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单元思维与国民团结的矛盾
方 山
一.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度
统计资料显示，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2000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不同的民族组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国情需要建立起与其相符合的制度和推行相适应的政策。
在这个绝大多数国家内部皆存在多元民族的世界上，我们马来西亚也是其中的多元国度之一，与其他各国都具有共同性；但在共同性之中，我国具有本身很强的特殊性。
我国之前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现在称马来西亚（也就是不包括已独立了的新加坡的马来亚联合邦，但加上了砂拉越和沙巴两个地区），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世界上各种文明在此交汇、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尚且国土不连成一块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极为特殊的。因此，处理好我国的国民团结问题，带有相当普遍的范例意义。
二． 如何看待多元国家的国民团结问题
有需注意到，不少人思想上至今仍存在误判，尤其是一些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至今尚抱着单元思维不放，以为在多元国家里，其国民团结必然无从解决。他们在主观上，总想实行同化政策，以便人为地塑造一个单元的人们共同体，抹去“多元”色彩，制造“单元”外观。其实，根据学界论证，多元国家与国民团结之间并没有存在必然的对立关系；要不，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多元国家，不就大乱不止了吗？另一方面，某些国家的同一民族之间，不也曾爆发对抗或酿成血仇吗？归根到底，任何国家的国民团结问题，牵涉到的是权利的平等与否，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否。假如在一个国家内，国民的平等权利得到保障，利益的分配趋于公正合理，国民团结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解决。反之，假如在权利的平等方面不能建立起来，在利益的分配方面又向某一方倾斜，民族互信、国民团结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上述国民团结的原则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独立前后，已是热门议题，华教先贤如林连玉、严元章等早已对此严肃地加以分析阐释了，无奈从摆脱殖民统治取得国家独立一开始，权力当局就抱着单元思维，推行单元化政策，国民的平等权利，利益的公正分配等问题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导致50多年来，国民团结和民族和谐问题并未能达到预期的应有境界。
三． 单元思维
在治国方面，权力当局的单元思维表现在方方面面，以下仅就教育方面所推行的单元化政策及其引起的社会激荡略作探讨 ——
1. 建国与制定新教育法令
回顾历史可知，独立前，英殖民地当局独尊英语教育，至于华校、淡米尔学校都被贬为低人一等的所谓“方言”学校，令人民普遍不满。压迫与歧视必然激起反对和抗争，例如，当英殖民地当局公布施行大力加强英化教育的《1952年教育法令》时，立即引起全马广大人民的反感，鉴于本身的文字和文化即将濒于被消灭的境地，华印社会团体莫不起而抗争和反对。但是，英殖民地当局却进而炮制《1954年教育白皮书》，准备在以所谓“方言”为媒介的华、淡学校设立和扩大英文班来吞食华、淡学校，威胁华、淡学校的生存，因此，反对殖民地教育法令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直至1955年8月联合邦举行大选，华巫印联盟获得了巨大胜利，掌握了联合邦的自治政权后，全马各族人民、特别是华族社会始将反对的心情转变而为期待。因为联盟在之前的竞选纲领里很明确地宣告，一旦执政，将准许方言学校正常发展；各民族的学校，语文及文化，将予以鼓励，等等。
联盟政府为了履行重新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的诺言，于1955年9月30日，成立了以教育部长拉萨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经过半年，委员会终于草成了一份新的《1956年联合邦教育委员会报告书》。该委员会为表示尊重民意起见，先后两次邀请联合邦华校董总、教总、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及泛马英、巫、印校教师会代表会商，征求意见。最后一次是于报告书公布的前一天(5月6日)，但出席之华校董教代表、马华公会秘书陈东海及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代表，事前都未有阅读报告书内容，未能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声言保留发言权。但当局经过了一番“民主手续’后，迫不及待地于翌日(5月7日)即将报告书全文正式发表，并且顺利地在5月16日的联合邦立法会议通过接纳，同时宣布1957年开始实施。
