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泛口号，政治需要
2012-07-24 星洲日报/言论版
～作者：林明华我们经常要為“团结＂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最近，国家语文出版局总监指争取多元教育是沙文主义，巫青团团长凯里则重提单一源流学校的主张。虽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但仍激起阵阵涟漪。
单元教育的思维乃至一连串朝向这一目标的举措，并非政策偏差这麼简单。事实上，这是1970年代开始，政府致力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体现。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通过了以马来文化与伊斯兰為核心的“国家文化＂3大原则，正是瞄準著这个长远目标。四十多年来，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也至今餘波荡漾。
翻开世界歷史，“民族国家＂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确定其地位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高涨，殖民地纷纷争取独立，“民族国家＂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摆脱殖民统治，不啻是世界民主人权的一大跃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民族主义＂也不例外。不少在二战之后取得独立自主的新兴国家，旋即出现了如何建立“国族＂的激烈争议，并因此而引发了相互的猜疑和敌视。
新的政权在掌权后，即“理所当然＂地认定，所谓“国族＂，应该属於同一民族；如果不是同一民族，那少数的民族就必接受同化，才能成為这个“国族＂的一分子；否则，就是“非我族类＂，有碍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也就无法公平地享有作為公民的基本地位和权益了。
讽刺的是，同化未必可以带来和谐与团结，反而製造了某种霸权行為。更糟的是，在别有居心的政客煽动下，甚至爆发血腥的冲突和动乱。曾经发生在印尼的悲剧，就是活生生的写照。
这说明了一个真理，即塑造“国族＂的政策，如果不能建立在尊重、平等的基础上，即便形式上的“国族＂形塑了，但还是会有人在“国族＂中作新的标準和划分，以致一些人因為他的祖籍、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而沦為次等“国族＂（公民）。
一言以蔽之，当教育政策仍无法落实尊重与公平的原则；当文化政策仍无法跳出种族的框框，任何所谓促进种族和谐和国民团结的主张，都不过是空泛的口号和政治需要而已！（星洲日报／云淡风轻‧作者：林明华‧《星洲日报》执行编辑）
请为华教求大同
2012/07/24 南洋商报/社论
马六甲董联会星期日召开年度大会，数名具有马华背景的华小董事在会议上对董总公开表示不满，他们促请董总收回指马华典当华教利益的言论，并声称在华教课题上，不只董总领袖有功劳。
马华中央领导人跟董总领袖就华教课题针锋相对的戏码，最近频频上演，从甲州董联会大会这一幕看来，这种亲痛仇快的局面，或许很快将往低层面延伸。
由于历史渊源，马华作为国内最大最久的华基政党，其众多基层领袖都是华小董事会的领导人，在这个盘根错节的背景下，要是将董总和马华的不和带到地方基层，这把火或许将一发不可收拾。
“穷不能穷教育”一句话，足以道明华人对教育的重视，因为这样，在全国大选迫在眉睫的这个时候，华教课题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不常出现的时机底下，以为华教请命为唯一存在理由的董总乘势全面出击，实乃无可厚非，而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的马华不容许任何方面质疑其维护华教的诚意，也是想当然的事情。
若说马华在维护华教上一无是处，是决然说不过去的。从大处着眼，马来西亚目前仍是是继中、港、台之后，华文教育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不过，华小在硬体设备和师资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华文教育在中学阶段断层的窘境，毕竟还是华社和华教人士心中的痛。
自从政府承认中国多所大学的文凭之后，马来西亚的确出现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那就是华小和中国华文教育的文凭都受到当局承认，然而，衔接这两个华文教育阶段的独中统考文凭，至今仍不受政府全面认可。
