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的语言──我读《新加坡双语之路》之一
东方日报/名家 2012年3月17日
作者: 陈良
歷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成的。最近读了李光耀的新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以下简称《双语》），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这位在上世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晚年的岁月依然笔耕不輟地写下《双语》，可见语言问题是他政治生涯的重中之重。晚年回忆起这个艰辛的语言改造工程，李光耀不免老来怀慰，欲藉此书来钦定这段歷史，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这一次，李光耀又在说什么了？书名標明是「新加坡双语之路」，指意很明白，却又加了一句「我一生的挑战」，「我」才是全书的核心；但这还不够， 上头还特別加了大大的「李光耀」三字──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新加坡今天的语言教育，全因李某一人之力。说得直接点，决定今天新加坡人该讲什么话的，全都因为李某人。
这便是全书所要说的，一个语言决策者「我」的胜利话语。这样的书名（再配合封面上睥睨的肖像），带出了一个踌躇满志又盼顾自雄的模样。当然，从另一面来看，也可说这个书名折射出的是一个权力傲慢者的形象。
所有成果尽往自身上独揽
李光耀的书都有这个特点，例如十多年前他个人的回忆录，就说成是「新加坡的故事」。读这本新作《双语》，比起前书更能感受到「我」的笼罩与支配无所不在。全书严然是以一个家长口吻的施惠者来说话的，例如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我要求马来亚大学开设大学先修班让华校毕业生攻读，我让政府部门录取南大毕业生的人数，超过马大生。我提供奖学金给优秀华校毕业生到新大和外国深造，我给优秀南大毕业生奖学金到外国读研究院。」（页62）
这段文字是非常典型的「李光耀体」──「我要求」、「我让」、「我提供」、「我给」……我我我我，连下四个「我」字，一口气读下，可强烈感受到李氏的自我极大化，直叫人透不过气来。
李光耀是最高的裁决者，又是成功的政治人物，他当然有资格这样说，也有条件这样自我高估，甚至自我吹捧。但读者必须意识到，这样的自我高估睥睨一 切，其结果必然是看不到週遭的其他人，低估了別人的智慧，甚至蒙蔽了事实的复杂性，到最后便不自觉地把所有成果尽往自身上独揽。例如再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3年）为了要舖平（新马）合併的道路，我劝新加坡人民接受马来语为国语。」（页39）
看，又是「我劝导」的大家长口吻。李氏或確是有「劝」过，出过一些力，这是事实；但事实的另一面，从二次战结束到整个五十年代，新加坡的华校生以及 左翼早就有推动马来语作为国语的热潮了，这是当时反殖运动的部分內容。没有了这个歷史背景，国语就能靠李某人「劝」出来吗？如此「理直气壮」地將歷史趋势 和群眾运动的成果归之於余一人，显然是过度自以为是地把「我」放在歷史的中心的结果。
明白了上面这个例子，便能明白《双语》全部问题的所在。读者在读《双语》时须此有自觉，才不会迷失在「我」的论述霸权中。
「希望学生学华文不流泪」
书写也是一种权力的表现。这是一部以胜利者姿態写成的书，一个胜利者以自我中心来衡量世界的故事。书中展现的是语言改造的成功故事，笔法是很李光耀 的－－凡事都化作清楚而严酷的管理数据，朝著明確的步骤与目標前进，例如华校生英文水平提升的数据证明，特选学校精英学生的增长数据等等。
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语言政策（注意，不是双语政策）的成功，全民以第一语言的英文作沟通，一连串的成功数据等等，这些都无可挑剔。然而，这「成功」之 外是什么一回事？或者说，在这样强势的「论述正確」下，多少故事被刪去了？多少因果被顛倒了？多少的是非被混淆？又有多少的成果被骑劫？
读《双语》，让我们强烈感受，整个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其实是贯彻了李光耀坚强的意志力，以及他一生的对语言的看法。