2. 建国后，单元化教育政策继续推行
这份《（1956年）拉萨报告书》在总体上避开了原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叙述方式，但在思维上和政策上却不能不被视为殖民地单元化教育政策在新时期的延续。
首先，报告书并没有确立独立国家的“平等对待各源流教育”的多元思维，而是主张建立“标准学校(以巫语为教学煤介)，标准型学校(以华语、淡语及英语为教学媒介)及非标准学校”的教育系统，这种系统的学校，仅视名称上的分别，就含有不平等的意味。
人们看到，所谓“标准学校”、“标准型学校”和“非标准学校”的差别，明显是搬用殖民地时期“官方学校”（英文）、“本地学校”（马来文）和“方言学校”（华、淡文）的等级差别。不幸的是，它竟成为独立后换个名称的“国民学校”、“国民型学校”和“独立学校”的等级教育体系，推行不误，沿用至今。
其次，报告书也没有确立独立国家的“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制度”的多元思维，而是主张追求“最终目标”的单元化政策。
报告书把殖民地时期（《1951年巴恩报告书》）的英语“最终目标”移植过来，在第12条写道，“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把各族儿童纳入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教育体系，虽然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不能过于仓促而必须逐步推行。”
国语，即马来语（当年译为巫来由语或巫语）。提倡和确立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制度，各民族都应 抛弃成见，欣然接受，共同支持，这没争议。但是拿着“国语”当令箭，以取消其他民族同胞的语文 (母语)教育，尽管是“不能过于仓促而必须逐步推行”，慢火煮青蛙，也是在损害国内多元社会的基本人权和民族和谐，维持殖民地时期分而治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如此下来，可以断言，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无论如何也是兴盛不起来的。
第三，报告书把马来语尊为“国语”，把英校与华、淡校同列为“标准型学校”，表面看来颇有新意，实则不然。英语在长期的殖民地时期是统治者的语言，独立后又是法定官方语言，实际地位不亚于甚或超过“国语”，华、淡语文难望其项背。因此，在推行新教育政策的即将到来的时日，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只能是华、淡语，一旦华、淡语消亡，作为“国语”的马来语也将难逃厄运。
当年教总主席林连玉将上述政策喻为“网鱼政策”：有关政策以巫文教育为网，以华文教育为鱼，以英语教育为锅，把巫文的网，网取华文的鱼，放进英文的锅去烹调，等到鱼完了，网就可放在一边，然而锅中都是可以鼓腹的捞获物了。
第四，令人惊讶的是，《1956年教育报告书》的建议，原本是1957年才开始实施，可是教育当局却提前在1956年年中开始，就一连串地颁布了《初级文凭考试》，《小学升学会考》，《改变中小学学业考试制度》，《中小学生年龄限制》及《教师检定考试》等条例和措施，说是要为未来的教育政策铺路。总之，这些提前推出的各项教育行政措施，仍然偏重英文教育。请看，超龄生要被淘汰（由于战争关系，华、淡学校超龄生特多）；此外，小学考试，要以选入英校Form 1就读为目标；初级文凭考试，要用英文作答，并且用英校FORM 3作标准；高级文凭考试，也要以英文作答；华文小学师资入学考试，英文科必须及格......这也是英文，那也是英文，华文印文不见了踪迹，巫文仅是一块高高挂起的招牌而已。
四． “火炬运动”奠定华文教育不亡基础
在探讨作为建国教育政策的蓝本《（1956年）拉萨报告书》时，不仅要看到它的法令上的问题即单元思维，也要看到那些层出不穷不断推出的行政措施的“隐议程”。对于后者，不妨以当时的“火炬运动”为例。
“火炬运动”是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汇合华校董事总会（董总）及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联合广大群众的力量，共同抗争而奠定了华文教育在本邦永远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是华族维护华文教育努力中最光荣、最成功的一桩大事。请注意，这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