不久前，政府宣布统考生可以申请进入师训学院，条件是他们必须考获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国文科优等，政府这项局部承认统考文凭的举措，一度让华社感觉雀跃，不过，政府全面承认统考文凭，始终才是华社的最大期望。
身为捍卫华教的压力集团，董总鲜明的立场未曾改变，她在捍卫华教，不让华文教育节节败退方面的确功不可没，可是，在政治现实下，要华教事业收复失地或取得突破，始终需要依靠政治力量的支撑和协助，否则难以成事。
董总和政府华基政党的相互配合，在华教权益的争取上是至关重要的，任何方面的意气用事，只能够使原本已不好办的事情更复杂化；“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逆耳忠言，对任何人都说得准。
董总因为华教而生，马华也誓言与华教共存亡，既然如此，两者就该殊途同归，存小异而求大同，携手为华教请命！
“表态模式＂已图穷匕见了
2012-07-24 星洲日报/社论
马六甲董联会常年代表大会日前召开，针对马华是否对社会有贡献，甚至有没有“典当华教＂，出席会议者始终争论不休；值得注意的是，其实马华在华教的角色扮演，并非董联会开会的主要议程，而是部份身兼华小董事长或董事又具马华背景的代表的即席发言；然而彼此却无法透过思辨激盪作共同决议，或对问题达致共识，而陷入程序操作的困境。但这也并非马六甲董联会特有的问题，而是华社政治被切割成“非彼即此＂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表态文化＂；人们常常被迫要在冲突的意见中“选边＂，宣示自己的类别与立场，包括董总退出教育圆桌会议引发朝野对立互控，日前削减老人院福利金事件，都是这类表态文化的產物。
相对於“表态文化＂的流行，也意味著我们的“讨论文化＂在退化。原因是强调表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图以类别立场来引导讨论，甚至压抑其他的不同意见。其结果可能使不同意见不能充份表达，致最终无法作出最合理的选择。尤其恶劣的是，这种类别表态者往往也自视為道德表态，通常在凸显“是＂或“非＂的单面价值，对於面向比较复杂的议题，就很容易造成观点的简化，而无法在不同的纵深或广袤上作综合考量。试想，这就好像用解答“是非题＂的方式来处理“选择题＂或“问答题＂，不仅妨碍思考，又如何能得到好答案？就过程而言，这更不合乎民主精神；就结果而言，这不合乎理性选择原则。
以教育圆桌会议引发的议题為例，董总选择中途退出，当然有其不得不然的道德立场，但若教育部坚持既定的教育政策，此事由政治人物拍板即可，何需邀集民间团体提供意见？再以削减老人院福利金為例，政府强调提供给老人的年金政策不变，每月每人发300令吉，迄今未有分毫少给；按照官员的说法，目前闹得拂拂扬扬的削减老人院福利金一事是大马中央福利理事会所為，与政府无关。如果实情确是如此，则中央福利理事会须对属下百餘所幸福老人院“缺钱＂一事负责，现在最主要是交代福利局发下来的老人年金的流向；但福利理事会拒绝调查，无异把责任完全推到仅扮演协调员的官员身上，自己却迴避了事，这对政府当局又岂公平？试问，若连朝野对老人年金的发放都无法取得共识，那麼社会动不动就扣帽子、贴标签的气氛，若说全民要為老人争取福利，岂非痴人说梦？
大家应不难注意到，近年社会流失的不止是理性讨论的气氛，同时也大量流失了公共知识分子及中立的专家学者，稀士厂与国光石化的争议是最明显的例子。这并不是说专家学者分别投效了朝野阵容，而是政治上那种“非友即敌＂的肃杀气氛，一直在对意见领袖泼漆染色，曾在某一议题上支持过政府的人，立即被在野阵营贴上标签，立即列為拒绝往来户，反之亦然。久而久之，专家学者都被政治标籤钉死，或者只能远远站在外围保持旁观，以免遭到池鱼之殃。在这种氛围下，社会大眾再也不知道该相信谁是客观、谁是中立，一遇上重大争议，只能听凭民粹政客在那裡信口雌黄了。
越接近大选，这种“反智＂的操作就越明显，如今陷入“非朝即野＂的泥淖，这是民主的一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若民眾的思辨模式再被拘限於粗糙滥情的表态文化，那麼连我们正积极塑造的“公民社会＂，恐怕也将一败涂地。如果留意网路新闻的留言，各种偏激、仇恨、自大却不知所云的意见，充斥到令人惊讶的地步；政治若只能留给新世代网民这种嫉愤情绪，我们如何走向更好的未来？
要重新建立“讨论文化＂，其实不难；扬弃表态文化，回到公民社会的常轨就事论事，离目标就不远了。大家都知道人世间没有一步登天的事，眼前的问题若找不到妥适方案，就一步一步来，一次解决一些问题，只要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就算进步。这绝对比在那裡唱道德高调却寸步难移的好。我们社会的多元民主特性，早已过了斩妖除魔的阶段；政治如果要再进化，有些事必须从神桌上拿下来，用普罗大眾的智慧来解决。“表态模式＂已经图穷匕见，该向“解决模式＂演化了！
（星洲日报／社论）
教育界的不公平
2012/07/24 光华日报/评论版～作者：陈慧慧
