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校
2014/3/24 （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陈秋华
关闭一所学校、除去一个校名，不仅仅是在教育部的学校名单上抹去一行字而已。抹去的，是一整代人的情感记忆；切断的，是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
“我校名侨南，矗立在狮岛……”
这是侨南小学校歌的首句歌词，现在看来令人不胜唏嘘，相信曾在侨南孕育下成长的校友都会有此感触。
本报日前报道《六小学合并成三所》的新闻，内容透露了历史最悠久的侨南小学校名不获保留的消息。报道刊登后，引发不少关注，读者主要是为80年老校走入历史感到惋惜。为了保住校名，侨南校友会日前向教育部请愿，希望能有一次对话的机会，说出当年的“约定”。
同许多华校一样，侨南在上世纪80年代也因收生人数骤减而面临关闭。那时的侨南还只是辅助学校，而非政府学校。校董最终因无法筹足经费，只好将学校交给政府，条件之一是要求政府保留“侨南”校名。
坦白说，在政策改变、优化资源的大前提下，我对不时上演的学校合并和易名之事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在报道这则新闻时，最令我感到意外的不是校名不获保留一事，而是校友会在这之前竟然毫不知情。
访谈中，侨南校友会主席林永强不止一次提到，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校友会是在有关事宜尘埃落定后才接获通知，他甚至以“迅雷不及掩耳”来形容消息来得突然。林永强在说这一番话时，语气尽显无奈。
诚然，以目前整体的教育景观而论，侨南其实只是教育部众多学校中的一所，当年既然已“过名”给政府，教育部在做任何决定之前确实无需征询校友的意见。但是，制度不外乎人情，不是吗？
教育部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之前，没有直接与校友会联系并协商、探讨其他可能性就定案，在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尤其是像侨南这样历史悠久、桃李满狮城的学校，在处理上是否应该更具人情味一些？
关闭一所学校、除去一个校名，不仅仅是在教育部的学校名单上抹去一行字而已。抹去的，是一整代人的情感记忆；切断的，是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
侨南创办人王希元在二战时期宁可冒着被日军杀死的危险，也要坦荡荡地表明自己是一名教师，最后果真被痛恨知识分子的日军给枪毙了。如此对教育义无反顾的热血，令人动容，也体现了侨南的精神。如今，有关方面选择以“事后通知”的方式结束一所拥有80年历史的学校，显得仓促。
林永强说，当初他与另外三名友人成立校友会，就是因为有此隐忧，希望有朝一日能借校友之力保住学校，没想到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对话的机会。
他这一番话，不禁让我想起多年前华中初级学院和华侨中学的更换校名事件。回想起来，华中要比侨南幸运多了，至少校友能决定校名应怎么改，不像侨南只落得“被通知”的结果。
事实上，侨南从创校至今曾多次努力尝试保校，目的就是为了不辜负先贤对办学的坚持。它除了接受学校成为政府学校，也曾多次主动要求教育部让侨南搬迁以改善收生情况。
然而，反观教育部在做出合并和改名的决定时，它是否事先探讨了各种可能？以校名与侨南调转的南侨为例，该校在金炎路的旧校址一度也面临关闭的命运，并经历了保校还是保地的挣扎。但南侨在搬到盛港后，就如浴火重生的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一所学校的创立、迁移或停办，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和精神。听林永强说，侨南创办人王希元在二战时期宁可冒着被日军杀死的危险，也要坦荡荡地表明自己是一名教师，最后果真被痛恨知识分子的日军给枪毙了。如此对教育义无反顾的热血，令人动容，也体现了侨南的精神。如今，有关方面选择以“事后通知”的方式结束一所拥有80年历史的学校，显得仓促。
写这篇文章之前，听说教育部已经接到请愿书。跟侨南校友一样，我也在静心期待着教育部的回复。希望教育部这回不会再轻易翻过我国学校历史重要的一页。
地方研究与乡土教育
2014-03-23 星洲日报/评论版
～作者：安焕然
上历史课，得有个基本认识：历史是“教不完”的。尤其是当今这样一个资讯便利的年代，关键不在於学生能背记多少年份人名事件，重要的是要训练学生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思维的方法。
建议：历史可以少教一点，但老师“教书”需化抽象为具体，生动讲课。历史教材需提炼，框架要简明，內容浓缩，历史课本厚度还得减薄。至於历史事件前因后果影响的“标准答案”，评鑑时也请宽鬆一些，留多点时间和空间给学生从多元视角搜索更多信息及沉淀思考吧！
如果历史教育只剩下背啃唯一正確的“标准答案”，建议用功的学生：不要太认真。背了就忘，拿分数就好。读这样的历史会越读越愚昧。诚如威尔．杜兰（Will Durant）《读历史，我可以学会甚么？》所言：“我们对於过去任何史实的理解都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正確的。”尤其糟糕的是，威尔．杜兰指出，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的瞭解“已经被那些全然相反的证据或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蒙上一层薄雾，或者被我们自己的爱国心或宗教热情所扭曲。”
当历史教育只剩下“一个”标准答案，是何其可怕之事。然而若执掌历史教育政策的人其心態不改，官方靠不住，民间当自立。马来西亚不仅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有地方”的国家。地方乡土风情的多元展现，可破除僵化单元思维的官方“国史论述”的囚牢。投入地方史研究及乡土教育，强调其民间自主性，主要是为了抗衡和解构行政官僚体系的历史话语权，寻找官方历史论述看不到或被蒙蔽了的历史视窗。这或许也是近年来认识乡土的需求和意识大为提昇，民间社会乡土教育、地方誌编撰方兴未艾的背景內因。