事缘1956年8月27日至9月27日，联合邦教育部在全马各地举行了一个“火炬运动”。这个运动是为登记适龄儿童而展开的，据官方的文告称：“联盟政府的新教育政策，旨在于最近的将来使每年正月1日达到6岁至7岁间之每个儿童皆有机会进入其父母所选择之学校肄业，所以教育部长必须知道彼等在何地出生，俾便在各地筹建校舍容纳适龄学童；此外，文告又说，尚须明了各家长代其子女选择之学校类型，以便筹划将来师资训练方针。”
由于殖民统治时期，英校是官方的宠儿，英校生升学、就业都占绝对优势，有好些家境较好的华人家长都想送其子女到英校读书，但这事并不容易，必须经过许多麻烦手续，甚至左托朋友，右求亲戚，疏通协助，很吃力才获得一个学额。职是之故，有些官员就凭着这一个部分“事实”，以为来一次“儿童登记”，包管报名入英校者异常拥挤，其数字必定惊人。这些官员信心满满，以为这样一来，华人所谓“爱读母语母文”的口号，岂不是要不攻自破吗？这便是华人对官方推行“火炬运动”所具有的“隐议程”的一种看法或者透视，因此便争锋相对，发出了“华人读华文”、“爱护母语教育”的运动。
“火炬运动”在教育上说是正确的，有道理的，为入学儿童未雨绸缪，但是，从官方的行政措施上检查，问题就清楚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此一运动推行时，官员们分配的登记站却是英校占了90%，联合邦首府的吉隆坡市区，华校登记站只有寥寥的三数间而已；至于登记工作人员，却全部是英校教师。在这种处理下，怎不令华人产生疑虑呢？现实环境的事实告诉人们，热闹的城市区里，华人通常占很高比例，当局不在华校设登记站，理由何在？况且工作人员都是不懂华语华文者，怎叫华人家长去登记呢？所以，华社方面，为了维护民族教育的应有地位，为了争取华文教育的正常发展，对于这次的登记工作，便积极地争取主动权予以开展和转向。除了在各州分别向教育局交涉，争取在华校设登记站外，并在各地召集相关团体，举行代表大会，组织志愿服务队，自发地起而服务，深入乡村，广泛开展家庭访问。志愿服务队一方面为政府宣传儿童登记的重要性，劝告一般家长为适龄儿童依期登记；另一方面为民族教育的前途而宣扬接受母语母文教育之意义，向华人家长解释华人读华文的道理。因此，“华人读华文”的呼声响遍了全马每个角落，深深地印入了每个华人家长的脑子里。当“火炬运动”开始后，各地华校登记站人如潮涌，工作人员几有应接不暇之概。
眼看华族家长的觉悟提高和积极表现， 9月8日，据说联合邦教育部一位官员别有用心地向报界记者发表了谈话，其中包括三点：(一)若干华人团体，几乎威胁华人家长，促其子女选择入华校；(二)只要宣传工作是在学校登记站以外的场所进行，法津并不能禁止关于教育方面之宣传工作；(三)家长们实不应听取那些人的宣传，家长应可以自由为其子女选择所入之学校，如因为那些人的宣传，而将其子女送入“不对”的学校，则是一件悲哀的事，云云。
这次“华人读华文”运动是非常成功的！为了巩固这场胜利的成果，各华校招收一年级新生虽早有定额，但都本着来者不拒，尽量设法收容新生。纵使当时学额有限，有关各校也会尽量设法，或扩建教室开设新班级，或与邻近学校配合调整班级数，庶不辜负家长的一片苦心。但据华教界人士反映，好些教育局官员对于有关华校所提出的开办新班级之申请，处处为难。官员们对新的华文中学或班级的申请（未有要求政府津贴），更是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因为申请人不同意强迫学生参加以英文出题及作答之考试云。
因为当局举行上述“火炬运动”存在许多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措施，而教总、董总便提出交涉，但政府负责人的答复是：“儿童入学登记，系属于学生家长的事”，有意排挤教总和董总，谁知全马华人学生家长们倒能抓住时机，发挥有组织才有力量的道理，所以“家长公会”有如雨后春笋，各地均组织起来，成为以后维护华教的董、教之外又一股重要力量。
五． 单元化政策导致抗争连年
国家宣布独立那年，政府基本上接纳独立前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的建议，颁布实施《1957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Ordinance,1957） 。此后，政府颁布和实施的教育报告书或教育法令，主要计有；
1. 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Talib Report）；
2. 《1961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1961）；
3. 1971年《阿兹报告书》（Revised Report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Teaching Services,Weat Malaysia）;
4. 《1971年玛吉报告书》（Majid Ismail Report）;
5. 《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书》(Report of the Cabinet Review Committee on Education,1979)；
6. 《1996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1996）。