最近与一名当了二十多年教师的老同学见面，看他意志消沉、闷闷不乐，我们便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从教育制度、课程纲要、教育政策到教师福利等，我才惊觉教育界的黑暗、偏差及失误让我这老同学受了不少委屈。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为了奖励全国中学副校长而在去年的教师节庆典宣布给副校长们一分礼物，那就是所有中学副校长可获升级为DG48。可是，最后得到升级的副校长只有行政副校长，学生事务副校长及课外活动副校长，而下午班副校长却不包括在内。这怎么公平呢？难道在教育部所有公文中称呼了约6年的中学下午班副校长(Penolong Kanan Petang)不被公共服务局承认为副校长？而只是主任？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除此之外，校长、县教育局官员及州教育局官员告诉教师们所谓的升职，从课外活动副校长升职为下午班副校长，到底是升职还是降职？若是降职，而这些课外活动副校长又没犯错，试问又有哪位课外活动副校长愿意接受下午班副校长这职位呢？
我这老同学真是受尽了委屈而又无处诉！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老同学从2009年开始当了两年的课外活动副校长，而且还因工作能力强及表现好，曾获卓越教师奖(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除此之外，老同学还因我国副首相的一项活动“一位学生一项运动”(Satu Murid Satu Sukan)，帮了州教育局官员及县教育局官员不少而获得好评。因此，在2011年的8月，霹雳州教育局提升他为下午班副校长。当时，所有的官员及校长都告诉老同学这是升职。虽然，老同学很喜欢课外活动副校长这职位，因他是主修体育系的，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下午班副校长这职位。
只升职 不升级也不加薪
但在2012 年的5月，当所有还未获得DG48 级的副校长被通知去怡保领取委任升级DG48的信件及可获调薪，而这调薪日是从2012年1月1日起时，我这老同学竟然什么也没得到！原因是他已是下午班副校长。更可恨的是，这些副校长当中，有的当上学生事务副校长只有区区4个月！有的当上课外活动副校长不足两个月！这些副校长年资尚浅又还未看到有什么成绩就已获升级再加薪；反之，我老同学曾当了两年的课外活动副校长，并表现优越，还曾获多方的好评竟然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现象在私人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打击对老同学来说实在太大了。其家人、亲戚，甚至朋友得知这消息时也觉得十分惊讶。大家看着老同学一路的努力及牺牲，竟换来如此的不公平都为他感到愤怒，怨言四起及对我国的政府感到失望！所谓：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让马儿吃草！这叫人怎么能接受呢？
一位对学生、学校、教育充满热诚及愿意为教育下一代牺牲时间，甚至家庭而不求回报的教师竟然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叫老同学怎么不失望、不沮丧？叫他怎么再振作起来呢？老同学的牺牲，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现在，还成了同事们的笑柄，教育界的笑话！难道不是吗？只升职；不升级也不加薪？这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呢？看来，教育部及公共服务局应该坐下来开个紧急会议，尽快解决问题。因为，这现象已让不少教师“看在眼里，明在心理”。现在已有许多教师认为“能少做就少做；可不做就不做”！甚至有教师认为，为学生、学校多付出或多做些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因教育部高官根本不会知道也不会在乎。升职、升级或加薪都是看命运的安排，而不是看你所付出的！让教师们有如此不健康的心理及想法，实在是教育界的失败，也显示了政府的无能！
看来，这失误及偏差的后遗症可大可小。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本来是一番好意希望给中学副校长奖励，但到头来却因没有妥善的处理而造成人民的埋怨。所以，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这不公平的现象，公共服务局官员及教育部官员不应再互相推卸责任，而是该勇敢面对自己的失误。他们应该承认已称呼了约6年多的“中学下午班副校长”这职位及让他们也同样的可以享有升级DG 48 及2012年1月1日起的调薪。
转载自：本地报刊/评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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