办初中得38名新生，暂寄读巴生中华独中，觅地建新校舍。 |
| 20. 槟城槟华女子中学 | 1919 | 1962年，与国中同校上课 | 1976年增建三楼教室5间，供独中使用。 |
| 21. 吉隆坡中华中学 | 1919 | 1962年改制 | 经建校委员会努力，1978年李延年主持新校舍动工仪式，1981年迁入新校址。行双轨制。 |
| 22. 柔佛笨珍培群中学 | 1919 | 1961年，独中下午上课 | 1965年设商科和打字班，学生仍逐年下降，翌年只剩学生数十人，政府通令独中迁离，否则不准招生。1969年发表宣言“苟人心不死，以勇气与毅力，奋斗不懈”，购地建校舍，积极招生，华社逐渐恢复对独中的信心。 |
| 23. 雪兰莪巴生滨华中学 | 1923 | 1962年拒绝改制 | 同年增办高中，改名滨华独立中学，中学部600多人。1966年三层新校舍及双层大礼堂落成，新校舍设专用教室。 |
| 24. 霹雳安顺三民中学（独中） | 1929 | 1962年独中下午上课 | 1962年霹雳教育局通令独中迁出原校址，鹊巢鸠占，独中借用培养旧校舍及德教会紫逢阁上课，元气大损。1968年7万余元的新校舍一座落成， 1969年， 招收巫印裔落第生，以求生存，沦为非华裔生的补习学校。1973年，复兴运动决定走董教总母语教育路线，新生200余名。 |
| 25. 柔佛利丰港培华中学 | 1929 | 1962年改制，与国中同校上课。 | 1971年决定另建独中校舍，1975年落成，整顿校风，注重品德教育，使用统一课本。1979年学生上升至260人。1981年第二期“L”型双层楼房7间教室落成，学生增至400名，购买毗邻8英亩地供扩建用。 |
| 26. 吉打亚罗士打新民中学 | 1935 | 该校情况特殊，改制与复兴见“复兴”栏。 | 该校鉴于1957年第一波改制前夕，现有中学不能容纳小学毕业生和超龄生，赞助人大会决议利用小学空余教室，开办“初中一私立班”，为独中的开始。1959年私立班获“有条件”批准。1965年自动升级制后，仍艰苦的维持初一到高三的完整学制，并设商科班，但无法抗拒改制的重大影响。1983年办“先修班”（国民教育体制）。 |
| 27. 槟城菩提中学 | 1935 | 1962 | 不详 |
| 28. 霹雳实兆远南华中学 | 1963，合并中正、国民、民德、南华四校而建立。 | 1962年，与国中同校上课。 | 1971年，独中仅剩数十名补习生，发动董教、社团、校友进行“救校运动”。 1972年学生增至120多名，标志复兴的开始。1974年新校舍设备建设落成，1975年学生升至300余名。1984年独中迁入新校舍。后实行双轨制，复兴势头停滞。 |
| 29. 霹雳太平华联中学 | 1937， 由修齐学校（1913）、振华学校（1921）、励群女校（1926）合并而成。 | 1962年，独中与国中同校下午上课。 | 受到1965年自动升级制的影响，学生来源短缺， 1971 正式招收初一生46名，复办初中。1974年，初中生增加，学生总数达620余名。该年发动捐款，得8万余元，奠下经济基础。 |
| 30. 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 | 1940 | 1962年赞助人大会一致拒绝改制，自力更生办独中。 | 著名教育 |
| 31. 雪兰莪巴生兴华中学 | 1947 | 1960年教育部到校解释改制的好处，鼓吹改制，但为董事部所拒。 | 1961年开始学生逐年下降，1968年仅得学生30人。1969年校友会起而领导全面改革，家访招生，积极重振复兴兴华。 |
| 32. 槟城韩江中学 | 1950 | 1962年拒绝改制 | 1965年受自动升级制影响，生源减少。1968年办剑桥特别班和预备班（与英国教育连接）。1970年办文理科先修班（与国民教育体连接）。 |
| 33. 柔佛新文龙中华 | 1950 | 1961年拒绝改制，延续母语教育 | 1961年后学生逐渐减少。1973年校友会成立。77年实施改革，素质好学生增加。1985年全校446名学生。 |
| 34. 雪兰莪巴生光华中学 | 1954 | 1962年独中、国中同校上课 | 1961年巴生区三校（中华、华侨、兴华）合并无望，逐自成一完整中学。改制后，学生日减，经费困难，几至停办。1972年董事会力主续办独中， 1981年扩建校舍。 |
| 35. 柔佛永平华文中学 | 1955 | 1962年拒绝改制 | 1957年获教育部特准开办华文独立中学。1964年增办高中，扩建软硬体设备。1971年新生急增，复办初中一上午班。 |
| 36. 怡保深斋中学 | 1958奠基，1960年正式上课 | 1961年拒绝改制（情况与班台育青相似） | 该校是怡保最晚创办的华文中学， 1958年奠基并完成新校舍一座，1959年报名新生百余名，注册证未及时批准，乃寄读怡保育才中学。1960年正式开课，仅开初中一，130余名，多为超龄生。1965年办高中，受自动升级制影响，该年初中新生仅得18名。1969年全校学生120人。1970年开设高初级商科文凭班，原意“以校养校”弥补赤字，后发展为著名的商学院，成为财务重要来源。1971年胡万铎任董事长，1974年胡万铎领导霹雳独中复兴运动，学生回升达230名。1976年沈亭出任校长，提出“自力更生，发展华教”口号。1979年学生增至500多名。 |