从《1957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一脉相承两个原则，一是国家的教育体系是有等级差别的，只有国民学校才具有正统地位，其他属于国民型、独立型的学校都不是正统的，地位是有别的。二是只有国语（小学是马来语，中、高等教育以英语为主）为媒介的学校才是官方的最爱，华、淡语文学校被目为异端而遭边缘化。所有这两个不平等原则，都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单元政策的产物，又是《（1956年）拉萨报告书》所未能排除的（正如上文所述）。
独立以来，由于权力当局在教育领域推行单元化政策，导致抗争事件连年不断，举其大要，计有：1957年华文中学学潮、1958、59年的华文教育大会、60年的反对华文中学改制、61年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62年严元章被禁止入境、67年独中生被禁止出国深造、71年沈慕羽被捕，独中复兴运动开始、74年独立学院计划被拒绝、77年4千华团响应独大盖章运动、78年创办独大被拒、80-81年3M课程，独大败诉、83年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出、85年反对综合学校计划、87年华小高职风波及华教领袖被捕、89年小学改为5年制事件、92年董事会主权事件、96年宏愿学校计划出炉、99年董教总母语教育宣言、2000年华社反对宏愿学校计划、01年白小事件、02年数理英化事件、04年及以后华校迁校课题，以及最新的2012年华教救亡运动的万人325抗议大会，等等。
六． 使国民学校成为家长首选的提出
有需回头说明，“火炬运动”固然奠定了华文教育在本邦永续的基础，但华小在《1961年教育法令下》接受改制后虽具有宪法上的一定地位（国民型学校地位），但部长被赋有权力引用21条（2）的条文来“变质华小”，也使到华社一直坐立不安。直到1996年新教育法令出炉后才取消这一“威胁性”条文，算是政府迈向开明的第一步。然而，除去了拦路石，华小的问题还是一箩箩，从面对不公平津贴的窘境到获取增建校舍拨款的困难，在在使到华社“穷于应对”。虽然在近些年来，华小有获得一些小进展，已从独立时的1284间增至1291间，但师资的短缺和当局委派不具华文资格的老师到华小执教却显得越为“严重”起来，正日益威胁着华小的“华文特征”。如果政府未及时纠正偏差，将会使到国内的华文小学有变质的“危机”。
在2004年3月间举行的大选中，国阵再度获胜上台。4月24日及25日，由亚洲策略与领导学院（ASLI）、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主办的“马来西亚2004年教育峰会”上，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为该教育峰会开幕时，强调必须改进我国的教育素质。同时也表示，在确保国民型学校的现有地位时，有必要推行必需的改变和革新，以使到国民学校成为家长首选的学校。第二天，教育部长希沙慕丁在该教育峰会的闭幕礼上再次强调，教育部将采取措施来使到国民学校成为家长的首选。
在2004年3月间举行的大选中，国阵再度获胜上台。4月24日及25日，由亚洲策略与领导学院（ASLI）、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主办的“马来西亚2004年教育峰会”上，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为该教育峰会开幕时，强调必须改进我国的教育素质。同时也表示，在确保国民型学校的现有地位时，有必要推行必需的改变和革新，以使到国民学校成为家长首选的学校。第二天，教育部长希沙慕丁在该教育峰会的闭幕礼上再次强调，教育部将采取措施来使到国民学校成为家长的首选。
政府要改善和强化国民学校，不会有人反对。然而，人们心里却非常担忧。不妨看看教育部官员在国会答问时提供的数字，即关于第6至第8大马计划下全国各源流小学的发展拨款（1991-2005）：
1991-1995 ； 国小 —— 89.72%，华小 —— 8.14%，淡小 —— 2.14% ；
1996-2000 ： 国小 —— 96.54%，华小 —— 2.44%，淡小 —— 1.02% ；
2001-2005 ： 国小 —— 96.10%，华小 —— 2.73%，淡小 —— 1.17% 。
作为国民型小学的华、淡小，其所获得的拨款委实太少，不成比例，政府又如何“确保国民型学校的现有地位”呢？政府要改善和强化的是否只限于国民学校，而不包括国民型学校呢？要使国民学校成为家长首选学校是否意味着要使家长不选其他源流的学校呢？是否意味着教育部将只着重照顾国民学校而忽略国民型学校的需求呢？举个实际例子，教育部是否会替国民型学校培训足够的教师，以及是否还继续限制在需要国民型学校的地区或新住宅区建立新的国民型学校呢？还有，为什么不准让新的独中兴建也不准旧有独中复办？为什么不能拨款给独中？为什么原华文改制中学的华文课程、董事权力日益被削弱，而学校又没有获得正常的拨款呢？
依据常理，政府所要强化的应该是所有的学校，而不应仅限于国民学校。现在政府一再强调要使国民学校成为家长的首选，隐藏的难道不就是单元政策的“强化”吗？正如当年5月7日董教总发表的文告所指出 的：