如果说历史是社区住民、现代国民和作为世界公民的基本文化涵养，由生活的周遭，在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巷探寻生命的灵光，从爱乡土的歷史教育出发，到爱国家、普世关怀心境的养成，倒也是一条历史的“功用”之途。民间自动自发的乡土教育比较能“触景生情”。地方研究原本应是深化在地的人文个性及对其历史脉络的深描，而乡土教育之提倡则在於普及化，又从“和而不同”的比较中学习尊重差异，自信包容展多元。
但目前以中文论述的地方史研究和乡土教育也有其格局。其一，各地方的研究者不仅缺乏横向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缺乏纵向的宏观视野，常常陷入“就地方而地方”的狭小格局。历史研究必须致力於史料搜集，但不应只限於做史料填空的工作。人云史学、史才、史识，后两者更尤其重要。延伸而至的乡土教育，总不能落入因为“消失”才来追忆，掬一把辛酸泪，抑或纯为荣耀本家，最后归结为“这个地方最早是华人开发”的“贡献史”刻板敘述。像这样的研究“成果”，既缺乏学术回应，也少有精辟的独创见解。放在乡土教育，“贡献史”讲多了，是自我麻醉，亦难获他人认可。
其次，以中文论述的地方史研究，太过“华人”。一为大部份论著用中文书写，读者局限“懂华语”社群。若要论其影响性，把现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或马来文，这方面的努力做得还不够。二来，“地方研究”与“华人研究”的混淆。地方研究和乡土教育原本是反映这个地方的社区历史和个性为基础，具体展开这个地方的文史调查，举办艺文活动和打造在地节庆文化的社区营造，以藉此深切暸解和强化社区民眾的乡土认同意识。然而我们的地方史研究及乡土教育导览方向，常常仅著重於华人社群的人文史跡，缺乏跨族群的互动敘述与瞭解，中文版的乡土历史撰述也就与官方版的歷史权力话语，成了另一个反差失衡的倾斜。这又是另一弔诡。（星洲日报／边缘评论‧作者：安焕然‧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华文教育的前路
2014/3/27 中国报/评论版
～作者：小长今
2013年度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试（STPM）放榜，全森20名夺得全科A的优秀生，有14名是华裔学生，惟没有一名华裔学生考取华文科。
该项考试有1757名考生，报考华文科的学生仅有3人，而2014年度报考华文科將会剩下多少人？
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试总共有23项科目，被选考的科目21科，华文科的报考人数最低，3名考生之中，1人考取B+，1人考取B-，另一人的华文科“当掉了”，华文科及格率66.7%。
根据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考生反映，华文科让考生怯步，是因为程度太高，考生没有足够信心去考取与应对，学校也不会鼓励学生考取华文科，因“风险”太高了。
在现实环境里，华裔学生在大马高级教育文凭选考中文，路途须披荆斩棘，首先，校方对开办中六中文班不热衷，基于成绩会影响整体表现的考量，校方更不希望学生选考中文。
笔者一名同事申诉，在中六选考华文科，还被校內一名华裔老师责备，选考华文科，对华裔学生而言，是不容易坚持。
考试制度与教学方针不一致，也使学生无法考到佳绩，最终，华文科会败在制度上，马来西亚人的中文只会流于普及教育，无法更深入。
大环境的制度，这是华裔社群难以改变的事；更重要的是“自我消磨”，在现实环境下，华人对选考母语还能坚持多久？是谁偷走我的乳酪？
学生因何缺席？
2014-03-23 南洋商报/言论版
～作者：方城
时下学生动辄缺课，已不是新鲜事了。教育部也关注高缺席率的问题，调查发现学生不喜欢到学校，因为学校缺乏“爱”，于是乎，教育部陆续推出了许多让老师展现“爱”的计划，爱心学校（sekolah penyayang）就是其一。在这计划下，老师得“领养”那些据说因缺乏“爱”而不爱学习，不爱上学的学生；学校需树立“欢迎到校”的牌匾；值日老师还得每天站在校门口，欢迎学生到校，希望学生感受到“人间温情”而每天到校，努力学习。
教师反向学生请安
我实在不明白这样“表面”的行动怎么会让孩子喜欢学习？如果老师不能尽力教学生明辨是非，不能想方设法教学生掌握知识，这样的门面举措是没必要的。本来，学生见到老师就应请安的，现在为了展现老师的“爱”，竟然要老师向学生请安问好！这是哪门子道理啊？老师为教育鞠躬尽瘁，但沦落到要向学生请安，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的措施。
最近，我发现学生不爱到校其实是父母造成的，以前的父母意识到学习的重要，绝不会随意让孩子缺课？
在我读书的时代，若非病得起不了床，妈妈总会把我赶去学校。老师说的话，父母也从不怀疑。如果父母听闻老师说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孩子不用辩驳，吃藤鞭就是了。
父母纵容孩子缺课
反观现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提高，父母动辄说老师坏话者大有人在。若孩子有小不适，父母就会“恩准”孩子在家休息。近年，还有父母为了要带孩子去旅行而允许孩子不到校上课的个案。父母一封让孩子请假去旅行的信交上来，老师也无可奈何。父母的这一举措，看似以疼爱孩子为出发点，实则在告诉孩子学校的课是可有可无的，上与不上，其实没什么关系。
我曾问过这些在上课日去旅行的学生，有没有一丁点的罪恶感？他们告诉我说：开始是有的，久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如此看来，孩子不喜欢到校，其实与学校的任何计划都无关，反而是父母的宠溺让孩子放肆了。
当我们一直谴责学校教育如何不当之际，家长们也不妨想想自己到底是怎么“纵容”孩子，以致孩子不爱到校，不爱学习？从根本的原因去解决，总胜于实行一大堆的“计划”，既浪费人力，也浪费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