| 37. 霹雳班台育青独中 | 1962 | 拒绝改制（因筹建中的育青独中，不具备改制之设备条件，教育部也拒绝设立国中之申请）。 | 1961年3月召集筹办华文独立中学特别大会，即席成立小组以策进行。同年租马华支会会所开学。1962年，第一届董事会产生，育青中学正式诞生。1963年12间新教室落成。以后各期新校舍先后完成，初具规模。1965年教育部来函欲租9间教室开办“综合中学”，以容纳因自动升制而激增的华小毕业生。为董事会所拒绝。1973年学生开始增加，成立建校委员会。1978年新校舍及图书馆落成，迁入上课，学生增至420名新高。 |
·本表整理自《独中今昔》，董总1980年出版；沈亭编：《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史》霹雳董联会1975年出版；《百年育才》卷二，育才董事部2008年出版；《霹雳州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30周年纪念特刊》霹雳董联会编，未出版。
·复兴一栏“不详”者，多因有关学校采用“精英班”或其他原因，难以划分复兴的明确界线。
华文独中，经过六十年代的衰微倒退，七十年代开始奋起复兴，到了九十年代又再进入一个稳健发展的阶段。全国60所独中，人数由六十年代的不足2万人增加到目前的近6万余人（参看表4），在师资、设备、学生素质和学术水准、升学和出路等方面都在不断改善，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目前，华文独中的办学已达一定的学术水平，其统一考试文凭获得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数百所大学的承认。因此独中生有了广阔的国外升学的天地。
表4：马来西亚年全国华文独立中学学生人数（1973年-2009年）
| 年份 | 1973 | 1978 | 1983 | 1988 | 1994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 学生人数 | 28318 | 35930 | 45890 | 49567 | 59773 | 54152 | 53258 | 53635 | 54048 | 52850 | 53005 | 53402 | 54755 | 55818 | 58212 | 60532 |
资料来源：董总提供。2009年2月25日 。
结论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这一现实是从英国殖民者大规模引进华人与印度人劳工后就已经形成了。然而，在殖民时期，马来半岛的三大族群在文化上并没有大的冲突。首要的原因是殖民者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各族群进行统辖，各族群间联系并不密切，特别上文化上的关系松散；其次是因为各族群地位差异不明显，文化上优越性因而也无从体现。如果说存在文化优越感，那只能是指殖民者而言。第三，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群体并没有实行强制的文化同化政策，即使有同化现象发生，它使用的也是软实力。被殖民者以拥有殖民者的文化符号（语言、文字、服饰与习俗等）而自豪。自今天，在马来西亚上层社会的交流中，英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华文中学的改制过程中，部分董事会的成员对于最初的英文教学媒介并没有多少抵制情绪，而是乐观其成。正如甄供所言，政府推行华文中学的改制，以英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当时也迎合了某些华人的需要。对他们来说英文是国际的重要语文，华文中学改制后还是有华文科，这也证明当局并没有忽视华文的重要性。[13]当年霹雳独中复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仲轴也认为华社的上层人士认同以英文为主的钟灵中学办学路线，因此才纷纷接受改制。[14]它应该符合一般的文化认同趋向。
然而，随着殖民主义的式微，马来亚的独立，马来人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民族，其它族群与马来人的关系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这里立即就会产生问题：其它族群如何处理与马来族群的关系呢？在独立之初，看来各族群都没有做好准备，其中当然也包括马来人。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心理上，而且包含理论上的因素。