“长期以来，各种不认同母语教育者的言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只有国民学校才能促进国民融合与团结，其他源流的学校只能造成各种族之间的隔阂和分裂。事实上，这是当年英殖民主义者为分化我国各族人民，以达致其分而治之的目的而炮制出来的谬论。一些种族极端份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大力推销这个谬论。当时，它遭到了母语教育工作者和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最近，某些人又重提类似的谬论。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之所以要使国民学校成为家长首选的学校，是否也是以这个假设为理论基础呢？”
七． 多元思维的生命力 在单元政策的长期打压下，华、淡文教育在逆境中挣扎生存，却也日益发展。以小学为例，至2010年，华小有1291所，学生约64万人；淡小也有523所，学生10万出，华小、淡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25%。华、淡小坚持的是母语教育，民族权利平等和国民团结的多元思维，它的生命力是越来越旺盛的，不是以某一种族至上为考量的单元政策所能压服的。 人们注意到，华教的成长尤为值得赞许，在华教问题上，华社最能体现群体的凝聚力，在华社的护航下，任凭风吹雨打，华校办得有声有色。踏上本世纪，原有的1千2百多所华文小学与60多所独立中学不但完好无缺，而且大多 数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绝大多数华裔家长选择让孩子接受至少六年的小学华文教育。不仅如此，华社近年内甚至创办了南方学 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等高等学府，成功建立完整的民族特色的多元教育体系。 根据新纪元院长莫顺宗曾对“非华裔学华语趋势”的研究可知，上个世纪末以来，非华裔学习华 文渐见潮流。到华小求学的非华裔子弟逐年增加，这可从下表看出 ——
资料来源：1989至93年之统计数字为当时的马来西亚副教育部长冯镇安提 供，见《南洋商报》1993年10月17日，转引自《九三年华教节特辑》（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93年2月18日），页94；1994至98年之统计数字则由马来西亚教育部提供，转引自《华小之声》第三期（董教总华小工委会， 1999年2月），页18。 由上表来看，1989年非华裔学生仅占华小学生的3.048%，但此後人 数与比率逐年上升，到了1998年占华小学生的8.657%。至於 1999至2002年的华小非华裔生确实人数，尚未见教育部或其他有关单位的公布，但依照整个发展趋势来观察，非华裔学生的人数与比率应该是继读上扬的。 事实上，与马来文和英文相比，华文在马来西亚是弱势语文，并且长期受到压制，非华人学习华文，当然是 深受华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欢迎的。 华校主要是获得华社的广泛而热情的支持，但更应看到它的优点和特点，那就是办学认真，学风良好，文化气息深厚，加上它注重华、马、英三语学习，让马来、印度和其他民族家长越来越有信心送子女来读。 针对在“国小设华、淡语班”、“国小成为家长首选”的政策措施，数十年来全力捍卫华文教育的董教总， 就显得非常审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部1995年计划将华文纳入国民小学的课程内，供就读於国民小学的各族学生，特别是马来 学生选读的事件。董教总於计划公布後即表明立场，认为此计划会对华文小学产生不良影响。其一，国民小学并没有足够的华文教师，教育部可能会从已闹师资荒的华文小学抽调教员（事后证明果真如此）。其二，原本打算送孩子到华小的家长，可能改送孩子到同样设有华文科的国小，可是仅得一科华文的国小，根本不能算是真正的华文教育。当然我们也许可以批评董教总的立场太过一面倒；可是如果从整个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来看，董教总的忧虑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就算时至今 日，单元政策还在强势推行，当权者对华文教育的态度，依然未能令华社真正放心。 八．小结 我国是个无可争辩的多元国家，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多元内容。显而易见，在教育领域不能不具备多元思维，为了国情需要和团结国民，确认“平等对待各源流教育”原则，建立 “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制度”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我国独立50多年来，单元思维对国民团结所造成的消极面是无法否认的，为了国家前途和国民团结，但愿掌权者以民意为依归，能以最大的勇气进行政策“转型”，扬弃单元思维和政策，转而确立多元团结的方针政策。 |
～来源：《华教发展与研究》（第1期）——2012年 董总出版
赤道论坛/读书交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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