换句话说，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基本上是依照李氏个人学习语言的经验为参照的。看李氏在一开头就这样说：「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家庭、学校、留洋，甚至日 据时代学习语文和应用语文的痛苦经验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记忆除了让我直到现在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华语，也影响了我治国的语文政和对学习语 文的看法和態度。」（页18）
这段告白是很清楚的。这点本来不关紧要，然而问题就在於－－李光耀並不是语言教育专家，而且，他更不能算是成功的华语学习者（这点很重要）。然而， 这种个人学习华语的痛苦经验和负面印象，却成了新加坡近半世纪来语言改造工程主要的参考基数，甚至还成了学习华语的典范。OMG！结果就是今天所看到的 （也是李氏所要的）新加坡语言生態的局面。一切的好坏成败，一切的悲喜荣辱，全都在这里面了。
我们不会怀疑李光耀学习华语的热忱，也不会质疑他政府里的语言教育家的专业。但是当李氏苦口婆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学华文『不流泪』，不像 我学华文走是一条坎坷的道路时」（页215）时，我们就知道这是根据什么经验和概念来教学华文的了；当「讲华语运动」搞了30多年，却有越多的华裔小孩的 母语变成英语时，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双语教育」是如何出问题了。然而，在李氏论述里，双语政策是成功的。而且，因为他的苦口婆心，劝导国人学华语，他反倒 成为华语的救星，成了华文教育的大功臣了。
学华文须要那么「坎坷」吗？是谁將它弄得「流泪」了？且让我们跳出李氏的思考框框和自我霸权，看看六十年代以前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人文化薈萃之地，就会知道那些「成功」是何等的荒唐。这个歷史大是大非的问题，就留到下期再谈吧。
沿门持钵效贫儿——我读李光耀《新加坡双语之路》之二
转载自：东方日报/名家 2012年3月23日
作者: 陈良
新加坡华裔馆第一任馆长潘翎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李光耀：因为某种的不安全感，使到「他不得不照自己的想像改造新加坡」（见潘氏著《炎黄子孙》）。
这句话很到位，尤其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来看，更易体会它的含意。
说实在的，读者既便啃完了《新加坡双语之路》（下文简称《双语》），还是无法明白他的「双语政策」有什么特別。中小学阶段学习至少两种语言，全世界大都分非英语系国家不都是如此吗？然而李光耀自詡为「在教育部门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瞭解双语政策」，想必是有他的一套了。
这一套，大概就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而以各族群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方式了。这个翻天覆地的语言大翻转，被曾为他作传记的戴姆斯描述为「二次大战以来，岛上居民己经经歷唯一的也是最剧烈变化的標誌」（上引潘书）。这確是世上少有的语言政策，应该是他最得意的杰作了。
教学法贯彻李光耀意识
仗恃于自身的语言经验，李光耀自认他比专家更在行。但这里要指出，华语－－在我看来其实是李光耀的第三外语（他的第二外语是马来语，不是华语。各位去看他的回忆录便可明白）。而且，华语还是在他成年以后，为了功利目的（政治需要）才被动学习的外语（情感上李光耀认为这是他的母语，这当然没问题）。
这样隔了三层的语言经验，当然是「含泪苦读」、「满纸辛酸」的坎坷歷程了。新加坡因国情需要而奉英文至上，外人无权置词。但《双语》展现了一个成年人如何將他学习第三外语的经验注入于小孩的母语教育里，既连教学方法都无处不贯彻了他的意识，確是叫人怵目惊心。
现在，新加坡人普遍能说英语，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说他的「语言政策」是成功的），但代价是大部分华人了失去了原有的华语能力（所以说他的「双语政策」是失败的）。一得一失，大部分国家的语言政策都有此两难问题，没什么好自夸的。但是李光耀却顶著「双语政策」的光环招摇，「霸佔」了华语。看他洋洋得意地说：