就马来人而言，他们在独立上台伊始，一方面控制欲在膨胀，另一方面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是文化不那么自信，其结果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急速而人为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具有身份规定性的文化也与权力放在一起供入神龛（国家化）。如果说马来人在社会中占绝对优势也就罢了，可惜新马华人一起足以与之竞争，势均力敌。这种态势更加剧了他们利用国家权力获得一切、稳定一切的急迫性。所以，马来人统治者准备用10余年时间消灭已经在马来半岛存在近两个世纪的华文学校，甚至公布《国家文化政策》试图剪除华人几千年的文明，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就华人而言，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拓殖与去殖民化等重要方面都做出过巨大贡献，本该与其它族群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它在独立之初即报着乐观的态度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幻想着与巫统、印度人国大党共治天下。不过，华人也认识到自己的非土著特征，愿意以某种程度的妥协换取主人翁的地位。再者，华人虽有古老的文明，但在晚清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经常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海外华人当然最清楚这一点。所以，当最初让华文学校向英文学校改制时，华社虽有不满，但也没有强烈的反对。毕竟这种让步在当时在华社看来并非根本性的。
然而，随着马来人精英统治的日益稳固以及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政府开始尝试全面的文化同化政策和经济上的重新分配政策，全面挤压华人社会地位改善的空间，阻断其发展的渠道，并对敢于抗争者予以打击（“513事件”）。这种状况与华人的期望相去甚远，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即便是原来在华文中学改制问题上与董教总意见不同且是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马华公会也是如此。在“513事件”后，马华公会主动召开华人团结大会，其教育委员会积极参与独中复兴协商。看来华社是开始深刻省思自己的角色身份以及前途与命运的时候了。
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使华社日益清醒起来。他们认识到华人只能是华人自己而不能成为他者。作为自身身份规定性的东西既不能转让或主动放弃，他者也无权剥夺。这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基本原则。所以，保持华人文化、自主发展、自己掌握命运就成为华社的共识，减少对他者甚至是政府的依赖应该是明智的。基于此，号召华社团结、复兴独中、创立华文专科学校、继续申办独立大学、举办华人文化节、保护义山、
抗议华小以英文教数理政策等，无不反映了华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以及对文化侵蚀行为的反抗。华人文化认同的加强，与当局的政策失误有关，与马来人的急功近利有关。
因此，华文中学在单元种族政策底下被迫改制，华社在各领域的利益也受到打压，华文独中复兴作为爆发点，超越了华教的意义。在这关键时期，独中复兴运动的领导者，采取不直接与政府抗衡，而是“以建设对付破坏”的斗争策略，促使长期以来对政府不满的弱势群体群起支持这一项复兴运动，以示反抗政府的不公平政策，独中复兴运动变成了一个族群捍卫基本权益，争取公平合理社会运动的平台。
华文中学的改制和复兴，反映了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为捍卫与发展本族群的语言和文化，争取本族群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益，乃至争取实现一个多元开放社会的斗争。这也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尤其是华教工作者以及华文独立中学的办学者所追求的目标和致力实现的理想。
[1] Shu Yan-Tsiao & Ser-Koon (edited) 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3]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Appointed by the High Commissioner in Council to consider ways and means of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utlinted in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in the Context of the Diminishing Finacial Resources of the Federation 1954, Government Press, p.6.
～来源：《东南亚华文教学概况及展望》（出版：董教总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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