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02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书评
《李光耀双语之路》27页有关1951年2月立法议会选举：“当时讲英语的立法议员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数人民毫不相干。新加坡绝大多数之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他们的政治愿望，只能通过马来亚共产党来实现。”
李光耀的这一简短表象叙述，真假参半，后一段背离历史事实，是一个完全不正确的判断。
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掩盖了好些殖民时代华人社群，在新加坡社会和政治上所面对的恶劣处境。而这一宗史实，正好具体注释了殖民政府歧视华人社群的种种政策，凸显了低层华人，也就是不会英文的非英皇陛下华人的真实困境。
讲英语的议员是代表讲英语的上中层社会，上流社会是白人统治者阶层，次之者是讲英语的非白人社会，包括海峡土生华人和英籍印度人，前者主要是商人阶层，后者主要是殖民政府官员。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因为财政困难，曾一度由在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直接统治，多年后，由于行政失效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招惹英国商人直接向伦敦提出严重抗议，之后，统治权才交回到新加坡本土的英国人手上。
鉴于这一历史因素，讲英语的印度人是新加坡殖民政府的主要行政骨干。这也是在早年的新加坡，为何官僚印度人比苦力华人要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政治权力。
马来社会，除了皇室之外，大多数马来人和不会英语的印度人和华人一样，是社会的最低阶层，没有政治权力。虽然如此，马来人在教育上，还是得到比印度人和华人更佳的优惠待遇。在这种社会架构下，不会英文的新加坡居民包括华人，是社会里受到严重政策歧视的第三等人。
种族和语文等等政策上的不公正现象，可以从书的论述中证实：“立法议会于1948年举行的选举，20万合格选民，只有2万3000人前往投票，投票人多是讲英语的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英籍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人口的6%。在1951年的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印度人数，也是完全不符合社会人口的比例。他们在竞选九个议席的22名候选人中，占了15名。”
这一段叙述，已经明明白白指出，大多数不会英语的华人都不享有政治权力，因此，这些华人完全没有机会参与1948年与1951年的立法议会的选举过程。再明显不过，第三等的华人并非“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李光耀把殖民政府歧视华人的不良政策结果，归咎于华人本身的说法，完全漠视了历史事实。
这一种不实的政治观点，也可以从1955年的选举获得证实。书中28与29页：“1953年，总督委任…林德主持检讨新加坡宪制的委员会 … 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报告书… 并定于1955年4月选举实施新的选举法。”
“林德报告书另一项重要建议，是让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这项建议使1955年的合格选民立刻增加四倍到30万人，其中包括22万5000名初次享有公民权的华人，而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达六成之多，选举的气氛立即完全不一样。”
这一史料清楚的指出，不会讲英语的华人要等到林德修宪之后，也就是1955年，才首次获得政治参与权力，而华人社会是以喜悦的心情，来迎接这些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的权力。
如果说，华人确实是对政治冷感，那么，林德建议应该是不会如李光耀所说的，改变了1955年的选举气氛，而李光耀更不会凭借华人的选票进入立法议会，从此开始其政治生涯。
事实是，1955年林德修宪之后，庞大的华人选票力量使到华人政治，崛起成为政坛上一股举足轻重的新兴势力。这也是为何李光耀要放弃原有的海峡土生华人政治组织，转而争取华人选票支持的根本原由。
史册上，这一段历史过程已经清楚交代，没有什么争议之处。
还有，李光耀所谓的‘华人的政治愿望，只能通过马来亚共产党来实现’是个人主观臆度，不能当真，除非能够提出证据确凿的实证。
实际上，历史文献呈现的确实情况却是，中华总商会在华人社群，担当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新加坡开埠当初，殖民政府先是使用甲必丹制度来管制华人社会，旋不久，改由成功的华商担任侨领，作为沟通殖民政府与华人社群的中介桥梁。
由于殖民政府对华人社群的福利不闻不问，所以侨领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各种的华人宗乡地缘组织，提供和满足华社对生老病死，文化教育等等的社会需求。
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立后，是华社组织中的佼佼者，集合了华人的其他组织，如宗乡会馆，文教组织，经济功能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进而成为单一最重要的华人权威中枢。
历史上，中华总商会作为华社的最主要团体，有着显著的贡献，比如，向殖民政府争取更宽容的公民权政策，要求接受所有居住在新加坡的各族人士都能成为国民，另外，商会也争取马来族群和华人族群都能够有足够的民意代表，以及民族代议士可以在议会使用自己的语言发言，等等的政治权力。
明显的，新加坡华人的政治愿望，是通过中华总商会，而不是马来亚共产党来实现。试问，一个转入地下活动的组织，要如何提供和满足华人群体的社会需求？
事实上，英国殖民政府也相当乐意让总商会成为华社的代言人，因为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利益分配有效的影响商人之政治观点，当然，这也是通过分化，逐步弱化华人组织，把其他没有受到英国人认同的华人团体和组织边缘化。在本质上，这是殖民政府打击左翼华人政治的战略。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李光耀的真实意图是指向陈六使和中华总商会，以及与南洋大学的关系，即便如此，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众所周知，1963年李光耀遞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这是因为在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心目中，这位既是中华总商会领导，也是南洋大学创办人的华社领袖，是一名所谓的共产党同情分子。
李光耀和陈六使之间的政治过节，还有待历史学者去进一步厘清。不过，当下可以清楚交代的是，中华总商会和马来亚共产党之间没有什么瓜葛，两者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对立的，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实践者，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事实上，总商会和中国国民党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当年的冷战思维下，国共更是誓不两立。
同样的，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共产党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华校学生运动，包括南洋大学的学生活动，其根本动机是维护民族语言文化，争取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保留自己民族的语文权力。这是维护民族权利的合法政治活动。这期间，各路政党也在积极争取华校生的政治支持，亦都是些合法的政治活动，李光耀本身就是其中一分子。
此外，另两位中华总商会领导，也同样是南洋大学创办人的李光前和连赢州，在稍后时间，分别出任新加坡大学校长和外交使节。从这三位华人社会领袖的不同人生际遇，可以知道个人和李光耀的好坏关系，才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马来亚共产党之说完全是莫须有。
历史上，华校生被共产化，共产党被妖魔化；这也就是华文教育知识分子，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新加坡政治文化。这一种偏见模糊了历史真相，尤其是华人政治在独立建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目前的市面上，充斥着好些半真半假，甚至于，胡说八道的新加坡历史评述。非常遗憾的，在新加坡的主流历史论述方面，华人政治，包括中华总商会的政治活动，华校生运动和华人职工会活动，缺乏中立，公正和学术专业的记录和评述。
转载自：新加坡文献馆/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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