「（讲华语运动推行了）32年后，我们已经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境界，从多方言改成说华语的环境，新加坡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页176）
这话叫人从何说起？因为李光耀的名望与影响，这观点已积非成是，成了连学者都认同的「歷史正確」了。这里要正本清源，立此存证。上世纪20年代任教于华侨中学的谭云山，当时写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从前，听说到市面上去买东西，非用方言不行。现在在新加坡的市面上，国语（华语）很可通行。」（《南洋华侨教育论文集》，页19，1929年）这样的资料很多，曾来新马作调查的宋蕴璞，于1930年出版的《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誌略》里说得更详细：
「新加坡所用最多者为闽语，粤语次之……，而因言语不通之故，彼此情感隔闔，往往发生恶剧，各帮之械斗，即其一端也。近年来教育发达，国语（华语）又为重要学科之一，嫻习者日多，言语不能通，则改用国语代之，有识者知国语之便利，且以不能操国语为可耻，竞起而提倡之，各资本家及商店执事，皆以习国语为荣，视为一种要务，于是风气为之一变……。」
据此可知，早在李光耀出生的年代，新马华社就已通行华语了，这里有多少人的辛劳与血泪，何必等到半世纪后由他来「劝导」呢？所以，当他笔下说「如果当年新加坡没有推行讲华语运动，就没有今天（给中国官员开）的『市长班』了」（页232），我们还真忍俊不禁；再看到他说「我们设立华文B课程其实是为了挽救华文」（页204）时，再也忍不住地失笑起来了。
在「李体」的论述霸权下，所有的因果是非都被顛倒过来了。倒头来，他反成了「挽救华文」者，对于走过那年代或稍具常识的人来说，感觉还真滑稽呀！有人將你的大豪宅拆了，然后把你安顿在茅草屋里，却大言不惭地说是他给了你屋子住。世上竟有此荒唐事。
所谓的「双语教育」，书中说得很清楚，主导语言是英语，这是基本国策，永不改变。至于母语，充其量是简单应用的第二语言罢了，而且不能学得太高深，以免侵犯了英语的地位。看李光耀再三提醒：「如果你想要提昇华文，就必须放弃英文，这是不可能的。」（页239）语气很坚决。
如何「以传授文化为重」？
只是，李光耀又赋予华语重要的任务，「华文第二语文既是一个寻求自我认同的语文，它的內容就应该以传授文化为重。」（页183）因为他担心，没有文化的新加坡將「成为一个脱离亚洲人背景的『偽西方社会』，那这个代价就太大了」（页166）。
如果李的华语稍好一点，一定学过一句谚语：「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一个主张「不应该以『认识丰富的词汇和运用语文高度技巧』，作为教学目標。要学生把时间全部放在词汇、成语与文学性，是过分苛求」（页184）的语文教学，能培养出有文化鉴赏与认同的孩子吗？充其量，也只能在洋人前面认出「福」字来，然后得意洋洋地宣示自己没有「忘本」罢了（页155）。
「学语致用」到这地步，这是进步还是退步？难怪岛上新一代子民多视华语为畏途。一个在华人社会待过一年半载的老外，只要经过指点，大概也都能认出这个「福」字来。
李光耀学华语的案例，在大马多得是，效果却不同。前阵子蔡细歷与林冠英的华语辩论，两人都是英文源流者，但大家一定会同意，他们的华语绝对赛过李光耀。其中蔡和李一样，都因参政需要才学华语，但看他临场华语之流利，偶而还引经据典，拋出「八字没一撇」等俗语来。
蔡的EQ绝不比李光耀高，这点应该没人敢不同意。为何他的华语比李流利？其中重要的一点，因为大马还保有华语的自然生態，以及大马华人对待华语的心態，能够让人从容地自然习得语言，而不必用高智商来「坎坷」苦读。蔡在全国人面前自嘲「二毛子」，这是对华语掌握的自信，以及因自信而来的幽默感，这就不是含泪苦读所能做到的。
而这样的语言生態，原是李光耀掌权以前新加坡就已拥有的。正所谓：拋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转载自：东方日报/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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