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27 星洲日报/国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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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继焦（前排中）在主讲结束后与马大讲师、嘉宾和研究生合影。 前排左起为华研副研究员何启才、主持人张惠思、马大中文系主任 祝家丰；前排右为马大语言学院高级讲师王晓梅、中文系高级讲师 潘碧华和语言教育系高级讲师黄雪玲。（图：星洲日报） |
（吉隆坡27日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任张继焦教授说，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不是政府出资提供，而是华族自力更生，而且因为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族群关係发生了变化，华社需依赖自身的资源配置与谋求族群的发展，这表现出华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和谐、华文教育与国家教育体系的对抗。
他认为，影响大马华文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华人社会结构中富商与华社道义的关係，而这已形成“馈赠―补偿”的体系；因此，他们已不再是一介商人，他们在华团的任职已使他们出现角色的多元化，以及在政经文教责任的扩大化。
“在华社，他们不但具有传统权力，而且拥有超凡权力。”
华社存｀地位补偿’机制
他今日在马来亚大学主讲题为“大马的华文教育：华人的社会结构转型和族群认同边界”的座谈会时说，当华文教育成为“政治议题”时，这些华商自然地成为了华社教育的代言人或文化“守护人”。
“由於华社存在著｀地位补偿’机制，而富商通过｀馈赠’的方式获得华人社团如地缘、业缘的商会及血缘性宗亲会，以及宗合团体如中华公会等的｀地位补偿’。
“他们坦承的责任，不但从自己企业扩大至华团，而且责任类型和范围也扩大到华团的教育文化，甚至华人社团的族群政治行为，这不单是地位补偿，而是责任的扩大化。
“社会道义所以得以维繫，除了｀桑梓之情’也来源於某种的利己动机，而通过馈赠方式的参与，从而补偿其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实现社会｀地位补偿’。”
富商借华团入教育领域
张继焦说，华社的教育、文化等也会由於富商持续的文化馈赠，而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
他以柔佛州宽柔中学举例说明，宽中董事会成员都是成功的商人，而且大多数是新山华社重要的领导人。
“已故丹斯里郭鹤尧在1980至1990年代，担任宽中董事长，同时还是宽柔小学5校董事长，也先后担任新山中华公会、新山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或主要负责人。
他也列举更早的黄庆云，或1997年的董事长林俊民为例。他续说，富裕起来的富商通常借由华团进入教育领域，不但可保持他们在华社中的传统权力，且也可以增加他们的超凡权力。
“像董教总等华教团体，由於举著民族教育之大义（旗帜），除了体现传统权力，还具有超凡权力或法定权力。
“在华教成为族群政治之际，富商及其领导的华团，必然挺身而山並且承担其相应的政经文教等的责任。”
（星洲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